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在中国一直被解读为管理学科的开创者，“现代管理之父”，“管理大师中的大师”，虽然他的绝大多著作（当然也有几部很著名且重要的著作还没有）在中国已经翻译出版，但似乎只有管理学特别是管理实务方面的著作在中国得到了较大的重视，可是德鲁克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究竟对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是什么？他的思想包括了哪些内容？管理学以及关于管理实务方面的著作在他的庞杂的思想中究竟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或者说他何以成了一个“管理大师中的大师”？这些问题是本文力图初步加以揭示的！
一、德鲁克的经历及身份和其它：
1、经历及从事过的职业：
1909.11.19生于维也纳；1927年中学毕业进入汉堡大学法律系深造，期间在一家贸易公司当实习生（晚上自学，白天工作）；1929年转入法兰克福大学法学系继续深造，期间在一家美资证券公司担当分析员，由于就职的证券公司在股市崩盘时破产后于1930年进入《法兰克福综合日报》供职，担任经济记者； 1931年获得国际法博士学位并认识以后的夫人多丽丝；1933年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弗雷德里希·朱里亚斯·史塔——保守主义及其历史展望》而冒犯了纳粹政府，文章被禁，担心被迫害而离开德国去英国，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担任证券分析师，期间邂逅多丽丝；1934年失业后回维也纳，后又回到伦敦城市商业银行商会担任分析师兼合伙人助理，期间在剑桥大学听讲，学习了凯思斯经济学讲义；1935年，开始在美国的一些期刊杂志上发表文章；1937年1月，与多丽丝结婚，几天后两人前往美国，做为包括《金融时报》等英国一些报社驻美国记者；1938年向《华盛顿邮报》投稿，报道有关欧洲事务；1939年处女作《经济人的末日》（在中国尚未翻译出版）出版，得到不久后担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高度赞赏，期间在纽约州劳伦斯学院担任兼职讲师，讲授经济学与统计学，并在全美进行巡回演讲；1940年在某经济杂志社担任编辑；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被调往华盛顿为政府工作；1942年，担任佛蒙特州本宁顿大学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及哲学；1943年，获美国国籍，应邀对通用汽车进行为期一年半的调查；1946年，以调查为基础，出版《公司的概念》；1947年，赴欧洲指导实施马歇尔计划；1949年至1971年在纽约大学担任管理学教授，期间出版一系列著作并发表大量文章；1971年到加州克莱蒙特研究生院执教，作为克拉克教席社会学和管理学教授，后来直到2005年去世一直在此；期间出版十几本著作并发表大量文章。1987年以德鲁克的名字命名的“彼得·德鲁克管理研究生中心”设立；1990年，“彼得·德鲁克非营利管理基金会”成立；1997年德鲁克管理研究中心成为德鲁克管理研究生院；1998年德鲁克档案馆在克莱蒙特研究生大学落成。
2、早期对德鲁克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历：童年家庭名流聚会的耳濡目染（未满5岁时听到父亲与维也纳名法律学者的叔叔及未来捷克总统托马斯·马萨瑞克的谈话：“不仅仅是奥地利的末日，也是世界文明的末日”等）；少年时维也纳艺术沙龙的熏陶；小学时幸遇特殊教学方法的埃尔莎与索菲姊妹花老师（德鲁克目标管理及发挥特长管理观点的来源）；13岁时一个叫普福利格勒的宗教老师的问题：“你们想过要青史流芳吗？”对其一生的影响；18岁观赏威尔第在80岁高龄创作的最后一出歌剧《福斯塔》时的震憾；上大学当编辑时奇遇当时德国崇尚自由主义的新闻从业人员的领袖人物上司埃里克（绩效精神的导师）；一战后由胡佛总统领导的救济组织对饥饿的小德鲁克们的拯救对其终身强调“通过组织这种工具，尽量发挥人类创造力”的观念及其对非营利组织终身的偏爱和无私的帮助的影响；不满十四岁时参加奥地利共和国大游行时突然顿悟离开队伍成了“旁观者”是其一生做一个特立独行者的里程碑；在汉堡大学期间，在图书馆两年读的几百本书奠定了日后成为大思想家的基础；（特别是伯克1790年的《对法国革命的反思》及腾尼斯的社会学经典名著《社区与社会》）。
