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九月初一日皇太极继汗位，翌日与众贝勒宣誓。后金汗皇太极誓曰“敬兄长，爱子弟，行正道”，对三大贝勒“不遽以臣礼待之”。
三大贝勒宣誓要“教养”“善待”子弟，并要求子弟听“父兄之训”，“忠于君上”，“力行善道”。诸小贝勒则宣誓不背“父兄之训”，“敬忠于上”。[27]足见，四大贝勒作为父兄，有责任教养子弟即诸小贝勒，而后者也必须接受父兄的管束，应尽“子弟”的义务与责任。
其实，四大贝勒的自身条件与威望，也存在较大差异。大贝勒代善性格较为“宽柔”，乏“威暴桀骜之势”，[28]天命五年（公元1621年）他的嗣位被废除，在政治上严重受挫。 二大贝勒阿敏是努尔哈赤之弟舒尔哈齐之子，非努尔哈赤嫡系，其性格乖张，很难与人相处。三大贝勒莽古尔泰是一鲁莽之人，为显示自己对父汗的忠诚，竟将获罪的生母富察氏杀害 [29] ，影响恶劣。较之上述3人，皇太极的综合素质较高。他兼具政治与军事才能，机敏果敢，“英勇超人”，深受努尔哈赤器重。当努尔哈赤向正黄旗固山额真阿敦秘密咨询汗位继承人选时，后者对皇太极的评价为“智勇俱全，人皆称道”[30]，这一看法是比较客观的。
皇太极的另一重要优势，是得到诸小贝勒拥护。
诸小贝勒积极靠拢皇太极，有多方面的原因。这主要是由于他们发展个人政治、经济实力的企图，受到父兄即所在之旗三大贝勒的压制，因而将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寄托在继承汗位的可能性日益增长的皇太极身上。后者深谋远虑，因势利导，与之结成小集团，以扩大自身力量。
可见，努尔哈赤虽然提出八王共治制，但又承认八王之中四大贝勒的实力大大超过四小贝勒，以及四大贝勒亦有高低之分这一现实，并未采取改变这种格局的任何措施。而这种态势必然导致的结果是，无论努尔哈赤身前或身后，在八王共治制（部分）实施过程中，四大贝勒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后金新汗的推选，也会由他们所操纵，新汗将从他们4人中产生的可能性也最大。
四
众所周知，努尔哈赤在解决汗位继承人问题上曾连续遭受挫败，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先后失去汗位继承人地位。[31]这其中固然有二人本身的原因，但以四大贝勒为主的众贝勒的攻讦，则是症结所在。所以，努尔哈赤不得不重新考虑立嗣方式，以免重蹈覆辙。还在废除代善嗣位时，他已表露出这种意向。
据《旧满洲档·昃字档》记载，天命五年（公元1620年）代善嗣位被废时，努尔哈赤曾说：“此后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托、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八王为八和硕贝勒。……政务上汗不得恣意横行，汗承天命执政，任何一位和硕贝勒若有违犯扰乱政治的罪行，其余七位和硕（贝勒）集会议处，该辱则辱之，可杀则杀之。生活道德谨严，勤勉政事者，纵使治国之汗出于一己私怨，欲罢黜降等，其他七旗对汗可以不让步。”[32] 努尔哈赤这番话虽然还未涉及八王选举新汗及共同理政问题，却已提出限制后金新汗的权力、八王对新汗的监督，以及八王之间相互制约等新的设想。
一年后，另一事件再次给努尔哈赤很大震动，对八王共治制的出台起到推动作用。
据朝鲜史籍记载，努尔哈赤曾向其从弟、正黄旗固山额真阿敦秘密咨询众子中可为嗣汗者。阿敦先是向努尔哈赤对以皇太极，后又向代善秘通消息，称皇太极与莽古尔泰、阿济格“将欲图汝，事在机迫，须备之。”代善遂于父汗前泣告，努尔哈赤“即招三子问之，自言无此”。[33]于是，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九月，阿敦“因挑唆大贝勒、莽古尔泰贝勒与四贝勒不和，诋毁国政，并用谗挑唆其他小贝勒”，被“缚以铁索，囚禁于牢中”，后被处死。[34] 这从一个侧面显示， 努尔哈赤废除代善嗣位后，起初并未完全放弃再立嗣汗的打算。
