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五月二十四日，八和硕贝勒对于“不忠心效力，复为盗贼”的汉人判刑过轻，“不灭其族”，反而“杖释”，“与我诸申同等看待”。努尔哈赤为此大发雷霆，痛斥八和硕贝勒：”我殊为尔等忧虑，当唾尔等之面耳”。“尔等之审断，无从迂回，竟似牛骡一般矣”。[19] 已如前述，由于努尔哈赤推行极端错误的“诛戮汉人”政策，致使民族矛盾异常尖锐，对后金统治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八和硕贝勒的上述举措显示，他们对于这一方针显然有所保留，从而透露出后金统治集团内部新、老两代人在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价值观念等方面，存在分歧。可是，在努尔哈赤的绝对统治下，诸贝勒只有被迫遵行父汗旨令，服从父汗的意志，别无选择。
其三，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进一步加强对诸贝勒的考察与监督力度。 天命八年（公元1623年）二月汗谕，“于八和硕贝勒，设八大臣副之，以观察诸贝勒之心。”“如知其非，即责之，如不受责，则告于汗；”并“为每旗贝勒设四大臣”，向诸贝勒宣讲历代兴衰历史，有“知贝勒之过恶而不言者”，“论死”。[20] 进一步加紧对八和硕贝勒的控制，表明努尔哈赤于八旗分权倾向已颇有察觉。
其四，为适应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处理日益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民族等事务的需要，从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六月起，努尔哈赤在八旗所属各个衙门之外，另委派八旗官员，专门负责有关审案、办理库粮、分拨田舍等方面事宜，并逐步形成5个行政部门，直接听命于他。这些行政部门虽然尚处于雏型阶段，却成为天聪年间皇太极设立六部的前奏。[21]此举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努尔哈赤加强汗权的意图。
天命后期，后金汗国既获得重大发展，又由于政策上的诸多失误，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危机，后金统治者经受了严峻考验。自然，这终究是后金在不断壮大、前进中遇到的困难，与同一时期明王朝千疮百孔，难以救药的窘状，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八王共治制出台之际重要的社会与政治背景，这一新的制度，恰是努尔哈赤为扭转当时后金局势而采取的诸多对策中，十分关键的组成部分。
努尔哈赤大力集中、加强汗权与八王共治制的出台及部分实施，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显然，只有进一步集中、加强汗权，在汗权十分稳固的前提下，努尔哈赤才能放手进行政权建设的大胆尝试，宣布并部分实施八王共治制。从表面上看，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提高了八和硕贝勒的权力，但所取得的实际效果，则是通过使八王互相监督、牵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他们的分权倾向，有利于汗权的加强与巩固。
三
抑制八旗（八王）的分权倾向，是努尔哈赤制定并部分实施八王共治制的一个重要目的。
努尔哈赤在其起兵后期，对女真氏族社会中的狩猎组织牛录加以改造，创建四旗，1615年即后金建立的前一年，又将四旗扩展为八旗。八旗是将后金“一国之众”即女真族全体成员及少数蒙古人、汉人和大量奴隶尽行编入，严格控制、管理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一的组织，是后金统治的基础。努尔哈赤作为后金国汗，即后金全体臣民的父家长，拥有八旗的一切。他将八旗作为私产，赐与其子侄，使之充任各旗旗主，即八和硕贝勒。八和硕贝勒代替努尔哈赤分养国人，各旗全体人员，均为本旗旗主的属人，双方是主奴关系。各旗旗主掌握本旗军政大权，成为后金国汗之外的最具权威者，但他们的爵位、属人、财产和权力概为父汗所赐，也随时可被父汗剥夺或重新调配。他们之间互不统属，只听命于父汗。努尔哈赤对八旗的绝对控制，是其得以掌握后金最高权力，实行专权统治的重要基础。同时，后金的各种收入及一切俘获（包括人口）都由八旗均分；八旗不仅出兵作战，负责赡养旗下属人，还承担后金的各种劳役，以及各项财政支出。八旗实力基本相当，承担国家部分职能，具有相对独立地位，这是八和硕贝勒据以参与政务，并拥有很大发言权的主要资本，也为八王共治国政制的产生，提供了先决条件。
努尔哈赤的子、侄、孙中，大部分人均非掌旗贝勒，只是一般贝勒，他们分别隶属于各自父兄所掌旗内，仅领有少量牛录，受制于父兄，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不过，这些贝勒都参与议政，并时常率军出征，终究具有一定实力，因而又是牵制本旗旗主的力量。