3、成年后的职业生涯及成果：作为教授，德鲁克从未进入以欧洲学术传统为源渊的美国主流社会；但其通过各种方式把通识教育、大众教育、继续教育作为终身践行，实现了其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承诺；作为作家其二十几本涉及政治、社会、经济、哲学、管理、组织甚至艺术等方面的著作及十几本论文集及数本著作选集和两本小说、一本自传，无论数量、质量、影响力，更不说涉猎之广，恐怕二十世纪再无一个作家能出其右；作为管理咨询大师其不仅为数十家世界五百强企业做过或担任长期顾问，还为无数的中小企业授业解惑，更为很多其它组织包括教会、慈善组织、医院、学校、博物馆等非营利组织提供了卓有成效的大量免费咨询指导，真正神奇的是这一切咨询工作都是由他一个人进行的！
然而德鲁克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有人戏称他是千面人，其知识之渊博实在令人咋舌！德鲁克不仅在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管理学等在大学开过课，甚至在统计学、神学、日本艺术等方面也在大学授过课，其在国际关系、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文学、教育、美术、音乐（他是个一流的钢琴演奏者）等其他很多领域也造诣颇深，而德鲁克怎么看自己呢？在《生态远景》一书中，他说：“我自以是一个'社会生态学家’，我关注的是人类自己创造的社会环境，就像自然生态学家研究生态环境一样。”
他在同一本书中写到：“社会生态学家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它意味着在看待社会和社区时，要把握好如下几个问题：社会发生了怎样的变革？而且这些变革是和'众所周知的常识’截然不同的；哪些变革属于“范式的变革”？有什么证据表明这是一种变革，而非一时的风尚？最后，还要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变革与我们息息相关且意味深长，那么又提供了怎样的机遇？”而且他认为：“社会生态学是一门实务，就好像医学或法律，或是自然环境的生态学。它们目的一方面是要延续和保存，一方面是要变革和创新，并在两者之间求得平衡。它的目的是在动态的不平衡中，创建一个新社会。只有这种社会才能同时具备稳定性和凝聚力。”
这个新社会就是德鲁克所谓的“功能性社会”。
二、德鲁克的著作
德鲁克在长达六十几年的职业生涯当中，出版了几十本书，作品大约分为六类：
1、第一类是探讨社会结构与分析政治领域的著作，即他自已所谓的社会生态学，主要著作都在《功能社会》这本自选集里体现出来了，按时间顺序有：《经济人的终结（末日）》（1939）（中国未出）、《工业人的未来》（1942）、《公司的概念》（1946）、《新社会》（未选，1950）、《明日（未来）的里程碑（地标）（已经发生的未来）》（1957）、《不连续（断层）时代》（1968、69）（中国未出）、《技术、管理与社会》（未选，中国未出）（1970）、《看不见的革命》（1976）（未选）（《养老金的革命》（1996再版名，中国出））、《动荡时代的管理》（1980）、《管理新现实》（1989）、《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21世纪的管理挑战》（1999）。
2、第二类为管理专论，按时间顺序有：《管理的实践》（1954）、《管理：使命、责任、实务》（1973）、《管理导论》（1977）（中国未出）、《人与绩效：德鲁克论管理精华》（1977）（中国未出）。
3、第三类为管理实务，按时间顺序有：、《成果管理》（1964），《卓有成效的管理者》（1966），《创新与企业家精神》（1985），《非营利组织的管理》（1990），《卓有成效管理者的实践》（2006）。
4、第四类是论文、文章集及对话录，按时间顺序有：《美国的未来二十年》（1957）（中国未出）、《人、观念与政治》（1971）（中国未出）、《迈向经济新纪元》（《明天的经济及其他》）（1981）（中国未出）、《管理前沿》（1986）、《管理未来》（1992）、《生态远景》（1993）（中国未出）、《巨变时代的管理》（1995）、《德鲁克论亚洲》（1995）、《德鲁克论专业管理》（1998）（中国未出版）、《下一个社会的管理》（2002）。
5、第五类是其著作选集，按时间顺序有：《德鲁克管理思想精要》（2001）、《功能社会》（2003）、《德鲁克日志》（2004）。
6、第六类自传、小说及其它，按时间顺序有：《旁观者》（1978、自传）、《毛笔之歌：日本绘画》（1979）（中国未出）、《最后的世界》（1982）、《行善的诱惑》（1984）。
德鲁克第一类和第四类著作主要是谈他所谓社会生态学的，在其整个近四十本著作中占了一半多（二十多本），可见也许德鲁克最被世人认可的（这可能是仅从“学术”上而言）是管理学及组织学上的贡献，但其实际上在为人类建立一个美好新社会方面贡献的思想、建言以及远见可能被我们特别是中国人大大忽略了！
