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现状角度浅析阮籍与秘康的怪诞行为(1)

论文摘要：魏晋时期，战争频起，政权动荡。继曹不代汉之后司马氏篡位，因朝中官宦立场复杂、心怀各异，司马氏以残暴血腥手段维护自己的统治。无论文坛还是政界，都弥漫着一种恐怖气氛。当时的有识之士大多不愿意违心仕晋，就选择一条归隐的途径，“竹林七贤”就是他们的杰出代表。其中领袖人物阮籍和秸康才华横溢、人品高洁、内心正直，不愿与当权者同流合污，尽力保持着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身处黑暗的政治环境，却不因此丧失生命的色彩。他们追求精神自由以超越现实的痛苦和无奈，用自己精彩亮丽的生活方式给后人留下了千年美谈。 
  献帝建安十年(205)，当时虽名为汉室，实则权归曹氏。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几十年间逐渐确立威名。三足鼎立之势虽持续数十载，后终究归于魏。曹王代汉，司马炎篡魏，朝代频繁更替却不逾百年。司马鳅崛起于魏室鼎盛之初，朝中多魏之仕臣，而司马欲夺魏室，必定大开杀戮，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魏晋之际确是整个魏晋南北朝社会矛盾冲突最为尖锐集中之时。时代环境的险恶多变，使刚刚觉醒的士大夫阶层为其思想信念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晋书·阮籍传》中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状。司马氏的胜利夺权，使天下一时“名士减半”。“竹林七贤”恰恰生活在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虽然他们生存在最黑暗、残酷、虚伪的改朝换代之际，起初仍然可以活得很潇洒。他们悠游山林、饮酒唱和、琴箫相谐、傲视世俗，为自己的诗意人生泼墨着色。司马氏的强权政治终究迫使他们分道扬镰，但竹林七贤却依然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自己的人生信仰和思想自由。他们所确立的名士风流，永远飘逸在士林的心灵世界，千秋不息。 
  为了摆脱当时的政治旋涡，一些清醒的有识之士渐渐远离仕途，归隐林泉。其中，以阮籍、稽康为代表的在野名士集团“竹林七贤”，名重一时。《三国志·王集传》注引《魏氏春秋》说:y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温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娜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后来，阮籍、向秀等被迫人仕，但在一定程度上仍不失名士本色。 
  阮籍出身陈留着名士族，生于建安十五年(210),是魏时着名的“建安七子”之中阮璃的儿子。阮籍幼孤，不到3岁时父亲去世，由母亲抚养成人。阮籍自幼资质出众，8岁时已可成文，其族叔魏清河太守阮武曾赞赏他“以为胜己”。《晋书·阮籍传》载:“(阮籍)容貌环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终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阮籍出身名宦，形伟貌丽，才华横溢，名噪一时。初仕于曹爽集团，然其慧眼早已识得曹爽之徒不能济事，故隐退之。后被司马氏笼络，因碍于政治压力被迫屈仕于司马。有记载表明，在阮籍的最后十几年中他亲眼目睹了司马氏的一次次屠杀，其惊骇恐怖程度可想而知。在阮籍的《咏怀诗》第33首中，真切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心情:“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由此可见，阮籍在身心两方面都是极端痛苦的。但是，他的内心却又时刻保持着名士气节，不愿和血腥的当权者司马氏同流合污。他向往着信仰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脱，但又不可能脱离现实政治的压力，于是他曾几度委婉地争取自己的自由精神空间。《世说新语·任诞篇》传曰:“籍放荡有傲世情，不乐仕官。晋文帝亲爱籍，恒于谈戏，任其所欲，不迫以职事。籍尝从容曰:‘平生曾游东平，乐其风土，愿得为东平太守。’文帝悦，从其意。籍便骑驴径到郡，皆坏府舍诸壁障，使内外相望，然后教令清宁，十余日，便复骑驴去。复闻步兵厨中有酒三百石，忻然求为校尉，于是人府舍，与刘伶酣饮。”阮籍视官禄为游戏，他不愿为官，也只好用另一种方式与之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