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叔孙通是“小人”还是“君子”？

叔孙通，又名叔孙何（?～约前194），西汉初期儒家学者，汉族，旧鲁地薛（今山东枣庄薛城北）人。曾协助汉高祖制订汉朝的宫廷礼仪，先后出任太常及太子太傅。 


    长期以来，不少史料对叔孙通的评价很不一致。即便是当时，叔孙通在引荐人才及制礼作乐等事上，多次表示对适应时局的重视，也引发了一些儒生对其行动态度持不同意见。当叔孙通在山东征召儒生为汉高祖制礼作乐时，有两位儒生不愿同行，指责叔孙通在天下初定时便制礼作乐，行为不合古义。叔孙通取笑他们不通世务。后来，同行的儒生获得汉高祖的封赏后，则又称赞叔孙通是个圣人。同样一个人，为何前后的评价如此差异巨大？很值得探讨。 


    有趣的是，即使是史学家，也对叔孙通看法极不同。 司马迁称赞叔孙通因时而变，为大义而不拘小节，称叔孙通为“汉家儒宗”。司马光则指责叔孙通制订礼乐只为逞一时之功，结果使古礼失传；又认为他对汉惠帝建原庙的建议是教导汉惠帝文过饰非。在不同的期不同人的口里，叔孙通一会是“君子”、一会是“小人”，这就竟是这么回事呢？ 


     笔者认为，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简单地给他们盖棺定论，说其或是“君子”、或是“小人”，这显然是不符合唯物史观的，显然是不符合人物多面性的。无论是人物还是事件，都可能具有复杂性，若仅就其一点而窥视全貌，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就一般情况而言，我们在评价人物时，往往断言某某人是“君子”，指责某某人是“小人”，似乎没有考虑人性的复杂性多样性。故而，笔者以为，所谓道德上的指责，总是最简单又最无意义的，毕竟，将人物简单地贴上“君子”或“小人”的标签，是对人性复杂状况的漠视。 


    既然如此，笔者今天为何还要探讨叔孙通的“君子”“小人”问题呢？很简单，其实我就是想通过分析，驳斥简单定论对叔孙通“君子”或“小人”之争的言论。 


     翻开历史，我们不难看出，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叔孙通，既是“君子”，也是“小人”。理由如下： 


    首先，跃入我们眼帘的叔孙通形象，是一个最善于见风使舵，虽标榜儒生，却信奉光棍不吃眼前亏的人。有两件事最为典型。 


    叔孙通是薛县（今山东枣庄薛城北）人。陈胜起义，秦二世召群博士议论此事，都说是造反，秦二世一听就发了火，脸都变了色。这时叔孙通走向前去说：“当今有贤明的君主君临天下，给下面制定了完备的法令，使人人遵法守职，四方八面都归附朝廷，哪有敢造反的！这只是一伙盗贼行窃罢了，何足挂齿。郡官们正在搜捕他们治罪论处，不值得忧患。”秦二世这才转怒为喜。事后儒生中凡说是造反的都交给官吏治罪，凡是说是盗贼的都免掉职务，唯独赐给叔孙通二十匹帛，并授给他博士职位。叔孙通的所为引起了儒生们的愤怒，纷纷骂他“阿二世”，叔孙通面对责问，只是说，“各位不知道啊，我几乎逃不出虎口！”便匆匆逃出都城，跑回老家薛县，投靠了项梁，后又先后跟随过楚怀王熊心、西楚霸王项羽，最后投降了汉王刘邦。   


    第一次去见刘邦，叔孙通峨冠博带，标准的儒生打扮。刘邦市井出身，最讨厌儒生文绉绉的酸样儿，看见有人戴儒冠，常抢过来往里边撒尿，所以一见叔孙通的打扮，心中就老大不快。叔孙通对领导的喜怒哀乐很敏感，马上按楚地习俗制作了短装，一副刘邦家乡人打扮的模样，刘邦见了很是高兴，拜他为博士。 