下面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来看看德鲁克的贡献和真知灼见吧！
三、德鲁克的时代背景及其时代意识和精神：
德鲁克生于二十世纪初，逝于二十一世纪初，他是二十世纪的见证人和二十一世纪的“预言家”，二十世纪是德鲁克身处的世纪，让我们先回顾一下刚刚过去的上一个百年吧。
1、二十世纪的大背景：
二十世纪是自文艺复兴以来，经过启蒙运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顶峰，工业文明走到尽头的世纪，同时东方古老文明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历经民族解放和一系列革命运动也走到筋疲力尽境地的世纪；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及经济大萧条导致旧世界崩溃，而后由于冷战、非殖民化运动而尚未建立起新世界的世纪；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及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虽促进了经济极大发展但并未完全带给人类所期望的稳定、美好生活，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勃然兴起但随之而起的全球化尚方兴未艾并带来更大动荡的世纪；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迄今最动荡、变化最快、最戏剧性也最波澜起伏、惊险无限的世纪！这是一个最好的世纪，也是一个最坏的世纪，是一个让人不断失望又不断鼓起新的希望的世纪，这是一个老的观念、老的思想、老的行为方式已往开始消亡，而新的一切尚未建立起来的世纪，真如德鲁克所言：“信息革命后，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新机构和新理论的兴起，下一个社会，将会是一个充满新机构、新理论、新意识形态和新问题的社会”。
而德鲁克正是见证和揭示了二十世纪这一系列变化的最富有洞察力、最全面系统、最与时俱进而又最充满人文情怀的“大师中的大师”！
让我们先领略一下大师在二十世纪对“曾经的未来”做得精准而冷峻的预言和判断吧。
2、大师对二十世纪曾做过的预判：
在其处女作《经济人的终结》一书中预测了希特勒的“最终解决方法”就是企图杀害所有欧洲的犹太人（当时对于所有体面的人来说简直是无法想像的），还预言了希特勒——斯大林条约的签订（比实际签订早一年），还预测《慕尼黑协定》的签订也不会使希特勒被“招安”，还预测到在西欧纳粹不会遇到抵抗，只有当一个国家被德军占领之后等；
在《工业人的未来》这本发表于1942年的书中，他预言到美国必然要参战，断言纳粹必然失败，而且战后美国必然成为工业国家的榜样；
德鲁克在对通用进行18个月的调查后，在此基础写成的《公司的概念》一书里预测到通用如果不能改变其与员工和顾客关系的政策并担负起一个大机构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它将遇到极大的问题和麻烦；
《已经发生的未来》（《明日地标》），这本书是最能体现德鲁克罕见洞察力的著作，在序言中他就大胆断言世界已经进入后现代阶段，书中不仅成功预见到日本将作为一个发达和强大的经济体很快会出现，现代政府将出现效能危机，更大胆断言人类社会已经由工业社会开始了向知识社会的转型，由自发的渐进的进步向成体系、有目的和有组织的创新转变，多元化和全球化已经开始，并且新的世界观正迅速取代几百年来的传统世界观——笛卡儿式的世界观（机械论），并揭示出大型组织已成为社会的主导，教育特别是通识教育和继续教育将对社会的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其1969年出版的《断层时代（不连续时代）》一书中，对《明日地标》中阐述的思想进行了更具体和更深入的阐述，对科技及产业、经济、政府及政治、知识及教育四大领域的不连续发展趋势一直预测到二十世纪末，指出由于技术大爆炸将形成四大新产业（信息产业、海洋产业、新材料、超大型都会产业），经济将从国际经济转变为世界经济，并预言政府将重新定位并“重新私有化”（后来英美政府果然如法炮制！），社会将从只存在一个权力中心——政府正在飞快进入一个新的多元化社会，新的知识将是这一切变化的主要推动力量，而教育工作将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从专才教育转向通识教育、从在校教育转向继续教育，终身学习成为必需；
