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霞客的再发现
在与张骞、玄奘、耶律楚材作比较时，丁文江说：“这三个人不是恭维皇帝，就是恭维佛爷，霞客是纯粹地为知识。”
至20世纪20年代，人们终于对徐霞客进行了再发现。所谓对徐霞客的再发现，是指对于他事业价值的再评价。首先对徐霞客的事业进行再评价的是20世纪初中国“最科学的人”丁文江。
丁文江16岁即赴日学习，后辗转欧洲，所学主要为地质学、动物学、地理学。回国后对于中国地质学的贡献极大。丁文江自己说：“余十六出国，二十六始归，凡十年未曾读国书，初不知有徐霞客其人。辛亥自欧归，由越南入滇，将由滇入黔。叶浩吾前辈告之曰：‘君习地学，且好游，宜读《徐霞客游记》’。”1911年丁文江在上海购得铅字本《游记》，“但未尝一读全书”。
1914年，丁文江又入云南考察。“独行滇东滇北二百余日，倦甚则取《游记》读之，并证以所见闻。始惊叹先生精力之富、观察之精、记载之详且实。”徐霞客的准确记录，对于丁的考察帮助甚大，丁始为《游记》所打动。丁文江与霞客的神交地点在云南。丁文江曾多次自称是“中国唯一的‘西南通’”。丁文江是在考察实践中才发现了《游记》的价值，这恰恰说明了《游记》的属性。
在考察实践中，丁文江发现了霞客的非凡之处。从此，投入时间精力，整理、研究、宣传霞客精神与成就。丁不满足于前人“奇人”“奇书”的简单评价，他说：“钱牧斋说：‘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似乎他真是徐霞客的知己，然而看他所做的徐霞客传，连霞客游历的程途都没有弄明白，其可谓怪事！后来的人随声附和，异口同声地说奇人、‘奇书’，但是他们不是赞赏他的文章，就是惊叹他的脚力，除去了潘次耕以外，没有一个人是真能知徐霞客的。因为文章是霞客的余事，脚力是旅行的常能，霞客的真精神都不在此”。丁在所编《徐霞客先生年谱》中阐明了霞客的“真精神”：“然则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在与张骞、玄奘、耶律楚材作比较时，他说：“这三个人不是恭维皇帝，就是恭维佛爷，霞客是纯粹地为知识。”丁文江还总结出霞客的多项重要地理发现。
丁文江宣传徐霞客也有为中国人争气的心理。他在为《地质汇报》写的序中，引出德国人李希霍芬（1833-1905）的话：“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丁在《年谱》中辩道：霞客“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如地学家叶良辅所言：“丁先生的推崇霞客，还有别的用意，他一面是为外国人常说中国学者不能吃苦，要借他一雪此言，一面要借一个好模范来勉励一般青年去做艰难的工作。”
丁文江对霞客的赞扬，不仅是学术研究，更有发自内心的冲动，有现实价值的激励，有实践热情的鼓舞。黄汲清曾将丁比作“20世纪的徐霞客”，又说丁的成就远远超过徐霞客。为取得第一手材料，丁文江力主“登山必到峰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野外考察精神，并身体力行。
丁文江对徐霞客的“发现”，主要是在国内陆学界引起了极大共鸣，由此，开始了对于徐霞客的现代阐释。
现代语境下的徐霞客
“在今天，徐学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理科学的范畴，而应更多地注重徐霞客的高尚人格和治学精神。”
评价古人，不可避免地会从当代价值观出发。丁文江是这样，后面的学者“与时俱进”，对于徐霞客的评价研究，也因现代社会意识形态背景的演替，每出新局面，“徐霞客”的内涵越来越丰富。
1.伟大的地理学家
首先在丁文江的带动下，一批顶尖地理学家，包括竺可桢、张其昀、翁文灏、任美锷、侯仁之、陈述彭等，在倡导科学考察的背景下，从现代地理学的价值标准出发，高度评价了徐霞客在地理学上的前瞻性。1941年，在贵州遵义，浙江大学史地系举办纪念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大会，撰写纪念文章的有竺可桢、张其昀、任美锷、黄秉为、谭其骧、万斯年等，后由张其昀辑成《地理学家徐霞客》（商务印书馆1948年出版）。此书曾引起李约瑟的注意，或受其影响，李约瑟后来讲了这样的话：“他（霞客）的游记读来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的野外勘测家所写的考察记录。”（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5卷）
