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圣陶朱公范蠡墓亟待保护

续接商业历史 传承春秋文明

商圣陶朱公范蠡墓亟待保护

▲陵墓周边荒草丛生，一片荒凉。 张建群 摄

▲墓前碑楼上书有“越名臣”三个大字。 张建群 摄

晨报讯（记者 张建群）运城市传统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陈照明先生近日投书本报，吁请对位于盐湖区陶村的商圣、陶朱公范蠡之墓进行保护。1月22日，记者前往陶村采访发现，陶朱公墓四周，垃圾成堆，民宅迫近，荒草丛生，一片凄凉，1986年立的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石碑倒卧于荒草之中，破坏损毁极其严重，亟待保护。

陶朱公范蠡是春秋时越国名臣，他与文种辅佐越王勾践灭掉吴王夫差，实现了楚国称雄天下的梦想。范蠡多谋善断，他知道勾践可共贫贱而不可共富贵，因而散财辞官，归隐齐国海边，与儿子戮力农耕，积得万贯家财，被齐王拜为国相。他又深知以布衣之身居高位，享盛名，不祥，因而再次散财辞官归隐陶山，以养殖业再次致富。后来他的次子在楚国犯法，他派长子用一牛车黄金去营救，是为第三次散财。人称他一生三迁，三聚三散。忠保国，智保身，商生财，颇具传奇色彩。他留给后世的生意经，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陶朱公范蠡与河东关系密切的是，相传猗顿是他的徒弟，猗顿在河东闻得陶朱公在齐之富名，遂前往拜访。在陶朱公的指导下，猗顿回到河东后，以畜牧业积得巨富，留下了猗氏县（今临猗），流传数千年。

据《安邑县志》及陶村陶朱公墓上的碑文记载，当年，陶朱公第三次散去家财后，因追慕晋国介子推功高不受禄的高风亮节，老年时从齐地前往河东，行至官道旁的今陶村时因病去世，家人遂将他埋于此，其后人以陶为姓，历年奉祀，后人繁衍生息，形成了一个村庄，便是今天的陶村。至今陶村有一多半村民姓陶。

据陈照明先生文章介绍，陶朱公自认尧帝之后，根在河东，因而心向河东，百年后归葬河东。另外，陶村的陶朱公墓前有立于康熙年间的墓碑，碑文详细记载了自汉武帝元狩二年起河东便有陶朱公墓的历史，足见陶村陶朱公墓之历史确凿。

两千多年中，尤其是清康熙年间，陶朱公墓重修，历年有祭祀。可惜因为十年浩劫，陶朱公墓失于保护。近年来，陶村一位陶姓老人曾经在墓侧栽植柏树，以示敬仰，只因年事已高，无力管护，他当年栽植的两株柏树均已干枯。加之，有村民紧邻墓地盖房，使得陶朱公墓周围更加逼仄，如今成了垃圾场、荒草地，景象凄凉。

据陶村村民陶登高先生介绍，陶村地处古官道旁，陶朱公墓建于此正是当年从齐国来河东出行途中去世，就地安葬。现存的清康熙年间的陶村陶朱公墓碑，砖体结构，碑上书“越名臣”三个大字，有详细的碑文记载陶朱公葬于此地的历史，距今已有300余年历史，是河东地面上重要的文化遗存，非常值得记忆和传承。

陶朱公是古中国重要的贤达，他身上承载着重要的商业文化与做人做事的智慧，有商圣之称，民间尊其为文财神。他的墓地在河东，是河东的骄傲。作为后来者我们应该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并传承续接好厚重辉煌的文明，应该将真实、完整的历史遗产交于明天的后来者。从这个意义上讲，保护好陶村陶朱公墓是有关部门与有识之士义不容辞的责任。

与陶朱公墓一墙之隔的是陶村中学的操场。记者探访陶朱公墓时，墙外操场上不时传来学子们欢快的笑声。他们——我们这个时代明天的主人，离河东的文明历史是如此之近，却又是如此之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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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愧陶朱公

▲遗弃在地的文物保护碑

张建群 摄

陈照明

去年五月，笔者陪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文宣部刘汉祺部长在运考察文化古迹，刘先生特别提出此行一定要去拜谒心仪已久的陶朱公墓。我过去仅知道其墓在盐湖区陶村镇，却一直没去看过。

陶朱公范蠡——商圣，文财神

陶朱公范蠡（公元前536~前448）在商界的名气最大，从商古语“陶朱（范蠡）事业、端木（子贡）生涯”，便是将其与孔圣人大弟子子贡相提并论，堪称“货殖双杰”。司马迁更称范蠡为“富好行其德者”。范蠡被后世誉为“商圣”，被奉为“文财神”，受到世界华商的崇拜和历代中华儿女的敬仰。

刘先生认为，范蠡实际上经营的不是生意，而是政治、军事、经济和人生，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修行者或修道者，倾其一生之力，他都在感悟人间正“道”。

范蠡从政，官至上大夫、上将军、相国，位极人臣，却能在功成之后,看破放下，全身而退。而同样杰出的同代人伍子胥和文种却被君王赐死。

范蠡用兵，以弱胜强，兴一国灭一国，帮助囚徒勾践成为春秋霸主。从事功上说，历代被兵家尊崇的孙武和诸葛亮都没有做到。

范蠡经商，白手起家，富甲天下，仗义疏财，三聚三散，从一无所有到天下首富，再到一无所有，不为物所累，他的胸怀和视野真正体现了对“道”的追求。就连现在的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才裸捐过一次。