《动荡时代的管理》（首版1965、再版1980年）预测人类社会由于不可阻挡的全球化进入了动荡是常态的社会（德鲁克预测要到2020年或2030年），并预测制造业与商业将转向服务业；世界货币将形成，国家主权会终结，西方工会将消亡；
《管理未来》这本论文集对很多具体问题的预测很有意味，如美国汽车业的必然衰亡，有意思的是德鲁克在1990年就预测到中国必将形成从天津到广东的沿海经济带；
《后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由民族国家发展的巨型国家已经走到了尽头，并认为往后的一二十年内（1993年开始）新的“经济奇迹”会出现在中国、巴西等第三世界，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经济强权，巴西次之；
《21世纪的管理挑战》预测知识工作者的自我管理将是本世纪最大的挑战；
《下一个社会的管理》预言下一个社会是知识社会，不会被信息技术主宰，信息革命其实是知识革命，计算机、互联网是这次革命的导火索，下一个社会将会是一个充满新机构、新理论、新意识形态和新问题的社会。
够了，以上只是我们从《功能社会》涉及到的几本书里提炼出来的大师对“当时的未来”发展趋势看法的一些片段，其实在他的其他关于社会的诸多著作中还有很多惊人的预言（当时大胆的惊人，事后惊人的准确）和惊世骇俗的新概念、新观点及新思想，在此不再一一列举，这些诸多断言现在很多大家都耳熟能详，非常信服了，当然还有一些观点尚存在质疑，有待观察和发展，不过毫不夸张地讲德鲁克是对当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做了最全面（经济、政治、哲学、技术、社会、教育、管理、组织等）、最深刻（短期、中期、长期，微观、中观、宏观，西方、东方）、最准确（重大事件、老龄化社会、社会所处的转型期、组织社会即新的多元化社会、知识社会的来临等）、最持久（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历时六十多年）预测和判断的当代最高哲人！
德鲁克何以能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呢？
我认为除了特殊的家庭背景、极其良好的完整教育、独特的成长环境、丰富的人生经历、超常的天份、异常的勤奋、旺盛的求知欲、强烈的好奇心、对学习和工作卓有成效的管理能力外,最主要的是由于这一系列的奇遇造成了他在青年时期即已基本形成的使命感、价值观、方法论以及时代意识和精神起了更重要的作用。
3、大师的时代意识和精神：
德鲁克是一个充满了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一代伟人、哲人、智者甚至圣人，他毕生的使命是要建立一个理想、完美的人类新社会，他对社会发展异常关注，他所关心的只有人类文明，他最核心的价值观就是对人的研究、对人的关心和对每个人自我价值实现的关怀，他在世界观上扬弃了笛卡尔的现代世界观（整体等于各部分之和）和机械方法论（现代理性主义），意识到二十世纪是处于巨变和转型的时期，他认为这次历史转型大约始于1965年，预计将持续到2030年，他描述到：“人类社会将要历时数十年，为了进入新时代而完善自身并实现世界观及价值观的转变，还要改变社会结构、政治结构，技术水平、艺术形式、社会机构也将发生重大改革。在50年后，一个崭新的世界将会诞生，”而新的世界观就是德鲁克所谓的“社会生态学”的，其要素不仅在于分析和逻辑推理，更重要在于感知与观察乃至于洞察，要以生物学的观点代替机械论的观点，即全量并不等于部分量之和，现代组织都是有机体，必须以活的思想和整体思维来把握，并没有永恒的真理，依靠逻辑推理就对事物进行定性是十分危险的，必须与时俱进，他认为我们是史无首例的一代人，即经历了旧时代的终结而又目睹了新时代的诞生，他充满激情地说：“我们应该属于迎来这千载难逢的机遇的幸运儿！因为我们每天都能欣赏到超级大片的上演，而且还能在剧中担任角色，由于我们已经处于网络时代，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扮演主角。”
但德鲁克也指出，人作为社会存在，人的存在不能脱离社会，人生的意义则取决于他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个人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否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社会需要，人为了谋取幸福就不得不全方位地依赖于一个机能健全、运作良好的社会——即功能性社会，这就是德鲁克社会思想核心，下面我们具体阐述。
四、德鲁克的社会思想及其它：
