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五年十二月禁令,凡盗人孳畜者,取一偿九,然后杖之。《元史》卷20《成宗纪》三,第438页。《元史·刑法志》载:诸盗驼马牛驴骡,一陪九。盗骆驼者,初犯为首九十七,徒二年半,为从八十七,徒二年;再犯加等。三犯不分首从,一百七,出军。盗马者,初犯为首八十七,徒二年,为从七十七,徒一年半;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盗牛者,初犯为首七十七,徒一年半,为从六十七,徒一年;再犯加等,罪止一百七,出军。盗驴骡者,初犯为首六十七,徒一年,为从五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盗羊猪者,初犯为首五十七,刺放,为从四十七,刺放;再犯加等,罪止徒三年。盗系官驼马牛者,比常盗加一等"(《元史》卷104《刑法志》三)。诸奴婢盗人牛马,即断罪,其赃无可征者,以其人给物主,其主愿赎者听。
诸系官人口盗人牛马,免征倍赃。
诸遐荒盗贼,盗驼马牛驴羊,倍赃无可征者,就发配役出军。
对偷盗牲畜者判罪的刑律,在元朝的刑法中越到后期越严厉,尤其对盗牛马者,判罪最重。如后至元二年八月的法令规定:"强盗皆死;盗牛马者劓;盗驴骡者黥额,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元史》卷39《顺帝纪》二)。
三、蒙古人的畜牧方法
(一)官方牧场
官牧场是12世纪形成的大畜群所有制的高度发展形态,也是大汗和各级蒙古贵族的财产。大汗和贵族们通过战争掠夺,对所属牧民征收贡赋,收买和没收所谓无主牲畜,被占领区统治阶级的贡献牲畜等种种途径,把成千上万的牲畜和俘虏来的劳动人手集中在自己的牧场上,进行大规模的畜牧业生产。
附图:元朝官营牧场分布图
官牧场拥有极优越的生产条件,牧场是通过国家权力占有的水草丰美之地,生产设备和牲畜饲料由地方官府无偿供应。大德十一年(1307年),元朝廷责成大都路饲马9.4万匹,供应粮食15万石;外路饲马11.9万匹(《大元马政记》)。至顺二年(1331年)九月,中书省臣言:今岁当饲马驼十四万八千四百匹,京城饲六万匹,余令外郡分饲,每匹给刍粟价钞四锭(《元史》卷35《文宗纪》四)。文宗同意了这一建议。在忽必烈在位之前,考虑到京畿根本地,烦扰之事,必不为之(《元史》卷160《徐世隆传》),所以官牧场的马匹饲于漠北和漠南地区,不饲于中原和南方,正如元人徐世隆所说:国马牧于北方,往年无饲于南者。大约是在成宗即位时,始有国马牧于南者的做法。如《元史·程思廉传》所载:成宗即位,除(程思廉)河东山西廉访使,太原岁饲诸王驼马一万四千余匹,思廉为请,必饲千匹。
元廷为了发展蒙古草原的畜牧业,往往派人到北边草原地区浚井,如延佑七年(1320年)七月,调左右翊军赴北边浚井。除此,大德十一年(1307年),朝廷曾发行盐券向农民换取秆草、牧草近1300万束。大都留守司,专设有苜蓿园,掌种苜蓿,用以饲马驼膳羊。朝廷还颁布劝农条画,令各村社广种苜蓿,喂养牲畜。漠南地区的官牧场牲畜,由地方政府提供人力、物资,普遍搭盖棚圈。
(二)私人牧场
元朝诸王分地都有王府的私有牧场,世祖第三子安西王忙哥剌,占领大量田地进行牧马,又扩占旁近世业民田30万顷为牧场。云南王的王府畜马繁多,悉纵之郊,败民禾稼,而牧人又在农家宿食,室无宁居。至顺二年(1331年)十二月,以河间路清池、南皮县牧地赐斡罗思驻冬(《元史》卷35《文宗纪》四)。元世祖时,东平布衣赵天麟上《太平金镜策》,云: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续文献通考》卷1《田赋考》引)。可见,当时蒙古贵族的私人牧场所占面积之大。
(三)牧人专业化的分工 由于官牧场的牲畜繁多,牧人的分工更为专业化。记载下来的大致有:骒马倌(苛赤)、骟马倌(阿塔赤)、一岁马驹倌(兀奴忽赤)、马倌(阿都赤)、羯羊倌(亦儿哥赤)、山羊倌(亦马赤)、羊倌(火你赤)等。延佑年间,据驿卒佟锁住讲,他在漠南蒙古地区为主人牧羊达2000多头。《元史·兵志》中亦记载着马之群,或千百,或三五十,左股烙以官印,号大印子马。牧人分工的专业化,大规模的分群放牧,有利于畜牧业的发展,当时上都畜牧蕃息的情景,在元代诗人的笔端中时有表露。如胡助的诗中有牛羊及骡马,日过千百群(《京华杂兴诗》,《纯白斋类稿》卷3);周伯琦的诗中有群牧缘山放,行营散野屯(《周翰林近光集》)。当时乎,牛羊云聚,车帐星移,呈一派畜牧旺盛景象。
元代牧民很注意选配种畜,并精通骟马技术,其牡马留十分壮好者作移剌马种外,余者多扇矣 (《黑鞑事略》,王国维笺证本)。元代蒙古人放牧自夏及冬,随地宜,行逐水草,十月各至本地。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夏营地和冬营地。冬季时漠北和漠南的气候寒冷,朝廷往往将中原地区赐给诸王作为牧养牲畜的冬营地,如河间路清池县、南皮县是朝廷赐给斡罗思的冬营地。牧人还摸索出在南方官牧场牧养马的方法,据《元史·文宗纪》记载,"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寅日啖之,则马健无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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