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徐学的诞生
20世纪80年代初，陈桥驿先生首先提出“徐学”概念，得到徐霞客研究者们的响应。1999年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徐学概论——徐霞客及其《游记》研究》一书。徐学的提出，令徐霞客研究跃身为一种经典性学术（类似于“红学”、“郦学”），使研究对象从霞客本人与《游记》本身向所有相关联的问题拓展，徐霞客的社会环境、人生交往，《游记》一书中记述过的所有事物，均成为徐学研究的内容。20世纪90年代的社会繁荣气氛为徐学研究注入了新的能量，加入研究的学科有旅游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文化学、美学、宗教学、民俗学、民族学、谱牒学、版本学、方志学、地理学、地貌学、岩溶学、气象学、动植物学等。应该说，徐霞客研究至此达到了高峰。
任美锷讲：“过去，我曾经说过：‘《徐霞客游记》的最大价值，是在于他对地学的贡献。’现在看来，这一评价是很不够的。在今天，徐学的内容已经远远超出了地理科学的范畴，而应更多地注重徐霞客的高尚人格和治学精神。”（任美锷：《徐学的兴起是顺应中国文化发展趋势的必然结果——《徐学概论》序一》，载《徐霞客研究》第6辑，第22页）
褚绍唐说：“除了在地理学上的成就之外，《游记》中还有关于社会动态、史迹考证、文物古迹、民情风俗以及宗教、民族等方面的记述，这对研究明末时期社会状况及历史事实等都是很宝贵的资料。”（《徐学研究要有开拓创新精神》，载《徐霞客研究》第6辑，第26页）
在徐学研究范畴中，对于明末知识分子特征的研究，突破了霞客为“孤独”行者的概念。周振鹤指出，明末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些人，从空谈性理转入经世务实，崇尚实学的思潮逐渐形成，许多知识分子主张“不必矫情，不必逆性，不必昧心，不必抑志”，而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羁绊，以现实主义精神走入地理世界。实际上，明末存在一个具有共同特征的旅行家群体，霞客乃是其中的佼佼者。
徐学概念的建立与徐学研究的迅速进展无疑是一件可喜的事情。不过，也应当注意，关于徐霞客的研究，不能因为问题范围的大幅拓展而模糊它的核心价值。有些题目在徐学中不一定具有足够的学术含量（例如徐霞客关于城市的考察）。徐学是现代概念，在整个徐学中，徐霞客个人只是一个局部，不必件件事情都要直接落实在徐霞客头上（例如直接用《游记》考察明末经济大局）。
3.“游圣”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业开始发展，进入21世纪，在经济飞速发展和大众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背景下，旅游业成为重要的经济产业，许多文化活动都开始向旅游业靠拢，与旅游业挂钩。在这个背景下，“徐霞客旅游方式”被提了出来。
徐霞客旅游学价值成为徐学研究的新重点，诸如徐霞客旅行的目的、旅行的分期、方式、历程及旅游资源的开发等。有评论者说：关于徐霞客的新的旅游研究，“突破了过去仅以徐霞客对地质地貌、江河源流、山脉走势等属地理学范围考察为研究对象的旧框子，丰富和拓宽了徐学研究领域。”（张度：“《徐霞客与山水文化》——一部颇具特色的徐学新著”，《徐霞客研究》第1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7年，第142页）于是，徐霞客又多了一个新头衔“游圣”。
“游圣”一衔，极大地凸显了霞客的探险旅行价值，而旅行家比“地理学家”更具有大众性，更具有大众模仿意义。的确，自霞客被宣传之后，每有长途跋涉，人们便联想到徐霞客。20世纪30年代联大师生曾组织“湘黔滇旅行团”，长途跋涉3500里，他们的精神使人联想到徐霞客。参加过旅行团的任继愈回忆：出发前，“有人带上《徐霞客游记》，沿途与当年徐霞客游记对照。”刘兆吉说：“我们徒步荒远的精神，颇能与明代的徐霞客媲美。”（参见唐绍明：《徐霞客精神的一曲凯歌——西南联大湘黔滇旅行团浅析以纪念徐霞客逝世360周年》，载《徐霞客研究》第8辑）现在，评选“十大徐霞客人物”的活动已经在社会上展开，这是霞客精神走向大众的又一个重要标志。
不可避免地，“游圣”形象与科学考察先驱的形象有所不同，它多少模糊了霞客的科学性、学术先进性、广泛的社会关联性。因此，陈桥驿先生提醒徐学的研究者：徐学研究不能捆绑在旅游业上（《关于“不能把徐学捆绑在旅游业上”的通信》，载《徐霞客研究》第15辑）。徐学研究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但徐学不仅仅是谈旅游。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学界与大众对徐霞客价值的不同选择。
探索旅行、地理考察是霞客的相互联系的两个高度，在整体评价中，不能偏废。旅行家不直接等于地理学家，在旅行探索的基础上，对大地进行系统考察，建立问题意识并寻求解释，才算上升到了地理学家的层面。霞客是两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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