在后金最终统一女真各部、对明作战及后金各项建设中，八旗都曾发挥重大作用。但另一方面，随着后金及女真（满族）社会的迅速发展，八旗的实力也在相应地增长，其相对独立地位所引发的分权倾向，日益突出。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三月，后金占领辽沈地区，八旗各自分得大量土地、人口与财物，其实力进一步增强的同时，分权倾向更为加大，八旗内部家族血缘关系的纽带作用，则在不断削弱。这一发展事态，不仅给努尔哈赤的绝对专权造成一定压力，构成对未来新汗的威胁，它对于后金的政权建设，尤其是对后金汗权向皇权的转换，也在产生越来越大的阻碍作用。
事实上，努尔哈赤之所以两次立嗣皆告失败，其关键是因实力不断加强但又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八和硕贝勒，特别是四大贝勒，已不能容忍在努尔哈赤之后，再出现一位绝对专权的后金新汗，从而妨碍其本身政治、经济力量的进一步发展。四大贝勒分权倾向表现得最为充分者，莫过于阿敏。他在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被推选为嗣汗之际，派人对皇太极说：“我与诸贝勒议立尔为主，尔即位后，使我出居外藩可也。”[22] 言外之意，是想率镶蓝旗另立门户，这自然遭到皇太极严辞拒绝。
需要指出，绝对统治的汗权，竟以具有相对独立性即分权倾向的八旗为依托，这既是后金最高权力（天命汗权）结构的独特之处，也是其突出弱点，是后金政权还很不成熟、有待完善的集中体现。它是后金社会相对封闭，经济、文化很不发达这一客观环境的产物。后金最高权力结构的这种状况，只有当具备至高无上权威的父家长努尔哈赤在位时，方能存在。而后金新汗则无此身份，远不具备这一权威，因而也就不可能控制、驾驭八和硕贝勒，以有效行使汗权。八王共治制的提出，表明努尔哈赤已意识到，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八旗将出现尾大不掉之势，汗权将难以巩固，汗位继承人问题亦无法得到妥善解决。
八王共治制的制定与部分实施表明，努尔哈赤试图将后金汗国绝对专权的政治体制，在其身后转变为后金汗与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分权政治体制；通过使后金汗与八和硕贝勒之间，以及八和硕贝勒之间相互监督与牵制的方式，以集体权威取代个人专断，防止八旗分权倾向的进一步发展，并解决汗位继承人问题。这实质上是在保持分权现状的前提下，对后金最高权力结构所进行的部分调整。
如果换一角度进行分析，八王共治制则是已入暮年的努尔哈赤，从其家族长远利益出发，在家族内部所实施的新的最高权力分配制度。他力图强调血缘关系对于维系、促进其家族内部团结，巩固后金统治的纽带作用，通过实施八王共治制，使后金统治的基础八旗制度得以加强，也使努尔哈赤家族对后金权力的垄断，进一步制度化与合法化。
已如上述，所谓八旗（八王）分权倾向，主要是指四大贝勒而言，因此，基本上可以认为，八王共治制是努尔哈赤为遏制四大贝勒的权势，调解他们因争夺嗣位引发的尖锐矛盾，而采取的针对性措施。
八王共治制规定后金的各项权力，由八王共同执掌，后金的一切收入，也由八王共享。这是努尔哈赤保证八王实力均衡，权力相等之举。事实上，八王也只有真正处于平等的地位，才能做到相互牵制，相互监督，在推选新汗时，不会受到某一强有力者的控制与操纵。然而，这只是努尔哈赤的一厢情愿，与后金现实并不相符。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并未能使八和硕贝勒真正达到实力均衡。
四大贝勒与诸小贝勒之间政治地位、政治权力相差悬殊的情况，由来已久。四大贝勒“皆长且才”[23]，资历、贡献和威信，无不超过诸小贝勒。他们长时期跟随父汗征战，处理日常政务，是努尔哈赤最得力的助手，为后金的建立立下首功。后金八旗，努尔哈赤自将两旗，所余六旗内，四大贝勒即拥有五旗。[24]早在天命元年（公元1616年），努尔哈赤即命四大贝勒“共理机务”，[25] 六年（公元1621年）二月又令他们“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26] 况且四大贝勒与诸小贝勒在努尔哈赤家族内的地位，原本就有“父兄”辈与“子弟”辈的高下之分。“共理机务”与“按月分直”，必然使他们的地位与权力进一步增长，影响力更为扩大。这是由后金的历史特点所造成，并未随着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而消失。
当然，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客观上将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诸小贝勒的地位，分散、削弱四大贝勒的实力，反映出努尔哈赤拟使八和硕贝勒相互牵制的意图。可是，事实上四大贝勒的权力仍然凌驾诸小贝勒之上。这在皇太极即后金汗位时与诸贝勒的誓词中，亦显现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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