德鲁克自诩为一个社会生态工作者，所以他始终并不把所谓学术成就做为自己的追求，从未想甚至不屑也可能认为不能建立现代规范的学术和理论体系（因为人类已经进入后现代社会！），他的追求在于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丰富的经历为世人指明解决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所传授给我们的主要是行动原则和具体方法以及在实践中的基本原则，所以我们首先向他学习的是其思维方式、生活态度（更不用说学习、工作精神了！），当然对其思想进行些梳理也有必要！
正如人大教授包政所言：“德鲁克与历史上的伟人一样，终其一生所建立起来的思想成就，是可以'还原’的，可以还原到他的基本价值立场上。”
德鲁克三十岁时出版其处女作《经济人的终结》（1939）、1942年《工业人的未来》、1946年《公司的概念》到1950年《新社会》，基本奠定了其社会思想的基础，是其日后绝大多数思想的源头。
1、思想的来龙去脉：
德鲁克自己说其在1927至1929年在汉堡上大学期间胡乱读了几百本书时逐渐对政治、社会理论及政策方面的书产生了浓厚兴趣，而英国的埃德蒙·伯克于1790年写的《对法国革命的反思》和费南德·滕尼斯写的德国社会学经典名著《社区与社会》两本书永远改变了他的生活。
伯克的主题思想就是：政治学和政治家们在一个动荡时期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找寻持续（继承）和改变（变革）之间的平衡，这一观点引起德鲁克强烈共鸣，并成为其政治观点、世界观以及后来所有作品的核心。而腾尼斯则让他认识到社区和社会存在的必要性：在社区里个人拥有自己的身份，在社会里个人各有其功能。人们的恐慌正是源于社会崩溃，正如他在《经济人的终结》中所总结的，十九世纪以及二十世纪初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经济至上主义和经济决定论，即建立在重商主义原则上的“经济人社会”，不仅未能通过“经济自由”带来“社会公平”，相反随着大工业的出现，反而造成经济自由和社会公平之间的冲击不断加剧，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人类浩劫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的生活信念，从而引发了整个社会在秩序上的全面危机；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普遍期待着“非经济的社会奇迹”而落入了法西斯等极权主义的圈套，进而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人类又一次浩劫，德鲁克因此宣告“经济人”社会已经终结，人类需要建立新社会，但新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如何建立呢？
这正是德鲁克终毕生精力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中所努力要发现和推动的！
从思想上来说，德鲁克认为建立能正常运行或起码可接受的社会即功能性社会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发现二十世纪前半期是工业化社会，企业尤其是大企业成为社会的中心，管理好企业是最重要的，而二十世纪后半期他发现工业化社会已在向知识社会转型，社会成为多元化的组织社会，组织管理成为核心，所以在完成前四本著作后，他一头扎进管理学和组织学的知识海洋，从而开创了现代管理学和组织学！
那么什么是功能性社会呢？
2、功能性社会：
德鲁克认为无法给社会下一个标准的定义，但是可以从功能的角度来理解社会：除非一个社会可以给予个体成员以社会地位和功能，而且这个社会的决定性权力是合法的权力，那么这个社会才能被称之为功能性的社会。
作为社会和政治存在的人对于功能性社会的需要就如同他作为生物的存在对于空气的需要一样，然而，人需要功能性社会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拥有这样的社会。
社会不是必然建立在它所处的物质实体基础上（经济不万能！），而是理念、信仰的发展组成了一个特定的物质实体，而一个社会可以建立在这些理念和信仰之上，社会一定要主宰这个物质世界，使之对于社会中存在的个体具有意义，并且可以理解，而且这个社会要建立社会法制和政治权力。在基本的政治理念和基本的政治制度之间，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重要性上，都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政治思想和行为的核心本身正是支撑它们的两个支柱，其中一个是概念性的，比如信仰、目标、愿望和价值；而另一个则是实际的，比如事实、制度和组织，这两个支柱缺一则不成其为政治。（纯粹的理念是哲学或伦理学；纯粹的实务可能成就人类学或新闻学）。
