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昕：据了解，您从事二胡教育已有五十余年。
刘长福教授：1963年，我附中毕业，正值内蒙古文化局局长到中央音乐学院选拔人才，为充实内蒙古艺术学校（现内蒙古艺术学院）招聘师资力量招聘师资，我作为二胡教师前往内蒙古，开始了自己的教学生涯。时至2013年，已经整整五十周年，教学活动贯穿始终，甚至文革时期都没有中断。当时，我带领几名学生参加工人宣传队到西北各个煤矿进行慰问演出，一路坚持给学生们上课，还利用闲暇时间编写教材。
郭昕：为什么您在从事教学多年之后，又选择考研呢？
刘长福教授：蓝玉崧先生是我在校时的专业老师，他得到中央音乐学院要招收硕士研究生的信息后就写信给我，希望我报考。我也希望能够继续深造，于是便以同等学力的身份、带着自己的琴和一大包参考书籍前往北京备考。
郭昕：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入学考试要求很高，您能够一举成功真的很厉害！
刘长福教授：我在内蒙古十六年，教学之余也在不断地学习当地的民族民间音乐和扩充自己的知识储备，中、外音乐史等也有涉猎。此外，著名作曲家、《嘎达梅林交响诗》的作者辛沪光先生和我同在艺校工作，从她那里学到了不少的作曲和其他理论知识。因此，和声、曲式这些作曲理论科目在应考时也没有什么困难。
郭昕：硕士毕业后，您留在中央音乐学院任教，为二胡领域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谈谈您的教学理念好吗？
刘长福教授：我的教学理念可以归纳为 “科学程序、先补短、再扬长、根雕、接地气” 十五个字。我认为在教学中既不可急功近利、揠苗助长，亦不可因循保守。老师教学如同医生看病要对症下药，首先要“诊断”学生在演奏方法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再根据其自身情况加以调整和规范，我常把自己编著的《二胡系统进阶练习曲》比作“药匣子”，老师可以根据学生存在的具体问题从中选择有针对性的练习曲， “缺什么，补什么”，打好扎实的基本功，再按照他们各自的个性特点、技术潜力以及艺术趣味等多方面因材施教，精心雕琢。传统根雕艺术讲究“三分人工，七分天成”就是这个道理。
郭昕：具体的教学方法可否与我们分享一下？
刘长福教授：我倡导的教学程序分为三个环节：第一，基础技巧的训练。包括左手的持琴、按音、换把、揉弦、颤指、滑音、泛音；右手的持弓、长弓、短弓、分弓、连弓、快弓、颤弓、跳弓、抛弓以及音阶、琶音等基本练习。第二，应用技巧。指的是根据乐曲的不同内容和情绪，将各种基础技巧进行自由变化。这部分也包括风格性技巧，即各个地区、民族音乐独特的演奏手法，用以表现不同音乐风格的韵味。比如陕西音乐风格的“搂音”；广东音乐风格的“装饰回音”、河南音乐风格的“滑揉”；江南丝竹音乐风格的“垫指滑音”、藏族音乐风格的“装饰闪音”、朝鲜族音乐风格的“迟到揉弦”、蒙古族音乐风格的“三度打音”等等。第三，音乐表现与创造，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二度创作。应按照这套科学的程序进程有目的、有内容的技术和音乐表现等方面的训练，才可能成为名符其实的二胡演奏家，这其中任何训练环节都是不可以省掉的，基础技巧不扎实何谈应用？应用技巧和风格性技巧没掌握好如何准确地表达作品的意蕴及风格？
郭昕：中央音乐学院长期以来是比较偏重西方音乐的，这是否会导致二胡专业教学西洋化？
刘长福教授：过去中央音乐学院的确是以西方音乐为主流的，但当民乐教学纳入学院的专业之后，经过了几代民乐人的努力，学院逐渐走上了兼容并蓄的发展道路。
我亲历了二胡的一系列变革，从乐器的改革（丝线向金属弦过渡、琴弓的可调性改良、乐器性质的逐渐规范等）到新作品的不断丰富与演奏技巧的逐步完善出现；从“以曲代练”的单一教学方式到丰富的教材（练习曲与乐曲）与多样的教学方法，总结出一套“与时俱进，可持续发展”的教学思路：中国传统作品、外国的移植作品和当代原创的新作品三管齐下。
郭昕：中央音乐学院的二胡教学有哪些不同于其他学院的特点？
刘长福教授：前些年，我在某所音乐学院讲学，有人提出一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中央音乐学院与中国音乐学院的二胡谁更强？我反问观众我的编制在中央音乐学院，但是我的音乐风格属于哪个学院派吗？
1963年，两所音乐学院分家，中央音乐学院属于中、西音乐并驾齐驱，中国音乐学院是专门发展中国音乐的平台，两院都设有二胡专业，可谓“本是同根生”。提上述问题的人显然是存在误区，认为中央音乐学院走“洋路”，事实并非如此。
中央音乐学院的二胡专业是培养出了不少优秀的人才，但是近些年，其他音乐院校在演奏方面也提高得很快。可以说，各个院校的二胡专业都有自己的特点，大家一同发展，一同进步。
郭昕：中央音乐学院是否已经构建了完整、统一的二胡教学系统？
刘长福教授：中央音乐学院一直有计划统一教学大纲，但实际上这样并不科学，因为本科生接受的已经不是启蒙教育，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特点，使用统一教材，拉同样的曲子很难从根本上提升演奏水平，只会培养出大批统一规格、毫无个人特色的演奏员。只有因材施教、选用更加丰富的教材，才能培养出真正的各具特色的演奏家。
郭昕：单就二胡专业而言，能够通过中央音乐学院的研究生入学考试证明已经具有较高的演奏水平，那么，花费三年时间读研除了获取文凭之外，演奏技巧是否还具备提升的空间？
刘长福教授：很多人都有这样的误区，认为民乐专业的学生读研的必要性不大。我们不否认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学生已经具有一定的演奏水平，但是仍具有继续提升的空间。作为教师，我们的职责是教给学生科学的方法，使他们获得更多的知识。在理论研究和演奏技巧诸方面都得到升华，最终达到人琴合一的境界。因此，对于教师而言，美学理论与演奏技巧都是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不断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郭昕：在您看来，真正称得上二胡教育家应当具有哪些专业素质？
