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魏晋的“王官司徒吏”
魏晋时代有一种称“王官”的人，过去我对之曾有所考述[32]。现在看来，“王官”的身份与魏齐的“职人”颇有可比之处，因而有必要补充新的材料，於此一并叙述，以使“职人”与“王官”问题能够相互参照。
《通典》卷一○一“礼六十一”《周丧察举议》：
震（原注：本论无姓）议曰：“……今诸王官、司徒吏未尝在职者，其高足成，有一举便登黄散，其次中尚书郎。被召有周丧，正假一月耳。何至孝廉独不可耳。为孝廉之举，美於黄散耶？如所论以责孝廉之举，则至朝臣复何以恕之。宜依据经礼，分别州国之吏与散官不同。”
又议曰：“震以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贡，而後升在王廷。策名委质，列为帝臣，选任唯命，义不得辞，故遭周丧得从公夺之制，周则迫命俯就。至於州郡之吏，未与王官同体。其举也，以孝顺为名，以廉让为务，在不制之限，於时可得固让，於宜可得不行，况兼周丧焉，可许乎？据情责实，於义不通。苟居容退之地，虽小必让；苟在不嫌之域，虽大不辞。是黄散可受，而孝廉可拒也。故孝在得申之位，动则见恕。是以州国之[吏]与王官不同之理，在乎此矣。……”
士人是否应该因周丧而辞孝廉，这在当时引起了讨论。震的意见是应该避周丧。他认为朝臣已经受命於君，故“选任唯命，义不得辞”；孝廉则来自州郡吏民，既不是朝官，又因“孝廉”之名而得选拔，理应与朝臣有别，以避周丧、辞察举为宜。
这个讨论本身不必过於纠缠，我们所关心的是这裏所涉及的“王官、司徒吏”。从震之所论中能够看到，这些人因其已“升在王廷，策名委质，列为帝臣”，而与“州国之吏”有異。不过他们又不是职事官，因为震之所论中又有“宜依据经礼，分别州国之吏与散官不同”一句，在这裏与“州国之吏”相对的又是“散官”了。无疑，这“散官”就是上文的“王官、司徒吏”。震之奏议有云：“今诸王官、司徒吏未尝在职者（“者”疑作“时”），其高足成，有一举便登黄散，其次中尚书郎。……”这“王官、司徒吏”中颇有“未尝在职”者，正与“散官”的特徵相合。但他们又可以得到选举的机会，甚至可以“一举便登黄散”，被选任为黄门侍郎、散骑侍郎或“中尚书郎”（疑指“中书郎、尚书郎”）。至於“王官”的来源，“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贡”，他们最初也是来自州郡的，经历过州郡选贡这一选官环节。看来，“王官”应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官吏，而非一般意义的朝廷官员。
按“王官”本是古语。《左传》定公元年：“若复旧职，将承王官”，指天子之官，与诸侯之官相对。春秋时“王官”又称“王人”。《春秋》庄公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卫”；杜预注：“王人，王之微官也。”魏晋的“王官”也称“王人”，详後。杜预是晋人，他所在时代的“王官”、“王人”等语，当然也不是指大臣，而应是较低的“微官”。中央派出的使者是代表朝廷的，因而出朝前往州郡或外国的使者常被称为“王官”；同时在魏晋时，“王官”还是一个特称。
唐人把汉代郎官称作“王官”。《通典》卷十八“选举六”《杂议论》：
汉代所贡，乃王官耳。凡汉郡国，每岁贡士，皆拜为郎，分居三署，储才待诏，无有常职，故初至必试其艺业，而观其能否。至於郡国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职，何尝宾贡，亦不试练。
这段话中类似《周丧察举议》的一点，是其恰好也以“王官”与“郡国僚吏”对比，并且还揭著了汉代三署郎即是“王官”的看法。
汉代郎官来源之一，是郡国所贡孝廉，他们“无有常职”而在三署候选。魏晋郎官仍是如此，不过此期郎中已无宿卫之责，成了所谓“散郎”，这是与汉不同的。《通典》卷二三“职官五”引《华谭集·尚书二曹论》记刘道贞语云：“今吏部非为能刊虚名、举沉朴者，故录以成人，位处三署，选曹探乡论而用之耳，无烦乎聪明。”是晋代仍然从郎官中选拔官员。《晋书》卷五五《夏侯湛传》：“泰始中举贤良，对策中第，拜郎中。累年不调，乃作《抵疑》以自广，其辞曰：……而官不过散郎，举不过贤良。”是西晋郎官已成“散郎”，具有储才待调的性质；而郎官的这种性质，与《周丧察举议》所见“王官”的情况──来自州郡贡举，属散官而待选举者──正相吻合。《晋书》卷四十《杨骏传》：“少以王官为高陆令。”杨骏初仕的“王官”应即郎官，他经过待调阶段又得补为县令。魏晋以郎官起家者甚多，兹不备举。
《三国志》卷十三《王肃传》注引《魏略》：
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虽复分佈，见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