范蠡为人，集老子、孔子、孙子思想之大成，儒道互补，足智多谋，善知进退，是学以致用的体现者和民间公益事业的开创者。乃至后来传入中国的佛家文化中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可以从陶朱公的行持中找到。范蠡既怀揣着儒家士大夫平天下的济世情怀，又贯通了道家隐逸之士随顺自然的不争风范，更兼具佛家忍辱精进舍得的慈悲精神，圆融无碍，可谓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行者，集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企业家于一身。世人誉之：忠以为国，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名垂天下。

古人云：“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二心。”陶朱公范蠡是得道者，在中国文化坐标系中是个永远闪耀着璀璨光芒的巨星。愿中华儿女都能从古圣先贤身上汲取民族复兴的力量！

陶朱公墓确系运城陶村

公元前592年，范蠡先祖士会仕晋有功，封邑于范，以邑为姓，又名范会，为晋国中军元帅，兼任太傅，执掌国政。范氏为六卿之首，声威最大，权势最高，对晋国之贡献亦居首位，范氏由此发祥。春秋末期，由于六卿互相倾轧，范氏被智伯赶出晋国，三家分晋后，范氏采地入魏。从此范蠡祖辈流寓楚国，但其先祖是晋国人无疑。刘先生认为，范蠡从越国人臣之极位，断然弃官而隐，改姓埋名，回到祖先的故乡也是有道理的，圆了其返本报始、叶落归根之梦。

再者为何自号陶朱公？陶者陶唐氏，尧也；朱者丹朱也，说我范蠡是尧帝和丹朱的后裔，不正是以陶朱公之号提醒后人不能忘本，要知恩报恩。所谓天下之中，就是指尧舜禹汤故都之所在，最早称“中国”的地方。史载：“陶，睢阳亦一都会也。昔尧作于成阳，舜渔于雷泽，汤止于亳。其俗犹有先王遗风，重厚多君子，好稼穑（《史记·货殖列传》）”。由此看来，上古时代河东亦属陶地，这些历史故都全在河东。

三者范蠡的老师——计然，为晋国公子，是晋文公重耳的后人，本姓辛，字文子，著有《文子》一书（乃《群书治要》66部原典之一）。相传此人是老子最得意的弟子，无所不通，尤善治国之策，可谓冠绝当代。中国文化尊师重道！另外范蠡还对助晋公子重耳复国的介子推功成身退、不言禄隐绵上甚为钦羡敬仰，介公隐居的古绵山亦在河东。至于山东定陶的范蠡墓，刘先生说，我北京的朋友张毓华在定陶当过市委书记，他告诉我：“定陶古迹因为黄河改道早被埋在地底10米以下，范蠡西施墓是根据旅游需要后来建的。”刘先生继续分析道：“史载越大夫蠡，功成身退，泛舟五湖，之齐为陶朱公，后不知所终。定陶和运城古均称陶。定陶属齐国应是陶朱公生前经商的地方，运城陶村的陶朱公墓从各方面看应确凿无疑，你们一个村几千人的陶姓后裔本身就是一个证明。”

刘先生言之凿凿，头头是道，我们一行人如醍醐灌顶，受益匪浅。

文化遗存陶朱公墓亟待复修

经乡民指点，我们在村西口一所学校旁找到了范蠡墓。墓前有一座3米高的碑楼，上书“越名臣”三个大字，额为《重修陶朱公墓碑记》，乃康熙三十三年（1694）由安邑县（运城）知县邵锡荫撰文立石。碑文先赞颂曰“公深得老子之旨。介子已先得，公殆乐踵其迹，适晋以终……千载后善退保身如公者，惟张子房一人”。然后说因范蠡墓岁久倾圮，其后裔请求他捐俸助修等等。特别是碑文中记载范蠡“扁舟五湖”后，“之齐为陶朱公”，“遂适晋以终欤。今其后裔所居之地称陶村且于汉元狩二年公后人奉祀。官陶瑶同陶克己立石志始祖，陶朱公墓遗碣从土中得之，是足据也”。碑文充分印证了刘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三百多年前的清康熙年间，当时的当地县长立这块碑，并说明两千多年前的汉代陶朱公后裔就在祭祀，有当时重修从土中发掘出来的汉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的断碑为证据。读罢碑文，我等一行无任欣慰！

碑楼前还有一小块刻着“运城市文物保护单位·陶朱公墓”的方形石碑（一九六二年县人委公布，一九八六年市政府重立），上面写着：“墓前直径十八米，四周十五米内为保护范围，严禁兴土动工和存放易燃品，违者依法严惩。”然而紧挨墓碑的一米处却是一户新建的灰砖高院墙的二层楼房。墓已渐平，杂草丛生，墓顶部被车碾压成了土路，碑楼被人倒车撞裂开缝，墓地垃圾遍地，一片狼藉，甚是脏乱……

刘先生说：“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一个自断文化之根的民族复兴是没有希望的！陶公不仅是陶姓的先祖，更是中华文化的载道者。修复陶朱公墓，是续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忘根本的德行善举，有此之士当戮力为之！”

之后，我们一起又打听并拜访了陶朱公后裔中的长老陶志和先生，老人家非常感动和惭愧，特别感激刘部长的考证，一直拿不准与定陶墓比孰真孰假，表示为祖宗修墓后代子孙义不容辞！并提出了加建祠堂的好建议，按时祭祀，缅怀祖德，一定不能再对不起祖宗了！

临上飞机前，刘部长仍语重心长地叮嘱道：“运城有武财神，不要忘了还有个文财神啊！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千万不能再对不起陶朱公了，期盼早日双星辉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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