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功能等同于群体和个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它象征着个体与群体的结合，也象征着群体与个体的结合；它从社会的意义表达了个体的目的，也从个体的角度表达了社会的目的。
对于个体而言，如果他没有社会地位和功能，那么社会就不存在。只有当社会的目的、目标、观点和理想对于个体的目的而言是合理的，这时，社会才有意义。除非个体的目的、目标、行为和动机与社会的目的、目标、行为和动机结合在一起，否则社会将无法理解和容纳他。失去社会身份和功能，社会和个体之间缺乏一种功能关系就是迫害少数民族的本质，这种情况要不就是没有社会功能和身份（就像美国黑人），要不就是成为不完整社会的替罪羊（就像纳粹德国时的犹太人）。
个体必须在社会中拥有确定的社会身份并不是说他要有一个固定不变的身份。重要的是个体的身份是确定的，其功能为人们所理解，其目的是合理的，而不在于个体的身份是否是固定的或者是灵活的或流动的。
在任何特定的社会里，社会和个体的功能关系具有的类型和形式取决于社会对于人的本质和成就的基本信息。人的本质可能被视为自由或不自由，平等或不平等，善良或邪恶，完美的、可臻完美的，而人的成就可以在现世或者是来世实现，或者在东方宗教宣扬的不朽或者是魂飞魄散之际，在和平或战争环境下，在经济繁荣或大家庭的情势下实现。对人的本质的信念决定了社会的目的，而对于人的成就的信念决定了实现所追寻社会目的的范围。
不同的对于人的本质和成就的基本信念将导致一个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社会与团体之间的功能关系。无论对、错、好、坏，关键是任何一种基本信念都可以成为一个运转正常或者可以运转正常的社会的基础，这样的社会也就是一个个体拥有身份和功能的社会；反之，无论何种社会，不论其基本信念的本质是什么，只有当社会给予了个体以社会身份和功能时才能奏效。
合法权力也基于社会对于人的本质和成就的基本信念。的确，合法权力可以被定义为在社会的基本精神中找到正当理由的统治权。
合法性纯粹是一个功能性概念。绝对的合法性是不存在的。权力只有和某种基本的社会信念相联系时才会是合法的。什么构成“合法”，这个问题必须要根据一个既定的社会和这个社会的政治信仰来回答。当权力得到某种道德的或者形而上学的原则的支持，而且这种原则被社会所接受时，权力就是合法的。
不合法的权力是一种没有基于社会基本信念的权力，因此也没办法决定掌权的统治者是否在依照权力的目的行使权力，因为没有社会目的可言。不合法的权利无法控制，也不能受到限制。没有一个不合法的统治者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或者睿智的统治者。不合法的权力无一例外都腐败，因为可能成为权力，但绝不能成为权威。
一个社会如果其决定性权力为不合法权力则该社会不能发挥其正常功能，这样的社会完全只能通过暴政、奴役、内战这样的暴力来维系。
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里权力是通过权威来行使——权威是正义对权力的统治。但是，只有一个合法的权力可以拥有这种权威，可以期望获得并命令社会自律，而社会的自律就可以使得有组织的生活成为可能。
正常社会的三个条件：人人在其位，人人尽其力，社会公权的取得必须合法且使大众信服。
3、信仰基础（哲学、宗教、道德、伦理观）：
德鲁克敏锐地观察到二十世纪人类已经开始了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的转型，所以做为现代社会基础的笛卡尔的现代理性主义世界观和机械的方法论已经过时，在如此复杂多变的当代，仅仅依靠逻辑的力量是无法弄事情的全部真相的，而新社会的世界观、方法论尚在形成之中，所以可以说从政治立场的角度他是个自由主义者（信仰个人自由、平等），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他是个保守主义者（反对激进、革命、暴力），反对绝对主义，但又是个开明的保守主义者，既力图在继承和变革之间维持平衡，而在社会转型阶段，又力推变革与创新，所以对于理想不妨追求尽善尽美，但在现实中则只能力争更好，底线是不至于更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又是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从社会生态学和实证主义的角度出发来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德鲁克有时称自己是个“保守的自由派”，有时称自己为“自由的保守派”！