刘长福教授：真正做到“两栖”（演奏、教学）的二胡教师并不多，“三栖”和“四栖”（演奏、教学、作曲、理论）的就更是凤毛麟角。有些偏重演奏，对于如何教学并不精通；有些偏重教学，演奏技术水平欠佳。我认为中央音乐学院的二胡教授必须具备以下条件：一是能够开一场音乐会，这需要高超的演奏技术；二是能够办一场公开教学，因为艺术是没有绝对标准，这对教师就更是严峻的考验，因为教学成果是判断演奏方法与教学思路优劣的唯一途径；三是写一篇命题论文，这是检验教师知识结构与储备的最好方法，音乐史学、美学、心理学、力学、音响学都是二胡教师必修课，真正掌握这些理论知识，写论文时才能做到有说服力，文章也才能具有实用价值。
郭昕：那么二胡演奏家的标准又有哪些呢？
刘长福教授：中央民族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等知名的专业团体中的声部首席以及能够在公共场合代表团体登台独奏的演奏员；音乐院校长于演奏的教师、教授都是公认的演奏家。历届国家级比赛中的名列前茅的获奖者也可以纳入演奏家范畴，冠之以“青年”二字即可。我个人观点认为演奏家的定义可以在目前的基础上可以更为宽泛一些，因为有些业余爱好者人士也是十分优秀的，像京剧票友一样，毫不逊色于专业人士，演奏家之名当之无愧。
郭昕：目前，二胡作品数量和质量是否乐观？
刘长福教授：音乐作品库永远都不会饱和。钢琴小提琴发展数百年，曲目有了一定的积累，但是真正优秀的作品仍然不够，何况专业创作历史不足百年的二胡。近几年，一些专业的作曲家和音乐院校作曲专业的学生（包括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加入到二胡曲的创作行列，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说明二胡这件过去“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刘天华语）的民间乐器已经逐渐的深入人心。但由于一些人不太熟悉二胡的性能（有效音区、音色及其变化、风格性技巧等乐器法方面的问题），以至于产生了不少“三累”的作品，写着累，练着累，听着也累。这是非常令人遗憾的。
郭昕：二胡创作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
刘长福教授：从民族化角度来说，作曲家一定要深入了解民族民间音乐素材，才能创作出优秀的二胡作品。同时，还要具有与时俱进的思维，作曲技巧与国际接轨。
郭昕：您创作的二胡曲就具有鲜明的民族民间音乐风格。
刘长福教授：我的创作灵感都来自真实的生活体验，蒙古族民歌、二人台、晋剧等等，都成为我的创作素材。
郭昕：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接地气”。
刘长福教授：在我经过了几年的专业学习后，就逐渐树立了自己的艺术理念——不唯上（不盲从权威）、不唯书（不迷信书本）、不泥古（不墨守陈规）、不趋时（不追求时髦）。 “接地气”就是要珍视我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中的精华。我认为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坐在中国的现代，一手伸向古代，一手伸向外国。”至今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由于我先后受教于五、六位二胡名师，他们或直接、或间接向刘天华、阿炳（华彦钧）学习过，因此对我一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在他们的艺术里，传统音乐与西方音乐兼而有之。我并不排斥西方音乐对二胡的影响，但二胡作为中国乐器要表现中国人的情感和风格，其发展道路是不可偏颇的。
郭昕：提起刘天华与阿炳（华彦钧），不少二胡演奏家、民族音乐学家和中国音乐史学家都对二者进行过比较，我们想听听您的观点。
刘长福教授：在那个年代，阿炳这样的民间艺人遍布全国各地，只是其他艺人没有被挖掘出来。而阿炳被杨荫浏先生发现，才使他的作品和事迹流传下来。作为民间艺人的代表，阿炳传承了民间音乐的精华，是二胡音乐发展史上的“继往者”和民间音乐的集大成者。
刘天华先生则是一位“开来者”，他使二胡规范化、专业化，将二胡的教学纳入了高等院校。他的创作可谓集中、西音乐之大成。比如《烛影摇红》使用的12/8，明显是圆舞曲的感觉，当然，我们的古琴曲中也有像酒狂这样的三拍子作品；《光明行》中的转调也借鉴了西欧作曲技法。另外，在《悲歌》和《独弦操》这两首作品中，无论是变化音的应用和“独弦”的演奏形式也多少体现了中西融合的手法。
不过，我个人认为，阿炳的音乐风格也或多或少受到西方音乐（主要是铜管乐）的影响，他的《听松》开头部分像小号吹奏的风格。作为走街串巷的流浪艺人，像他这样将一切外来因素都融会贯通地结合到自己的演奏中实为难能可贵。
简而言之，阿炳是我国传统器乐艺术的集大成者，刘天华是中西合璧使中国民族音乐走向专业化道路的开拓者，两人相辅相成，为二胡艺术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在他们之后，最伟大的传承者当属刘文金先生，从《渝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到后来的《长城随想曲》始终追求民族音乐的神韵，与时俱进的创作思想与艺术手法，成为了二胡艺术发展的里程碑。
原文刊载于《音乐时空》2015年3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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