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歌的本质是抒发情感
王长征(诗人)：乔老师你好，你作为国内诗坛重要的诗人、编辑，见证了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当代诗坛流派纷呈，优秀的诗歌没有统一标准，你觉得诗歌的本质是什么？
乔延凤（诗人）：诗歌最关键的是要具有审美价值的情感，这种情感必须是真实的，其次是美好的。比如说爱情诗，把爱情和劳动放在一起就很具有美感，这是劳动人民的真挚爱情，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
诗歌的本质是抒发情感，能够打动人心、让人们的精神得到升华。诗歌是很了不起的，是讲究情感意蕴的，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初读不一定明白，需要反复品味，仔细领会。我曾多次谈过诗歌的语言问题，我很反对“口语入诗”，诗歌语言与口语是不同的，不是一回事，诗歌语言不仅仅是书面语，而且是文学语言，文学语言具有独创性和凝练性，作家、诗人的个性，都充分体现在他的文学语言里。
王长征：乔老师，刚刚你提到了诗歌本质是抒发情感的“真”，那么它和散文抒发情感的真有什么区别吗？
乔延凤：诗与散文是有区别的，散文叙述事理，大体上借助于文字的意义就已经足够了，它自然也有声音节奏，但是无须规律化或音乐化；而诗则是咏叹情趣的，单靠文字意义还不够，还必须从声音节奏上表现出来，诗要尽量利用音乐性来弥补文字意义的不足。 由此可以看出音乐性、节律性对于诗歌的重要。《梁祝》没有说一句话，听了使人泪流满面，可见音乐（旋律、和声、交响）在表达情感上的优势，我们要充分运用它的这个优势。
二、诗歌应有自己的时代特点
王长征：有人认为新诗已经摆脱了旧体诗的束缚，现在又提倡音韵是“自戴枷锁”，你怎么看？
乔延凤：这种看法是对诗体不了解造成的。诗歌是从歌谣发展而来的，最早，诗和歌、舞不能分，后来从歌舞中分离出来，但诗歌和音乐性始终分不开，诗歌的形式和内容是一种化生关系，诗歌要借助音乐性来表达感情和情趣。孔子编订的诗歌总集叫《诗》，《诗经》这个名称是到了汉代成了儒家经典之后才这样叫的。孔子所选中的诗，皆“弦歌之”，以鉴别其优劣，如果诗没有音乐性，他怎么能“弦歌之”呢？
另一方面诗歌的音乐性和诗体有关系，也和诗人的个性有关系，是诗人个性的真实流露，是诗人情趣的直接现实，它是活生生的。诗歌写作中，音韵的运用形式，也可以是多种多样的，互韵、转韵、多韵、隔行韵、首尾韵、句中韵、重音押韵等等，仔细阅读《<诗歌报>封二诗人作品集》中我们所选的作品，就能够领略到其中的纷繁、奥秘。
王长征：前面我们说到诗的本质，你觉得诗歌能够通过教育的方式来推广和传承吗？
乔延凤：中国自古就有“诗教”的说法，“诗言志”就是把自己的心志表现出来，当然有诗教的作用。有人反对诗歌政治化，实际上诗歌不可能和政治完全脱离，这样的例子很多。《诗经》里《黄鸟》是讲里面几个贤人被杀害了，老百姓用诗歌来讽刺秦穆公、怀念这些贤人。再比如《诗经》里《硕人》，写卫侯的夫人，她是齐侯之女，卫侯不喜欢她，她也没生孩子。她不仅长相漂亮，而且出生高贵，所以卫人都十分同情她，用诗歌来赞美她高贵的出生、美丽的容貌、来时的宏大热闹场面，这其中也和政治有关系。毛泽东的诗歌“钟山风雨起苍黄”“红军不怕远征难”等怎么和政治没有关系呢？所以有些人把诗和政治完全脱离开来，这不符合道理。诗歌的本质是抒情的，对待“政治”不应片面看待，当然，我们也不主张为了达到某种政治企图，让诗承担不应承担的责任。
王长征：你怎么看待现在的社会环境呢？你觉得现在是属于诗歌的时代吗？
乔延凤：我觉得任何时候都能够产生优秀诗歌。比如说东汉末年有《古诗十九首》，西晋时期有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贤的精美诗歌。
诗歌有自己的时代特点，西汉早期的时候是以赋见长的，赋的长处是可以铺陈，抒发大的场面，那个时候正是汉朝蓬勃上升的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候，各个方面都得到了长足发展，所以以赋见长。唐朝和宋朝时经济繁荣，生活稳定，需要写更多的诗表达情感。即使到了清朝最衰落的时候仍然有好诗，如龚自珍的诗。
在今天，现代诗着重表现现代人的内心世界，与传统诗歌从内容到表现形式都有一定的距离，以至使现代诗与读者产生了欣赏习惯上的阻隔，这使一些人以为现代诗就是“看不懂”“读不懂”的诗。其实，现代诗应是看得懂、读得懂的诗，只不是一题一解式的诗，而常为一语双关或一语多指，因而给读者以更多联想和想象的空间。正是由于上述误解，导致一些根本不是诗的分行文字，即“非诗”“伪诗”，也以“原创”“先锋”“探索”的名义招摇于诗坛，以其“新”而泛滥，更有些精神垃圾、丑恶污秽低俗的东西，也以现代诗的面目出现，给现代诗抹黑，使现代诗创作误入歧途。诗歌应该始终站在最大多数的人民利益一边，表达社会、时代与人生中的一些值得浓墨重彩抒写的东西，对后代、对人类的精神都会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新诗未来的方向走向统一
王长征：上世纪八十年代诗歌热与当时的意识形态有关，你怎么看待思想启蒙和诗的热潮之间的关系？
乔延凤：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思潮之后，诗人写作的题材不再局限于政治，自由地发展，很快形成了一股潮流。另一方面，打开国门，很多新思潮进来了，五花八门，影响了一大批诗人。所以八十年代才会出现“诗歌热”。说到它们之间的关系，现在学术界也开始进行反思，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潮有利有弊，利就是我们的视野突然开阔起来了，弊就是造成了思想的多元化混乱。现在社会上很多事，大家都不满意，比如“下半身”写作、“口水诗”等乌七八糟的东西，甚至颓废主义也跟着进来了，很显然和真正高尚的诗歌追求是不同的。在开阔视野的同时，也让西方“审丑为美”的价值观趁虚而入了。
