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那些有趣的事

作者：梅林

一、学做家务活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是大中专学生的组织。小学生少不更事，只是发了个“红小兵”的袖套让参加批斗教师的大会。那些天是我在小学度过的最后一段日子。“停课闹革命”后学校不上课了，我只能是回归家庭呆在家里。

这一年，最小的妹妹只有2岁，我回到家承担了照看弟妹和学做家务活。这样能减轻母亲做家务活的负担，母亲可以外出做临时工补贴家用。文革动乱中，工农业生产的经济秩序被打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但是人口是高增长的，引起了住房的极度紧张，为解决住房问题，经常有建筑工地在盖砖混平房，还有市政部门修建马路，母亲就辗转于这些工地干临时工。

父母在外出工作期间，常给我一些钱让我给家里买粮买菜和生活日用品，我经常拿着各种票证去买那些生活必需品。而做饭、炒菜、裁剪衣服、缝制单衣棉衣、拆洗缝制被褥，这些家务活可不是当时年少的我能胜任的。幸好这些家务活在奶奶耐心的言传身教中，我逐步地都学会了。

本地人在家里与奶奶和外婆说话时都称为“奶奶”。与别人谈话提到奶奶们时，为了区分开来，称奶奶为“家奶奶”，外婆为“外奶奶”。

以前的人对勤快的女人称为“有其事的婆姨”，“有其事”的女人评判标准是：针线好、锅灶好，把自己和家人的衣着都收拾的干净利落，屋里院子都打扫的整洁，井井有条，能持家过日子。而懒女人是一家人都衣着邋遢，家里脏乱不收拾，针线锅灶活都做不好，日子过的一塌糊涂，而被称为“木绌婆姨”，“赖呆子婆姨”。不只是那个时代，确实是在什么时代都有勤快女人和懒女人。

我奶奶是大家公认的“其事好”的人，尤其是针线锅灶活更为人们称赞。奶奶是个干活勤快麻利的人，经常是每天清晨早早起来做家务，奶奶常说：“早起三光，迟起三慌”。

奶奶教我切菜的刀工和炒菜时的火候，特别是烧五花红烧肉，用铁锅炼焦糖火候掌握不好，烧出来的肉索然无味。我学会了炒菜、做红烧肉和爆炒肉。还学会了包饺子、擀面条、揪面片。和面擀面时要“盆净、手净、案板净”，不能到处都粘的是面。

奶奶的针线活很好，衣服裁剪的合体，针脚整齐细密。我经常跟奶奶学做针线活，单衣棉衣都会自己做。后来工作后工厂的同事买上布料让我帮忙裁剪缝制衣服。有时我翻看家里的老照片，80年代前的照片上，除了丈夫身上穿的中山装外，我和孩子身上穿的衣服全是我自己做的。

那时人们食用的蔬菜都是大地菜，没有温棚菜。郊区专门有给城市种植蔬菜的生产队，由于是计划经济，种植的品种单一，供应时多时少，有时上市的菜量大，卖不完就烂了或蔫了，菜店就撮堆儿卖的很便宜，或者是最后一茬拉秧菜，大小不一全摘下来，堆的像小山一样，卖的也很便宜。奶奶历经多并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从夏天蔬菜上市到初冬，奶奶一直提醒着我带领我去买撮堆儿菜和拉秧菜，晾晒干菜和腌制咸菜，以备冬春季节食用。

到夏天开始晾晒青笋干、水萝卜干、茄子干、豆角干、角瓜干、黄瓜干、还有辣椒干。每年干菜晾的最多的是茭瓜干，秋天茭瓜到最后一茬拉秧瓜时上市的量很大。奶奶借来一个人拉平板车，带我买回几车茭瓜，不分老瓜嫩瓜都买，把车装的满满的往回拉，拉回家我们把茭瓜传送到屋顶，坐在屋顶上切茭瓜片，老茭瓜把皮削掉切，屋顶都晾满茭瓜片，被阳光晒的干热的屋顶很适合干菜，三四天就干透了，可以收回家存放起来。奶奶对我说：“家里这么多人，多晾些茭瓜干，又能当菜吃又能当粮吃”。

到秋冬之际，除了买些冬储的白菜、土豆、萝卜、腌雪里红、春头、酸白菜外，奶奶还带着我去买便宜菜，最后一茬小油菜由于不适合冬储，比别的菜价低，我们买回几大麻袋油菜，还顺便在菜堆旁把人们不要的大白菜老叶片捡一些。奶奶和我把菜洗净后，用大缸码一层菜撒一两把大粒盐腌菜。奶奶每天过来把缸里的菜翻倒一遍，使菜能被盐腌透不致于腐烂。这些咸菜在冬天真顶用，被我们一家人吃得一干二净。

冬天里，先是食用冬储的白菜、土豆、萝卜和酸咸菜，到立春时，鲜菜食用完了，酸咸菜也放不住了，人们常说，一立春酸咸菜被“春牛放了屁”，就开始发霉变味不好吃了。这时储存的各种干菜就成为主要蔬菜，能变着样的做汤、炒菜、炖肉吃。那时粮店还给居民供应黄豆、绿豆，我把豆子买回家生豆芽菜。在春天青黄不接时，就以干菜、豆芽菜和菜店买来的豆腐、粉条为蔬菜。

