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的经营困境
机构设置虽有改善,但在运营海上贸易方面,政府远远赶不上朱清和张瑄,为了保持运输量,政府不得不雇佣(很多时候是霸占)私人的船舰,1309年5月北京发生饥荒,政府急需20万石米来挽救饥馑的灾民,结果运输过程中困难重重。
浙江地区的长官递交的报告中记载了这些困境,他写到,在以前,朱清和张瑄控制海上粮食运输的时候,每年的运输量从四五十万担慢慢增长到每年一百万担,运输的船只总是绰绰有余,运费也很公平,而到了1309年,税收和苛捐繁重,私人船主陷入困境,为了逃避重税纷纷躲了起来,结果,运输粮食的船只远远不足。为了凑足船数,官员们不得不远到福建等地来“征用”船只……
这位官员同时提到,澉浦的杨氏家族拥有船只,并且熟悉水路,他请求朝廷,任命澉浦杨氏为掌管海上运输的万户,利用他们海上运输的经验,使得海上运输顺利进行。
这些情况,让蒙古统治者开始重新思考:把海上粮食运输收归官办到底对不对?
1310年,或许是因为张瑄孙子的请求,或许是因为北方的饥荒迫切要求朝廷重新启用张瑄家族。总而言之,这一年,皇帝对朱清和张瑄给予平反,令张瑄的长子掌管对日本的贸易。尽管如此,要马上运粮挽救饥馑已经为时较晚了。
1310年,粮食安全运到天津港之后,皇帝专门派了一名钦差赶到天津,祭祀海神娘娘,感谢海神对船队的保佑。第二年,朱清一个精明强干的手下成功组建了八百只船的舰队,并且押送了2773266石米到北京,此次运粮数量之多,今天来看也是一个奇迹。
经过这些事之后,元朝统治者意识到海上运输的复杂性,再次提升了海上运输官员的职位。从名臣柳贯的一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朝廷有多依重他们:这些官员可以佩戴虎头金牌,出行的时候可以乘坐三匹马拉的马车,每个城市的地方官员对他们毕恭毕敬……
澉浦杨氏家族
朱清和张瑄之后,另一个著名的被招安海盗家族,是澉浦杨氏家族。
杨氏家族在宋朝就从事海上贸易。其中心人物杨发和朱清、张瑄一样受到南宋招安,后又投靠元朝。
1277年,忽必烈仿效宋朝,在现在的宁波、上海和澉浦设立了三个市舶司,全部归杨发管辖,杨家很快搬到海盐县澉浦镇地区居住。4年之后,这里就变成了东南亚的重要商品集散地。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曾至澉浦,在其游记中写道:“这里是一个优良的港湾,所以从印度来的货船,经常都在这里停泊”。
朱清和张瑄倒台之后,1311年,因“澉浦杨家等有舟,且深知漕事”,杨发被封为海道运粮都漕万户,得到了更多的海上远行和贸易机会。
杨发死后,他的儿子杨梓继续他的事业。杨梓早年主要从事与日本和高丽等国的海上贸易,1293年曾随元兵南征爪哇(今属印度尼西亚),杨梓因为熟悉海路和东南亚风土民情,被任命为宣慰司官,随大臣伊克穆苏负责军事导航,前往招谕,胜利归来后,以功受封为安抚总司,后又任杭州路总管。
杨梓的儿子杨枢是中国著名的航海家,曾到达波斯湾附近的忽鲁模斯(霍尔木兹),这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地,郑和在第三次下西洋时方才到达。
杨枢下西洋,比起郑和来早了111年。1301年,19岁的杨枢被委任为官本船的代理人,远赴印度洋经营海外贸易,归来时在波斯湾忽鲁模斯港停泊时,曾遇波斯合赞王派出的使者那怀等人。那怀于1303年到达中国,在大都觐见元成宗后,又请求再乘杨枢的海船返回波斯,元朝特封杨枢为忠显校尉、海运副千户,授予佩带金符,让他以官员身份护送那怀一行回国。
1304年初冬,杨枢护送那怀一行出发,旅途历经艰险,风暴一再阻碍他们的行程,直到1307年船队才安全抵达忽鲁模斯港,完成使命。
朝廷对海洋贸易的垄断被打破之后,海洋贸易进一步发展,从事此行的商人可以享受奢华的生活,杨氏家族更以铺张排场著称,同时他们还布施寺院,印刷佛经,杨家修建的寺庙遍布浙江和江苏。
虽然元朝统治者允许商人们扩展海上贸易,但是尽可能多地任命蒙古人来进行此项事业,朱清和张瑄的下属都被朝廷严密监控,杨家在海上的空间越来越小。杨梓则开始醉心戏曲创作,他在家中收养了100多个戏子,随时可以排演他的新剧本。这在当时闻名一方,元代姚桐寿的《乐郊私语》记载:“杨氏家僮千指,无有不善南北歌调者”,“海盐少年,多善歌乐府,皆出于澉川杨氏”,即可见一斑。
他所创作的戏曲里,暗暗反映了杨氏家族的不满。流传至今的《下高丽敬德不伏老》写唐代名将尉迟恭遭黜后重新任用;《承明殿霍光鬼谏》写西汉时大司马霍光忠于皇室,生前竭力辅佐,死后“为国家呵一灵儿不散”,还以鬼魂进谏。虽然这些戏剧遵循中国正统戏剧的套路宣扬忠君,还是隐隐流露出不平之声。
从某种意义上说,杨氏家族取代了朱清和张瑄的地位,但元朝统治者对他们的管理更加严格。杨家的唯一权力就是征召进行海上贸易的商人,他们没有得到朱张那样的高官显爵,直到朱清和张瑄倒台之后才有机会得到重用。但是与朱张家族不同的是,杨氏家族的奢华生活一直延续到元朝结束,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才将他们铲除。
被遗忘的良法
元朝统治者鼓励商人从事海上运输,事先付给高额运费,这种运输体系,可以让普通百姓免服运输粮食的徭役,政府也不必增加负担增设官僚结构来管理,号称“一代之良法”。《元史》上说“民无挽输之劳,国有储蓄之富”。
因此,除了朱清和张瑄倒台后那段时间,元朝一直实行这种政策——利用海盗和商人来运输粮食。元朝统治者征募海上商人的做法大大刺激了造船业。在1294年,可造出的最大的船也不过装载1000担米,随着海上运输的增多,船的承载量越来越大。到了1314年,最大的船可以装载8000到9000担米,最小的船也可装载一两千担,可见船只及其载重量的进步。
在鼓励海运的同时,元朝统治者也没有忘记陆运,为了航运顺利,1289年,元世祖下令开凿会通河,起自东平路须城县(今山东东平),至临清抵达御河,全长250多里,建闸门31道。两年后,在郭守敬建议下,忽必烈又用二百八十多万劳工,开凿了通惠河。元政府对入河船只的载重做出限制。初开会通河时,只允许150料的船只通过,商人们建造的船慢慢增长到300-400料甚至500料,这是朝廷付给商人高额运费,刺激商人建造船只的结果。但却造成了不良结果——因为航行船只过多,大运河上船舶的运输速度则减慢了。
但可惜的是元朝的海运政策没有被明朝继承,到了明代,刘家港和澉浦两个繁荣的海外贸易港口很快沉寂下来,被人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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