阿敦事件表明，四大贝勒之间，尤其是代善同皇太极之间矛盾已十分尖锐。代善虽然遭到很大挫折，但实力犹存， 被皇太极视为获取汗位的最大障碍，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连朝鲜人也认为，皇太极与代善“位次相逼，猜忌必深”；[35] 皇太极“虽英勇超人，内多猜忌，恃其父之偏爱，潜怀弑兄之计。”[36]
阿敦事件使努尔哈赤认识到，如果再立嗣汗，无论所立何人，这一举措只会起到火上浇油作用，致使诸子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乃至威胁到后金的统治。因此，必须另辟立嗣新路。
下述史实，同样表明当时后金嗣位问题的复杂程度及其牵连之广。天命六年（公元1621年）十一月，都堂达尔汗侍卫向济尔哈朗、斋桑古、岳托、硕托4位贝勒索取财物，并盗取缎疋、财帛一事被揭发。努尔哈赤惩处达尔汉的同时，还严厉斥责济尔哈朗等人：“尔等行贿，或欲塞上面诸嫂（原档残缺）之口；或图勿使上面诸叔兄长为汗，而自谋汗位而已。……”“遂治其罪，……监禁三日三夜。汗亲往禁三（四？）贝勒之处，痛斥诸子，唾其颜后，乃遣回家。”[37] 此事详情已无考，但反映出连诸小贝勒也卷入争夺嗣位的漩涡。努尔哈赤为此苦思焦虑，忧心忡忡，其急于解决这一问题的迫切心情，乃不言而喻。
由此可见，八王共治制也是努尔哈赤在吸取两次立嗣失败，以及前述事件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形成，并于天命七年（公元1622年）三月最终确定。
五
八王共治制与皇太极继承汗位之间所具有的内在联系，迄今为止，尚未被人们所揭示。
天命后期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在客观上成全了皇太极，使他在这一制度的监督与“保护”下，如愿以偿，相对顺利地登上汗位。
八王共治制出台时，皇太极已是八和硕贝勒中汗位竞争力最强的一位，但另一方面，他骄纵揽权、拉党结派的倾向，也愈益明显。换言之，他既具备争取汗位的才能与实力，又存在突出缺点。八王共治制的部分实施，促使他收敛了骄横作风。
努尔哈赤宣布八王共治制之际，明确指出嗣汗人选的范围以及汗位继承人的标准：“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强梁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自恣，获罪于天也。……尔等八固山王中，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立之。”[38] 即后金新汗应由八王之中选出，努尔哈赤的子侄和孙辈皆有资格当选，但必须是德才兼备，又能虚心纳谏者。
努尔哈赤所称“强梁之人”，主要是指类似褚英之人。褚英身为努尔哈赤长子，战功卓著，在诸贝勒中本已独占鳌头，成为汗位继承人后，权势更为增长。可是，褚英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对不服从他的四大贝勒及努尔哈赤所重用的五大臣，强行压制，并以即汗位后将予诛杀相威胁。[39] 于褚英不能团结众贝勒大臣，反而引起双方的尖锐对立，其嗣位终于被努尔哈赤废除。此后，他不思悔改，竟生叛逆之心，于后金建立前夕被父汗处死。[40]
应当说，努尔哈赤宣布八王共治制时，有资格当选为后金汗的八王，即八和硕贝勒当中，尚不存在褚英这种强梁之人。不过，尽管努尔哈赤并未立嗣，但四大贝勒都已具备很强实力，而皇太极尤为突出。因此，努尔哈赤不得不密切关注四大贝勒，特别是皇太极的言行，并想方设法，防止他们步褚英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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