近40年来，由于冬季大量种植温棚蔬菜和发达的物流运来南方的蔬菜，各类蔬菜不分季节都在食用，人们早已不晾晒干菜腌制咸菜和买冬储菜了，有时想吃干菜咸菜到超市买点就行了。

二、捡浆糊饽饽

文革从1966年到1968年是动乱最严重的几年，也是红卫兵和机关基层单位造反派贴大字报最多的几年。解放西街区党委那一片地方是最热闹的地方，红卫兵和造反派在那里举行集会、演说、争执辩论、撒传单、批斗黑帮。高音喇叭播放着大批判文章和造反歌曲。在家中都能听到高音喇叭的声音，那个年代没听说过“扰民”这个词，一切都是被允许的。区党委临街高高的砖墙上贴满大字报，每天都有新的大字报贴在头一天的大字报上。围观看大字报听辩论的人群到夜间9、10点钟都不肯散去。

党委院内有一个大屋是专门熬浆糊的供应造反派们贴大字报用。屋里一面墙下堆放着一大摞袋装面粉，另一面墙下炉灶上安着一个巨大的铁锅。有个工人把布袋里的面粉倒入锅里的水中搅拌熬浆糊，熬好的浆糊用大勺子舀了盛在屋里的一堆水桶中，不停地有造反派进来提浆糊桶或送回空桶。天黑后是贴大字报的高峰，不同政见的造反派趁黑把大字报覆盖在对方的大字报上，浆糊房直到夜间都在工作着供应浆糊。

1966年兴起的贴大字报，到秋天的一个傍晚，奶奶手中拿着一个布袋叫我和她一起去捡浆饽饽。8点左右我们来到党委贴大字报的高墙下，这时的人很多，有看大字报的，有围观正在辩论争执的造反派的人。

我们走到贴大字报的墙根下，奶奶指给我看墙底下堆积在一起的浆糊，这是贴大字报的人用大刷子蘸满浆糊先把墙涂抹上浆糊，再把大字报贴上去，刷浆糊时，不少的浆糊从刷子上墙壁上流淌到墙根，由于每天都贴大字报，都有浆糊流下来，墙根堆积的浆糊被风干，像一层厚厚的饽饽。奶奶把浆糊饽饽揭下来放到布袋里，我们边走边揭浆糊饽饽。有的墙根浆糊淌下来的时候不长，还稀糊糊的。我们光捡风干了的浆糊饽饽，这些饽饽上沾着墙根的灰尘和纸屑。顺着墙走一圈，也就二、三十分钟，奶奶就带我回家。

回家的路上奶奶感叹道：“这么好的面，人都吃不上，拿这么多的面做浆糊，太可惜了。”是太可惜了，当时由于动乱，经济损失很大，居民的食粮多数都是杂粮，只供应少量的面粉。而熬浆糊只有小麦粉能用，别的杂粮粉都不好用。我说：“奶奶，这些浆糊饽饽这么脏又不能吃，捡它有什么用？”奶奶说：“给农村亲戚喂猪，猪吃的可好了。”

奶奶隔三岔五地和我去捡浆糊饽饽，都是在晚上8、9点前后很快地转一圈，拾一些就走。我想奶奶是个谨慎的人，白天去太显眼，傍晚天黑后正好，再晚人少不安全。后来我想起那时我就像奶奶的跟屁虫一样，祖孙俩晚上鬼鬼祟祟地去捡浆糊饽饽，就像做贼一样就好笑。不过，那时我们这一老一少从没引起谁的注意。

到第二年1967年大字报贴的更多，那些领导干部被夺权，大字报以批判走资派为主，有些直接就是丑化干部的漫画，和人身攻击漫骂的大字报和标语。如军区一位姓朱的领导干部被造反派画了好几种猪的漫画和随意漫骂侮辱的大字报，标语贴在墙上。墙根下始终有厚厚的浆糊饽饽。我和奶奶时不时地还去捡些浆糊饽饽，奶奶一直很谨慎，都是很快地拾一些就走了。

到来年春节过后离农忙还有一段时期，乡下的亲戚不太忙，奶奶带着我到乡下亲戚家串门。探望了几家亲戚，有一家女主人和奶奶的交往最亲密，对奶奶很热情。做饭前先把我们领到一个凉屋子，屋子墙角有一个油亮的黑釉中等大小的缸，揭开缸盖让我们看，哇！缸里是大半缸白花花的猪油，女主人拿筷子把油底下几条长方形的红烧条子肉捞出来让奶奶看，那肉被卤汁卤的焦糖色的酱色恰到好处，是很让人眼馋的五花烧肉。那个年代，让别人看你那缸肉，就像是把家里的财宝拿出来炫耀一般，不是很知已的人，不会让你看的。我想，这头肥猪可是吃了不少我和奶奶拾的浆糊饽饽长大的，女主人是和奶奶分享她们的劳动成果。那顿用烧肉做的饭菜吃着可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