德鲁克早年虽然教过宗教学，但他很少谈论信仰问题，甚至对道德、伦理问题都极少专门论及，但他是一个充满了道德忧患，力求做到不偏不倚的二十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真正知识分子，他是在“路德教派”的自由气氛下长大的，但在汉堡读到丹麦哲学家、神学家基尔克果（克尔凯郭尔）所写的《恐惧与战栗》时，他说：“我立刻就知道，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多年后，他写了自认为最满意的一篇论文，题目就是《论不流行的基尔克果》，所以他是注重现实世界，但也对灵性世界充满了渴望和具有基督教情怀的思想家。
请看他在《已经发生的未来》一书中写道的：“每个人都需要回归到精神价值，因为只有明确人并非只是生理和心理存在物，也是精神存在物，也就是上帝的创造物，为上帝的意志而存在并服从于他，唯有如此，他才能在人类今日之境遇中生存。唯有如此，个体才能明白，人类的瞬间物质毁灭带来的威胁并未否定自身存在及其意义和责任，最重要的是，唯有如此，个体才能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
少年时（13岁），德鲁克上了一堂令其终身受益的课，宗教老师问他们：“希望将来过世后，最令后代人怀念的是哪一点？：”他们答不出，老师笑着说：“我并没有期待你们能答复这个问题，但如果到了50岁时仍然没有答案，就表示你们白活了。”
等他人到中年（41岁），1950年元旦，在熊彼特去世前几天，他陪父亲去拜访熊彼特时，两位老人家闲话中谈到年轻时的趣事，那时熊彼特立志要做欧洲美女最好的情人，欧洲最佳的骑手和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德鲁克父亲开玩笑问熊彼特是否实现自己的理想时，熊彼特严肃地说：“以我现在这个年龄来看，人们若只晓得我写了几部著作及发明了一些理论，我以为是不够的，如果没能改变别人的生活，你就不能说你已改变了世界。”
而德鲁克穷其毕生之力找到了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而且以其一生辉煌的成就和作为圆满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毕我们一生之力，可能永远也达不到德鲁克的高度，取得他的成就，但我们毕生应该以大师为榜样，为改变别人的生活做点贡献，也为后人留下点我们能被他们记起的一点东西！
五、德鲁克思想给我们的具体启示：
1、世界处在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而中国则处在传统、近代、现代、后现代重叠交错、极其复杂的嬗变过程中，外环境和内环境均处于动荡之中，所以德鲁克的思想特别是思维方式对我们具有特别大的现实意义和启发价值甚至指导作用，所以我一直以为我们应该把德鲁克思想作为我们的最核心指导思想。
2、我们不仅要掌握大师的思想和著作，更重要的要学习他不慕虚名、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终身追求理想的精神、勇气和能力！
3、最后让我们谨记他2001年7月6日特意拍摄给中国管理者的致辞：
目前，无论是中国的工商业、通信和交通行业，还是政府和教育机构以及医院，都急需大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发展中国家可以很容易得到国外的技术，也容易吸引外资，但是，技术和资本仅仅是工具而已，它们必须通过有能力的管理者才能发挥作用和功效，而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要培养一批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他们应该懂得如何管理，知道如何去领导企业并促进它的发展，也知道如何去激励员工和让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
管理者不同于技术和资本，不可能依赖进口。即便引进管理者也只是权宜之计，而且引进的人数也是寥寥无几。他们应该是中国自己培训的管理者，熟悉并了解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并深深根植于中国的文化、社会和环境当中。
只有中国人才能建设中国！
只有中国人才能发展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