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五年十二月禁令，凡盗人孳畜者，取一偿九，然后杖之。《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38页。《元史·刑法志》载：诸盗驼马牛驴骡，一陪九。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七，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三犯不分首从，一百七，出军。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为从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盗牛者，初犯为首七十七，徒一年半，为从六十七，徒一年；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盗驴骡者，初犯为首六十七，徒一年，为从五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盗羊猪者，初犯为首五十七，刺放，为从四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盗系官驼马牛者，比常盗加一等"(《元史》卷104《刑法志》三)。诸奴婢盗人牛马，即断罪，其赃无可征者，以其人给物主，其主愿赎者听。
诸系官人口盗人牛马，免征倍赃。
诸遐荒盗贼，盗驼马牛驴羊，倍赃无可征者，就发配役出军。
对偷盗牲畜者判罪的刑律，在元朝的刑法中越到后期越严厉，尤其对盗牛马者，判罪最重。如后至元二年八月的法令规定："强盗皆死；盗牛马者劓；盗驴骡者黥额，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元史》卷39《顺帝纪》二）。
三、蒙古人的畜牧方法
（一）官方牧场
官牧场是12世纪形成的大畜群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形态，也是大汗和各级蒙古贵族的财产。大汗和贵族们通过战争掠夺，对所属牧民征收贡赋，收买和没收所谓无主牲畜，被占领区统治阶级的贡献牲畜等种种途径，把成千上万的牲畜和俘虏来的劳动人手集中在自己的牧场上，进行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
附图：元朝官营牧场分布图
官牧场拥有极优越的生产条件，牧场是通过国家权力占有的水草丰美之地，生产设备和牲畜饲料由地方官府无偿供应。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朝廷责成大都路饲马9.4万匹，供应粮食15万石；外路饲马11.9万匹(《大元马政记》)。至顺二年(1331年)九月，中书省臣言：今岁当饲马驼十四万八千四百匹，京城饲六万匹，余令外郡分饲，每匹给刍粟价钞四锭（《元史》卷35《文宗纪》四）。文宗同意了这一建议。在忽必烈在位之前，考虑到京畿根本地，烦扰之事，必不为之（《元史》卷160《徐世隆传》），所以官牧场的马匹饲于漠北和漠南地区，不饲于中原和南方，正如元人徐世隆所说：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大约是在成宗即位时，始有国马牧于南者的做法。如《元史·程思廉传》所载：成宗即位，除(程思廉)河东山西廉访使，太原岁饲诸王驼马一万四千余匹，思廉为请，必饲千匹。
元廷为了发展蒙古草原的畜牧业，往往派人到北边草原地区浚井，如延佑七年(1320年)七月，调左右翊军赴北边浚井。除此，大德十一年(1307年)，朝廷曾发行盐券向农民换取秆草、牧草近1300万束。大都留守司，专设有苜蓿园，掌种苜蓿，用以饲马驼膳羊。朝廷还颁布劝农条画，令各村社广种苜蓿，喂养牲畜。漠南地区的官牧场牲畜，由地方政府提供人力、物资，普遍搭盖棚圈。
（二）私人牧场
元朝诸王分地都有王府的私有牧场，世祖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占领大量田地进行牧马，又扩占旁近世业民田30万顷为牧场。云南王的王府畜马繁多，悉纵之郊，败民禾稼，而牧人又在农家宿食，室无宁居。至顺二年(1331年)十二月，以河间路清池、南皮县牧地赐斡罗思驻冬（《元史》卷35《文宗纪》四）。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云：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续文献通考》卷1《田赋考》引）。可见，当时蒙古贵族的私人牧场所占面积之大。
（三）牧人专业化的分工 由于官牧场的牲畜繁多，牧人的分工更为专业化。记载下来的大致有：骒马倌(苛赤)、骟马倌(阿塔赤)、一岁马驹倌(兀奴忽赤)、马倌(阿都赤)、羯羊倌(亦儿哥赤)、山羊倌(亦马赤)、羊倌(火你赤)等。延佑年间，据驿卒佟锁住讲，他在漠南蒙古地区为主人牧羊达2000多头。《元史·兵志》中亦记载着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牧人分工的专业化，大规模的分群放牧，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当时上都畜牧蕃息的情景，在元代诗人的笔端中时有表露。如胡助的诗中有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京华杂兴诗》，《纯白斋类稿》卷3）；周伯琦的诗中有群牧缘山放，行营散野屯（《周翰林近光集》）。当时乎，牛羊云聚，车帐星移，呈一派畜牧旺盛景象。
元代牧民很注意选配种畜，并精通骟马技术，其牡马留十分壮好者作移剌马种外，余者多扇矣 (《黑鞑事略》，王国维笺证本)。元代蒙古人放牧自夏及冬，随地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夏营地和冬营地。冬季时漠北和漠南的气候寒冷，朝廷往往将中原地区赐给诸王作为牧养牲畜的冬营地，如河间路清池县、南皮县是朝廷赐给斡罗思的冬营地。牧人还摸索出在南方官牧场牧养马的方法，据《元史·文宗纪》记载，"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
点击举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