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宋朝的台谏制度和王蔺这个“言官”的工作作风又使流言发挥了最大的杀伤力。这也是我们所要说的第二个方面的原因。
宋代设立了御史台和谏院作为中央监察机构，合称“台谏”，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中纪委和监察部。在宋代的台谏制度中，规定“台谏官”(也就是“言官”)可以“风闻言事”，就是可以根据听到的一些传闻弹劾官员，不一定要有真凭实据，并且还规定，连皇帝在内都不可以追查传闻的来源，如果传闻失实，也不应追究台谏官的责任。这种情形搁到现在，就好比规定中纪委可以根据匿名的举报信对某位官员立案调查，甚至是直接“双规”，如果最后没查出什么问题也不用负责任。宋代赋予台谏官这样的特权，主要目的有两个：一是尽可能广地收集信息，纠正政治上的一些失误；二是可以通过街头巷尾的议论、传言，察看是否有人谋反。台谏官们有了这个特权，工作积极性不用说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然而由此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弊端，就是他们虽然敢于说话，敢于弹劾官员，但所说的话和所进行的弹劾是否符合事实却很成问题。有时候，台谏官甚至成了政治斗争或挟私报复的工具，某一派势力想要打倒另一派势力或是整倒某个人，往往就制造点流言或是写封举报信给某个台谏官，让他们去来个“风闻言事”。辛弃疾也许就是这样中了招，成了台谏官弹劾的对象，尤其不幸的是，他又偏偏碰上了王蔺。
王蔺这个人在当时口碑很不错，宋孝宗曾表扬他“鲠直敢言”，《宋史》也说他“犯颜忠谏，刚肠嫉恶”，是个有时连皇帝的面子也不给的人物。根据《宋会要·职官》(五五之三五)的记载，王蔺在淳熙八年(1181)八月份被宋孝宗破格提拔为监察御史。新官上任三把火，这王蔺是破格提拔上任的，工作热情格外高涨，放起火来一把接一把，连续弹劾了很多官员，辛弃疾恰好是其中的一个。王蔺虽然说是“刚肠嫉恶”，满腔热情、一身正气地来干他的工作的，但是我们想想，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掀起如此强大的攻击波，打击了一大片，显然不可能一一都核对了事实，其中多半恐怕是“风闻言事”。那么，王蔺所言的“事”有多大的可靠性呢？这个就很难说了。据宋代人楼钥的记载，宋孝宗曾经对周必大说“王蔺论事颇偏”(《攻媿集》卷九三《忠文耆德之碑》)，意思是王蔺这个人论奏事情相当偏激，不够公允。宋孝宗是十分欣赏王蔺敢说话的性格的，现在连他也认为王蔺“颇偏”，可见在弹劾辛弃疾这件事情上，王蔺的话未必靠得住。我们看他在弹劾时的用词：“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宋史·辛弃疾传》)--用起钱来就像用泥沙，杀起人来就像在割草！这是什么？这是明显的夸张，是文学的创作，有情感有气势但却没事实，其中只怕有根据流言的再加工也说不定，难怪宋孝宗要说他“论事颇偏”了。
可是，这里我们仍有一个疑问：既然王蔺弹劾辛弃疾“贪”、“酷”很可能存在偏颇之处，是一桩“莫须有”的疑案，那么一直“保全”辛弃疾的宋孝宗这回为什么不再保他，而是马上撤了他的职呢？要知道，辛弃疾在湖南打击贪官和豪强、建设飞虎军等行为都是得到了宋孝宗的首肯的。宋孝宗并不是一个昏庸的皇帝，如果他仅仅因为一些没有根据的流言就将辛弃疾开了，这不是有些不合情理吗？
这个问题虽然从史书中找不到明确的答案，但辛弃疾在湖南当安抚使时南宋朝廷中的一件人事安排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淳熙七年(1180)，周必大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对这个人事安排，朱熹的评价很有意思。他说：“如今是大承气汤证，渠却下四君子汤。虽不为害，恐无益于病耳！”(《鹤林玉露》卷五)大承气汤是中医方剂中一种药性比较猛烈的泻药，而四君子汤是药性柔和缓慢的补药。朱熹这话的意思，大致是说现在国家的问题很急很严重，需要下猛药，但他(指宋孝宗)下的却是四君子汤这样药性不强，作用缓慢的补药，虽然不会有什么害处，但恐怕对解决问题不会产生作用。周必大这个人我们说过，他虽然为人比较正直，在南宋政坛口碑不错，但在执政的风格上却是个温和派，一般都是小修小补、四平八稳的，所以当宋孝宗用他做参知政事的时候，朱熹说宋孝宗下的是四君子汤。可就是这个风格不温不火的周必大，却深受宋孝宗的信任。本来宋孝宗为了防止大臣拉帮结派，喜欢频繁地更换宰相和参知政事，在位二十六年，换了宰相二十人次，参知政事三十四人。然而，周必大任参知政事后，一直到孝宗朝结束，都稳稳当当的，最后一直做到了左丞相。如果我们把辛弃疾的行事风格和周必大加以对比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辛弃疾显然是属于大承气汤这样的猛药、泻药，他雷厉风行、刚拙自信，无视官场的种种“潜规则”，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他虽然立了不少功劳，但当时的南宋官场却对他有一个很有普遍性的评价：“难以驾御”(《诚斋集·王公神道碑》)，就是难以控制，不大听话。而这时的宋孝宗已逐渐失去了进取的锐气，他在用人方面，恰恰是“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宋史·朱熹传》)，也就是喜欢那些听话好控制的人，喜欢重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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