新中国成立后，侯仁之先生对于徐霞客的研究评价最有影响，他对于霞客的地学价值的阐述获得公认：“这部游记和一般所谓游记确乎不同。它反映了作者在系统地观察和描述自然地理诸现象时所表现的超越前人的一种新倾向，特别是他对于西南广大地区内喀斯特地貌的考察，说明了他不但是在忠实地描述自然，而且已经在步步走向规律性的探讨。”（《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序言，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页）因侯仁之先生重视《游记》的地貌学价值，所以在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时，特请地貌学大家任美锷作《徐霞客游记》的导读。
任美锷着重介绍了徐霞客考察西南地区石灰岩地貌的意义。“我国西南诸省，石灰岩分布面积很广，是世界最大的石灰岩地貌区域之一。霞客在湖南、广西、贵州和云南作了详细的游历，因此，对西南石灰岩地貌的分布、各地区间石灰岩地貌的差异、各种石灰岩地貌的类型和其成因都有详细的科学的记载，这无疑是世界上有关石灰岩地貌的最古的文献。”（《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24页）
褚绍唐综合各家，对霞客地理学成就曾有概括：在地理科学上，徐霞客试图摆脱旧地理志的框架，开拓探寻自然界规律的新方向、新途径。他描述了各种岩溶地貌的形态，厘定各种地貌名称，提出钟乳石、石潭、落水洞及天生桥的成因。他还通过地区比较，指出广西、贵州和云南三省的不同地貌特征。他对河流的侵蚀作用、滇西的火山和地热现象、气候和植物的关系都有精辟见解。他确定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源，纠正了墨守《禹贡》的旧观点。他考察了南北盘江、怒江、澜沧江和长江的源流，探寻雁荡山的雁湖所在，纠正了旧志书中的错误。（《徐学研究要有开拓创新精神》，载《徐霞客研究》第6辑）
在现代地理学家的笔下，徐霞客的成就被用现代地理术语重新阐释，例如：“他对岩洞和钟乳石的成因都有独到的见解，曾经指出某些岩洞是由于流水机械侵蚀造成的，钟乳石则由于从石灰岩中滴下来的水蒸发后，碳酸钙凝聚而成。”（《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125页）这是认识理解的需要。不过，在阅读这些以现代词汇阐释的时候，仍不能忘记古今地理学的本质差异。侯仁之先生在赞扬徐霞客的同时，也提醒人们，“只是由于他所处的时代以及相关科学（如地质学、水文学、气候学等）的发展水平的限制，还不能够充分理解各种现象并作出更系统、更科学的理论总结。”在积极评价霞客时，侯先生的表述分寸是“他（霞客）已经在沿着这个方向前进了。”（侯仁之：《徐霞客——石灰岩地貌考察的先驱》，载《徐霞客研究》第1辑，第8页。）
霞客之学，达到了经验认知的最高峰。他实现了对现象层面的系统观察，并上升到问题层面，具备了比较丰富的问题意识。但是，由于时代的限定，他缺乏回答问题的更高的知识能力。西方现代地理学的开创者洪堡、李特尔，具有霞客不可能获得的学术资源条件（现代生物学、气象学、地质学），并有霞客未曾采用的工作方式（对野外资料做数十年室内研究）。徐霞客毕竟是古代地理学家，而不是现代地理学家。一个探索者，只要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就会接近科学，但现实主义精神不直接等于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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