曹魏朝廷的官吏队伍中，除了公卿以下四百馀人之外，还有一大批“郎官及司徒领吏”。将之与上引《周丧察举议》中的“王官司徒吏”对照，《魏略》所谓“司徒领吏”无疑就是《周丧察举议》中的“司徒吏”，那么《周丧察举议》中的“王官”，正好就对应着《魏略》中的所谓“郎官”。这与唐人以郎官为“王官”的说法，也正是吻合的。
据《魏略》所记，郎官与司徒吏的数量，在曹魏正始中已多达“二万馀人”，对这样一大批人的存在及其性质、地位，无疑是不能忽略的。这二万馀人，其中约有半数“见在京师”，其馀半数则应分佈在各个州郡。由前述可知，王官、司徒吏有一部份分佈在州郡，但这部分也并不属於“州国之吏”，而是直属中央朝廷的。《晋书》卷四二《王济传》：“出为河南尹，未拜，坐鞭王官吏免官。”“王官吏”或许就是“王官司徒吏”，他们直属中央，地方官没有权力对之施加罚责，所以王济便遭到了免官的处分。
除郎官之外，“王官”还包含些什么人，线索非常之少。不过其中似乎还有一些舍人。舍人在秦代类乎高官的宾客侍从，例如追随长信侯嫪毐作乱的人裏就有其舍人；李斯曾为相国吕不韦舍人，并由此而出仕[33]。可见秦时舍人也是入仕途径。汉以後舍人变成了正式职官。《通典》卷三六“职官十八”《魏官品》中有“王官舍人”一职，在第九品。《晋书》卷九一《崔游传》：“魏末察孝廉，除相府舍人，出为氐池长。”前述“王官”的来源是“州国之贡”，包括孝廉贡举，而崔游恰好就是举孝廉而为“舍人”的。所以我们推测，“王官”可能还包括一些舍人之官。
“王官”的来源除了州郡贡举之外，还包括着赐官。《晋书》卷四七《傅玄传》，傅玄在晋武帝时上奏：
今圣明之政资始，而汉魏之失未改，散官众而学校未设，游手多而亲农者少……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赐拜散官皆课使亲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不督使学，则当使耕，无缘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众，而拜赐不在职者又多，加以服役为兵，不得耕稼，当农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参倍於前。使冗散之官农，而收其租税，家得其实，而天下之谷可以无乏矣……
语中“王人赐官冗散无事者”之“王人赐官”，即是王官，也就是下文的“拜赐不在职者”。赐官之为王官，又见《晋书》卷九十《邓攸传》：“初，祖父殷有赐官，敕攸受之。後太守劝攸去王官，欲举为孝廉。攸曰：先人所赐，不可改也。”前云“有赐官”，後曰“去王官”，可见二者实为一事。举孝廉後一般任为郎中，而“王官”主要也是郎官，邓攸对举孝廉的资历既无兴趣，便觉得这是多此一举。《太平御览》卷二二三引《魏志》：“鍾会……正始中，以赐官郎中为秘书郎。”在魏晋史料中，赐拜郎中、中郎者其例甚多。无论是赐官郎中还是孝廉郎中，都是“坐食百姓”的冗散之官，许多人甚至居家待调，并不在朝。
说“王官”属於散官、不同於职事官，这是正确的；但斥其全为冗散、无所事事，则不过是傅玄的极言之辞。王官并不是全无职事的。《太平御览》五九八“文部·契券”引臧荣绪《晋书》：
诸王官、司徒吏应给职使者，每岁先计偕文书上道五十日，宣敕使使各手书，书定，见破券，诸送迎者所受别郡校数，写朱券为簿集上。
这条材料中虽有些不可确解之处，但王官及司徒吏有“应给职使”的义务，这一点看来是没有疑问的。“每岁先计偕文书上道五十日”，似乎是说，家居的王官司徒吏每年要先於计吏五十日上道赴职；或者是说，排定的王官司徒吏应给职使的番直文簿，应先於计吏之计簿五十日上道送发。从“诸送迎者所受别郡校数”等语推测，王官司徒吏的番直，似乎是以郡为单位来轮换、交接的。
《三国志》卷二四《高柔传》中还有一条“司徒吏”承担职使的材料，不妨录此以为参证：
时制，吏遭大丧者，百日後皆给役。有司徒吏解弘遭父丧，後有军事，受敕当行，以疾病为辞。诏怒曰：“汝非曾、闵，何言毁邪？”促收考竟。(高)柔见弘信甚羸劣，奏陈其事，宜加宽贷。帝乃诏曰：“孝哉弘也，其原之。”
可见“司徒吏”在应给职使之时，应该与普通吏员一样，遵守“遭大丧百日後皆给役”的规定。解弘托疾之事至於惊动了皇帝，看来“司徒吏”的身份未必很低。
王官承担的职使，包括一些特定的临时差使，有些看来还不是微末事务。《晋书》卷三九《荀勖传》：“魏太和中，遣王人四出，减天下吏员。”这精简州郡吏员之责，并不轻松。《晋书》卷三三《石苞传》：经石苞奏请，晋武帝诏“其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将委事任成，垂拱仰办。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属十人，听取王官更练事业者。”这次司徒督察州郡播殖的临时事宜，就从王官中简选了十名“更练事业者”临时充任掾属。