王长征：你在前文提到了“伪先锋”，那你觉得先锋应该是什么样的？你又如何看待诗人与诗的关系？
乔延凤：先锋性对探索应该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其次应该是引领人们积极向上的，是构建一个美好的精神家园的，不能把人引向颓废、虚无，也不能把人引向宗教。如果那样的话，人们会感觉到自己的生活是灰色的，是毫无希望的，对于我们整个人类进程来说有什么意义呢？在进行诗歌探索的时候，不但要符合艺术规律，还要符合人类不断前进的方向，尤其警惕不能以先锋探索为借口达到某些企图。诗歌是诗人自己生命历程中相依相伴的一部分，它能最好地表达个人的生活与思想感情，而个人又属于人民的一份子。
当前社会，人民比任何时候更需要诗歌。诗歌反映人民的心声，是民族精神的具体体现和引领，它同人民的生活、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可不容回避的是，诗歌现在逐渐被边缘化了，离人民大众越来越远。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一些人将诗歌引向了狭小的个人圈子，甚至公开宣扬“小众化”，自娱自乐，更不应该的是，使诗歌成为一种不良情绪甚至颓废情绪的宣泄；另外，形式上一味“西化”，脱离了艺术欣赏的民族习惯；艺术批评的缺位，这些造成了非诗、庸诗的泛滥，倒了读者的胃口，这是诗歌边缘化的主因。总而言之，人民需要好诗、真诗、引领人民精神向上的诗。
王长征：那些所谓的“先锋诗”既然不能代表诗的方向，那为什么最近这么火呢？你觉得诗歌未来的方向是什么？
乔延凤：这是误导造成的，诗坛上一度泛滥的口水诗，与不懂文学语言和口语之间的区别不无关系；当然口水诗、垃圾诗、颓废诗的产生，还有更深层的诗歌内容上的问题，诗歌的内容是需要选择和提炼的，是需要有精神气度来统领的。
中国是艺术渊源深厚的国度，更是诗歌大国，我们要有自己的文化自信，多写一些与人民血脉相连的，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体现出真善美的诗。诗歌是展示民族精神最强的文学样式，用音、形、义的汉字来表达，比外国人用他们的拼音文字来表达，有更多的优势。我们要根据自己的表达习惯，发挥好自身的优势，立足于民族文化的根基之上，去创作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诗歌。
未来诗歌应当会统一，时间会将那些非诗逐渐淘汰，留下来的便是大家公认的好诗、真诗了。现在许多人为了让自己的作品能留下来，甚至花钱去编一些书，把自己认为好的，或者直接将自己的、小圈子里人的诗歌放进去，这都是痴心妄想，作品得不到社会认可，经不住时间和诗歌审美的检验，自己在那里自吹自擂、自我表演，有什么意义呢？
真正好的作品不会被淘汰，中国的诗歌发展到现在能够数得出来的好诗，我们都耳熟能详。当然也有一些还需要时间的沉淀，比如，曾经一度产生过很大影响的一些诗歌，也许以后不一定就会流传。当时虽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只是因为它适应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这个政治本身还需要经过历史的再检验、经过实践的反复检验。中国的诗歌不但要经过审美的检验，还需要时间、历史的检验，不是几个人凑一块搞一本书就可以让作品永久流传。
这些反映了现在诗坛上的浮躁现象，有些人很急于把自己留在诗歌史上，实际上是没有用的。真正好的作品人们会永远记住。我现在做这些事情，就是希望能给我们的诗歌史留下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
四、诗坛频现“闹剧”是“非诗”因素影响的
王长征：近年来诗坛频现闹剧，单说评奖一项，就产生诸多负面新闻，评出来的获奖作品总是出现“杂音”，很少有人认可，你认为这是什么原因？
乔延凤：文学奖项、诗歌奖项曾是检验一位诗人水平的方式，然而随着“非诗”因素的增多，评选随意性，其权威性、公正性、合理性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非诗的泛滥，造成的后果是相当严重的，它直接败坏了读者的口味，我们应该积极地加以引导，清除这种不良的影响，以便更有利于我们的诗歌探索和诗歌创作。
王长征：最后想请你再谈一谈诗歌的意蕴问题。
乔延凤：诗歌的意蕴是深藏在诗歌作品中的内在的含义或意味，它常具有多义性、模糊性和朦胧性，常常体现为一种哲理、诗情或精神气度，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需要欣赏者去反复地体悟、细心地领会，用全部的心灵探究和感受。
一首好的诗歌作品，应当是有意蕴的，没有意蕴的诗歌，浅显，不耐读，因而也是易于被时间淘汰的。
我们常说的诗中有诗，弦外有音，话中有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等，都说出了意蕴的一些特征。诗，往往就在这种作者没有说，而我们又能心领神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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