    这两件事，很容易使我们得出，叔孙通是一个“曲学阿世、热衷富贵”的无耻小人的结论。事实上，他真的是如此吗？不，这仅概念化、片面性的形象。 


    我们知道，叔孙通降汉后，最初常向刘邦引荐盗贼、力士，被同行的儒生埋怨。后来叔孙通向汉高祖建议制礼作乐时，却举荐了同行的儒生。叔孙通曾表示，君主在进取、争夺天下时，最需要能打仗的人才。到了守护成果的时候，文人、儒生便比较可靠。这似乎又在说明，叔孙通的“委曲求全”并非仅仅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而是在替君王的江山社稷着想，在替国家的发展大计着想。 


    另有一事更加凸显了叔孙通的不一般之处。公元前195年，汉高帝刘邦因为宠爱戚夫人，而打算让与其所生的儿子刘如意代替太子，时任太子太傅的叔孙通听说了，立刻面见皇帝，劝谏道：从前远有晋献公、近有秦始皇都因为废立太子不当而致天下大乱，自取灭亡。现在太子仁义忠孝，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吕后与陛下患难与共，怎么可以背弃她呢！说到激动处，叔孙通竟以头抢地，劝谏道：“陛下一定要废掉嫡长子而扶立小儿子，我宁愿先受一死，让我的一腔鲜血染红大地。”刘邦见此情形，退让说：“您算了吧，我只不过是随便说说罢了。”叔孙通却不依不饶，“太子是天下的根基，根一动摇，天下就会震荡起来，怎么能拿天下的根基之事作为戏言来说呢？”刘邦没办法，只得正色回答说：“我听从您的意见。”从这段画面看，叔孙通又俨然是一个典型的犯颜强谏的直臣形象，宁愿一死捍卫自己说话的权利。 


　　通过以上史家的记述，叔孙通在我们脑海中的形象似乎太过游移，此一时是没有骨气的虚伪小人，彼一时又是顶天立地的君子。我们该怎样看待这种现象？ 


    假如，我们采取科学的方法，分析叔孙通的所作所为，就不难发现，他前曲后直的变化，不过是在因时、因人而采取不同的处世方式而已。用现代经济理论来解释，属于成本最低、效果最佳的线路。当然他的行为并不为时人所理解，叔孙通到鲁地征召儒生制定礼仪，就曾受到正统儒生的当面诘问：“您所奉事的将近十位君主，都是靠当面阿谀奉承取得亲近、显贵的。如今天下刚刚平定，死去的还来不及埋葬，伤残的还欲动不能，又要制定礼乐法规。从礼乐兴办的根由看，只有积累功德百年以后，才能时兴起来。我们不违心替您办这种事。您办的事不合古法，我们不走。您还是去吧，不要玷辱了我们！”叔孙通笑着说：“你们真是鄙陋的儒生啊，一点也不懂时世的变化。” 


　　叔孙通正是通过自己的委曲求全，让素来对儒生持有偏见的刘邦改变了看法，应该说，从乱世之中儒学不受待见，到逐渐成为居于正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正是从叔孙通开始的，他也因此被尊为汉代儒家的宗师。司马迁称赞他说：“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也。”意思是说，最正直的人外表反似委曲随和，事理本来就是曲折向前的。在坚硬的社会现实面前，有时候转个弯，会更好地抵达目的地。 


    对于这种做法、此般为人，我们能说一点也不具有可取性吗？许多情况下，直路弯走、弯路直走，不失是一种睿智做法、聪明之举。记得笔者在基层单位锻炼时，曾遇号称“天下第一难”的城市建设拆迁问题，当时班子主要领导并非硬性分配拆迁任务，而是把所有需要拆迁的用户数量，做成代表一户户的纸团，让负责拆迁工作的人员，自由自主抽签，按任务多少抽取几户，结果以最简单的方法，就避免了针对拆迁难度不同而挑三拣四的难题出现。尽管这种方法，看似不具科学性，却极具操作性。现实中，许许多多的复杂事物，不也正是需要我们顺势应急、灵活变通，才能取得预想的良好结局吗？ 


    就这个角度讲，西汉叔孙通是“小人”还是“君子”之争，很无必要。但他身后的故事却可以给我们诸多启示，值得深思。 


    （作者：用心沟通  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