在北朝也能够看到“王官”。从有关材料看，他们往往也是承担了特定差使的人。《魏书》卷四八《高允传》：高允病，孝文帝、文明太后颇加恤慰，“於是遣使备赐御膳珍羞，自酒米至於盐醯百有馀品，皆尽时味，及床帐、衣服、茵被、几杖，罗列於庭。王官往还，慰问相属。”此时王官承担了优慰事宜。《魏书》卷二四《张伦传》：孝明帝熙平中蠕蠕遣使来朝，朝议将遣使报之，张伦上表语有“至於王人远役，衔命虏廷，优以匹敌之尊，加之相望之宠，恐徒生虏慢，无益圣朝。”这裏提到“王人”将被委派出使敌国。又如《魏书》卷六二《高道悦传》，高道悦为太子所杀，孝文帝“甚加悲惜，赠散骑常侍、带营州刺史，并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诏使者监护丧事”；《北史》卷八一《李铉传》，北齐文宣帝时李铉死，“及还葬，王人将送，儒者荣之。”[34]
北朝王官所担任的那些职事差使，据史料所见，在另一些场合是由东省的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等担任的。我们想二者实为一事，常侍、侍郎等“职人”即是王人或王官。“王官”之名表示其人已“列为帝臣”、受命於朝廷，而“职人”之名，恰好也正是表明其人业已受职（儘管是散职）於朝廷的；魏晋的王官司徒吏有番直的义务和候选的资格，北朝的职人也正有相近的义务和资格。由此我们就看到了制度变迁的雪泥鸿爪。就史料所见，王官的职事中担任使者之事颇多。
附带说，王官与司徒吏二者之间，还是应该进一步加以区别的。其间区别，或许包括王官人数较少、大多地位较高；司徒吏人数众多、大多地位较低。东汉三署郎官数量少时数百人、多时二千馀人，曹魏的王官大概不会比这更多，他们在“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中应该祗是少数，司徒吏在“二万馀人”中应该占到了大部分。东晋初年司徒吏一度曾达到二十馀万。《晋书》卷七一《熊远传》：“及中兴建，（元）帝欲赐诸吏投刺劝进者加位一等，百姓投刺者赐司徒吏，凡二十馀万。”司徒吏虽然要“给职使”，但却可以免除编户所负担的征役[35]，还有选举的资格，所以“赐司徒吏”对投效者构成了优慰。这次“赐司徒吏“，使司徒吏比曹魏正始时的二万馀人，骤然增加了十倍。当然这祗是一时之事。
对“司徒吏”之得名，我们还想作些推测。魏晋司徒府中的左长史，承担着重要的选举责任，例如主持中正品第事宜。“王官”作为候选者，显然是要隶名於司徒府的。从司徒吏与王官并列一点看，他们很可能也是一种官吏候选人，故《周丧察举议》有“今诸王官、司徒吏未尝在职者，其高足成，有一举便登黄散，其次中尚书郎”之言。一部分司徒吏居然有望被选任为“黄散”及中书郎、尚书郎，可见其身份不低。曾有不少论文，徵引“司徒吏”的材料以论魏晋南北朝吏户、吏役，这恐怕相当不妥。
我怀疑，“司徒吏”就是获得了中正品第，因而隶名於司徒府、拥有了任官补吏资格者，也正是因此他们纔被名之为“司徒吏”，从而与州郡掾吏和中央职事官吏区别开来。那么，对司徒吏中有些获得了上品优状的人，在吏部选补时得以高居“黄散”、台郎，就不必感到奇怪了。魏晋实行九品官人之法，士人欲求入仕就必须“求品於乡议”，“无乡邑品第”者是不能任官补吏的。《晋书》卷四五《刘毅传》谓：“今一国之士，多者千数，或流徙異邦，或取给殊方，面犹不识，况尽其才力！而中正知与不知，其当品状，採誉於台府，纳毁於流言。”虽然汉代以“郡国”并称，但刘毅所谓“一国之士”的“国”，我以为不是指郡而是指州[36]。一州之内能得到中正品第者的数量，多者约在千人以上。曹魏时有州十三，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馀人，其散在诸州者万人上下，这与“一国之士，多者千数”的说法，显然是可以沟通的。世入南北朝，郎署这个机构的候选地位被东西省散官所取代，郎官队伍在萎缩，“司徒吏”的称谓也连带不再见於史传了。
总之，魏晋的王官和北魏北齐的职人，作为一支数量颇大的官员候补队伍，在此期文官体系中具有不容忽略的地位。从结构上看，这反映了魏晋南北朝的官吏队伍以候补者与职事官；从功能上看，候补者要承担相番直、差使，从而也构成了王朝政务的有机成分而并非无所事事。这样一种制度，向前可以上溯到汉代的郎署宿卫，向後则流衍为唐代的文武散官候选番上於吏部、兵部的制度。以往学者对此论述不多，故做此文加以初探，期望有抛砖引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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