解读司马昭之心:是祸心还是仁心?(5)

最后，表现在其政治斗争上的驾轻就熟。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至于诱导犯罪，然后捕杀者则是袅雄。从成都传来捷报时，司马昭不愿看到钟会将自己推向万劫不复的境地，以上善若水的胸怀，极力制止其做灭族蠢事，其用心可谓仁厚。他一边调兵遣将，一边请旨封钟会为司徒，赠爵县侯，增采邑之地万户人口，还将其二子封为亭侯，采邑各千户。同时写信给钟会：“我担心邓艾不肯服罪，特派遣贾充率领万余轻骑入斜谷，屯乐城；我自领10万大军驻扎长安，咱们相见的日子不远了。”

    这封措词亲切委婉、开诚布公的书信绝妙至极，堪称政治斗争中的书信经典。分明是断绝钟会掠取关中的后路，拉开准备决战的架势，以此警告钟会不要心怀二志轻举妄动，但是，却又不予以点破，给对方留下改弦更张的机会和重新见面、和舟共济的余地。由此，司马昭不仅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知人善任的才能，更突现出宽厚聪敏的仁智之心。

    按说，贾充、司马昭两支军队已经扼住了钟会叛变的咽喉，钟会如果谋反，必然成为瓮中之鳖。他唯一的出路，是让叛变阴谋胎死腹中，保全大节班师返回。然而钟会不作此想，反而加速了叛变进程：“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

    事实正如司马昭预料的那样，钟会谋反后，不仅魏军反对，连蜀汉降官降将及士兵也不支持。兵变发生后不久，钟会及其亲兵无一例外地倒在了血泊之中。

    艰难中的残忍之心

    那么，如此有“仁智之心”的司马昭，如何成为“路人所知”的野心家了呢？

    在曹丕之孙、高贵乡公曹髦登上皇帝宝座之后，皇权与军权分置的事实已无法弥合，只能酝酿成暴力，并以暴力求得统一。曹髦对大权旁落忧心忡忡，诚如《晋书·文帝》记载：曹髦以为，司马氏父兄三世在中枢掌握实权，政令已不由己出，更担心将来被废黜蒙受羞辱。于是，他一方面再封司马昭为丞相，封爵晋公，加赐九锡(专制社会中，皇帝对大臣封官加爵到无以复加而又不得不笼络时候，就赐给车马、衣服、乐则、朱户、纳陛、虎贲、弓矢、铁钺、秬鬯等九种物品)；另一方面，又在暗地里做着夺回权力的准备。

    自嘉平元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洛阳政变，掌握了曹魏王朝的军政大权，中经司马师巩固拓展，至正元元年(公元254年)司马昭弟袭兄职，司马氏在军队和政权中的基础已相当稳固，即便皇宫也在其掌控之中。这时的皇帝曹髦，真正是外无兵将内无臣宰的光杆司令，他能做什么准备？无奈而又焦躁中，他召来自认为可靠但手无权柄的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四人一起密谋，他愤愤地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其辱，今日当与卿自出讨之。”这段话，前一句是情绪话，后一句是牛皮话，合四人之力，不过是羊入虎口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