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良不幸而言中
前揭《商君列传》，不是说商鞅迁都咸阳以后，“公子虔复犯约，劓之”么？劓刑，即割掉鼻子，相传为虞舜想改却改不掉的五刑之一[16]，在肉刑中算是较轻的。不过没了鼻子，谁看见便知此人是罪犯。公子虔既是秦国宗室，又做过秦太子傅，即训导官，在前已代太子受黥刑，脸上刺了字，这时又触犯商鞅某种约束，失去了鼻子，更见不得人，时间大概在秦孝公十六年（前三四六）。
这表明。商鞅尽管将秦国贵族迁到咸阳，但彼辈身在魏阙，心在故都，作为老权贵的领袖，公子
虔再度以身试法，递送的反面信息，不消说是他们的群体仍在抵制这个外来人在本国搞乱的固有秩序。
商鞅不知他面对的秦国宗室贵族抵制变法么？不然。前揭《商君列传》，说到“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之后，就追述赵良见商君的对话。
这个赵良，显然也是异国入秦的游士，却对商鞅被封商君（秦孝公二十二年，前三四0）以前，在秦国旧都初变法，迁都再变法的过程，颇熟悉。他指出商鞅在秦得意，只依赖秦孝公以独断权力支撑，却在相秦以来，“不以百姓为事”，又不断得罪秦国贵公子，其实危若朝露，因此如不急流涌退，“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亡可翘足而待”。
且不说赵良是否尊儒反法，只看他预言的商鞅命运，仅过一年，便不幸言中。
公元前三三七年，秦孝公死了：
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商君。商君亡至关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验者坐之。”商君喟然叹曰：“嗟乎！为法之敝一至此哉。”[17]
那以后，商君在魏秦间逃亡，找不到归宿，于是跑回商邑，发兵准备北赴郑国，却被秦兵越境杀死。“秦惠王车裂商君以徇，曰：‘莫如商君反者！’遂灭商君之家。”[18]
假如司马迁所记商鞅的末路属实，那么只能说这是正言若反。第一，证明商鞅法令已贯彻到秦国边境，因而旅舍主人，见商鞅拿不出通行证，便拒绝他投宿。第二，证明商鞅到自己的封邑发兵，无非藉以保护自己流亡郑国，而秦惠王派兵越境追杀，恰好反证商鞅没有反秦。第三，证明秦军杀害商鞅后，才将他五马分尸，因而作为“公子虔之徒”的秦惠王，宣称商鞅因造反才被车裂，可谓事后追加罪名。
《荀子》较诸《商君书》可信
商鞅生前死后,都是争论的对象。如今传世的《商君书》二十四篇，内有多少篇章是商鞅遗著?自东汉至明清的学者，都没有闹清楚。我比较相信司马迁《史记》诸篇的记载，并非因为司马迁“去古未远”，而是从司马迁关于商鞅变法过程的矛盾陈述中间，可以清理出来的历史实相，较诸《商君书》可信。
怎么见得？我的参照系，首先是《荀子》。据十八世纪的清代扬州学者汪中（一七四四年生，一七九四年卒）《荀卿子通论》及所附《荀卿子年表》的考证，荀况晚年曾入秦访问，与秦昭王和时相范雎，都有对话；今本《荀子》内的《儒效》、《强国》，便是他与昭王、范雎对话的实录。尔后在公元前二六五年，荀况自秦至赵，又与赵孝成王和临武君，就秦国与山东六国的战争引出的问题，作过讨论，那对话见于今本《荀子》的《议兵》。
荀况是战国的儒家大师，西汉列于学官的儒家经传，大半出于他的传授。但荀况的学说已在修正孔学,尤其指责子思、孟轲制造伪孔学。因此，荀况虽然号称儒家，虽然惋惜秦国“无儒”，但对秦相范雎陈述入秦所见，认为秦国从百姓、官吏、士大夫到朝廷，都合乎古之治世的类型，“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19]就是说，从秦孝公、惠文王、武王到在位的昭王，四代国君对外战争无不取胜，并非徼幸，而是定数使然。这个判断，作于商鞅死后七十二年，可证商鞅变法，将秦国变成一个军事化的社会，没有因他被杀而颠覆。
商鞅不是古典中国变法的第一人。即使说因变法丧生而本人开创的改革事业仍在延续，在商鞅以前也已有先例，如郑国的邓析，楚国的吴起。
当然，从历史效应来看，商鞅变法二十年，不仅带领秦国由弱变强，成为战国七雄中头等军事大国，而且如以前有史家形容的，开始把整个秦国改造成一台“战争机器”[20]。
这台“战争机器”，经过商鞅的遗嘱执行人，包括一代又一代跑到秦国寻求致身将相机会的“客卿”，不断修整，到秦王嬴政即位后已变得非常可怕，很快吞并六国，“竟成始皇”[21]。于是，作为“机器”的设计者，商鞅似乎比同时代的改革家更成功，因而人们对他何以成功的秘密，议论纷纷，也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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