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下“画皮”的人

——外国记者揭露纳粹德国真相的斗争

20世纪30年代，身在德国的外国记者们耳闻目睹了希特勒政权那无比残酷和暴虐的统治。然而，要想把这一切告诉世人却很难——德国当局威胁要驱逐这些敢“乱说话”的记者，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报社老板也不愿意听到关于纳粹政权的过激报道。饶是如此，一批富于正义感的新闻记者还是冲破重重阻力，撕下了希特勒和第三帝国那层看上去很美的画皮……

背景概述

纳粹掌权初期，在德国首都柏林市中心有一家名为“塔弗恩”的意大利风味餐馆，餐馆主人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德国人，以及他那身材苗条的比利时妻子。但是，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塔弗恩”不仅仅是一家普通的餐馆，而更像是一个避难所，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们夜里会在此碰头，分享彼此的消息。

1933年1月，希特勒被兴登堡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纳粹党的活动便愈演愈烈，在德国工作的外国记者们的生活也变得日渐危险。纳粹政权明确表示，不会容忍批评性的报道，第三帝国负责宣传工作的头头约瑟夫·戈培尔甚至亲自向外国媒体施压，一些为外国记者提供消息的“线人”也因担心自己的生命而缄默起来。《每日邮报》柏林分社社长罗萨伊·雷诺兹在希特勒掌权后不久曾接触过一位“线人”，结果对方哀求雷诺兹不要让任何人知道是从他这里听到的消息，否则当局就有可能拐弯抹角地得知并将他逮捕。

上图：纳粹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正在柏林向外国媒体人员致辞，时间是1939年。

希特勒的得力爪牙、纳粹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曾于1933年邀请驻柏林的外国报社记者参加了见面会。出席者之一、英国记者弗农·巴特利特一直记着戈林是如何对外国媒体进行抨击的，其言辞之激烈是巴特利特之前所从未见过的。戈林告诉在场的记者们说，他不仅“知道他们在电报和电话通信中发了些什么”，而且“还知道他们在私人信函中所写的内容”。

上图：纳粹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在向外国媒体代表发表讲话，时间是1933年。

让外国记者的采访活动变困难的不仅仅是纳粹分子。20世纪30年代，英国一些报纸的老板或编辑对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持亲近态度。《每日邮报》的老板、反共分子罗瑟米尔勋爵就认为“共产主义对英国的威胁比纳粹更大”，并且热切地感到希特勒领导下的强大德国是打造“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所必需的。在他的默许下，《每日邮报》在一篇社论中写道：“希特勒先生巧妙地赢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并对1933年3月的德国大选结果表示欢迎。这篇社论中还写道，如果希特勒谨慎、和平地使用自己的权力，那么“这里的任何人都不会为德国民主的消失而流下眼泪”。

罗瑟米尔勋爵对纳粹的信任使罗萨伊·雷诺兹陷入了一种极其不利的地位。随着纳粹德国的管制愈演愈烈，他的采访活动也变得更加艰难。他后来回忆说：“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德国人就失去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

“观念冲突”

1934年1月，罗瑟米尔勋爵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评论文章《为“黑衫军”欢呼！》，旨在庆祝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身在德国的雷诺兹却明白法西斯主义对德国意味着什么：暴徒成群结队地四处游荡，欺辱犹太人和“反纳粹分子”。在纳粹的统治下，德国迅速摆脱了经济危机带来的不景气，失业率等大幅下降，罗瑟米尔勋爵和其他纳粹支持者对此表示祝贺，而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人则明白这一切不过是暂时的假象。

对待纳粹的“观念冲突”很快就对雷诺兹的报道产生了影响。1933年4月，他提交了一篇文章，是关于纳粹下令抵制德国境内的犹太商品和服务的，据称此举是为了报复外国对希特勒政权把不满引向犹太社区的批评。雷诺兹在文章结尾处写道：“纳粹的一份宣传出版物表示：'抵制犹太商品和服务’这种行动是值得德国人民去做的。”然而，当这篇文章在《每日邮报》上发表时，“纳粹的一份宣传出版物表示”这几个词被省略了，从而改变了文章的原意。这看上去就好像是雷诺兹认为“抵制犹太商品和服务”这种行动是值得德国人民去做的。

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随着德国的政治形势日益严峻，雷诺兹最终被《每日邮报》扫地出门，越来越多的有关希特勒和纳粹分子的报道转为由沃德·普瑞斯撰写。普瑞斯非常认同罗瑟米尔勋爵对纳粹政权的支持。不过，当纳粹将攻击的矛头转向英国后，罗瑟米尔勋爵对法西斯运动的支持开始降温，此时，在英国国内，奥斯瓦尔德·莫斯利领导的“黑衫军”运动已被证明是一场充满暴力的尴尬闹剧。不过，罗瑟米尔勋爵仍然支持希特勒。尽管德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激进，但罗瑟米尔勋爵和大多数英国报业老板都支持英国政府对纳粹采取安抚和绥靖政策。

上图：英国法西斯运动头子奥斯瓦尔德·莫斯利正接受其追随者的敬礼，照片摄于1936年。莫斯利领导的“黑衫军”运动已被证明是一场充满暴力的尴尬闹剧。

这种支持给驻德外国记者的报道活动造成了更大的干扰，《泰晤士报》的记者诺曼·埃布特对这种干扰的感受特别强烈。埃布特在柏林是最受尊敬的外国记者之一，但他担心《泰晤士报》的编辑杰弗里·道森对纳粹德国过于同情并支持绥靖政策。埃布特的朋友、美国广播公司的威廉·席勒在其日记中记录了埃布特的无奈：“最近（埃布特）私下向我抱怨说，《泰晤士报》并没有把他传送的全部信息悉数付梓，编辑们不想听到太多不好的消息。显然，纳粹德国的阴暗面已被伦敦的亲纳粹分子无视了。”

驱逐出境

尽管存在明显的干扰，但埃布特的报道最终还是让纳粹在1937年将他驱逐出境（相比之下，没有一位《每日邮报》的记者被纳粹驱逐出境）。随着纳粹德国对记者的打压日甚一日，被驱逐出境反而成了记者们的一种“荣耀”。

第一位被驱逐的外国记者是《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柏林分社社长埃德加·安塞尔·莫勒。在希特勒上台之前，莫勒就已经因为出版了《德国在倒退》一书而激怒了纳粹分子。纳粹执政后，莫勒继续进行批评。由于莫勒是外国新闻协会的负责人，因此纳粹对他特别憎恨。1933年9月，纳粹警告莫勒，如果遭到暴徒的袭击，德国当局会坐视不管，因此莫勒被迫离开了德国。

《每日电讯报》驻慕尼黑的记者诺埃尔·潘特很快也成了第一位被驱逐出境的英国记者，他的“罪行”是报道了慕尼黑集会的军国主义气氛，而纳粹不想给外界留下这种印象。潘特被捕后被关押了一个多星期，并于1933年11月回到英国。

上图：希特勒和戈林正在检阅人群。

“在我的生活中，我从未如此渴望看到多佛尔海峡对岸的'白崖’”，潘特这样说道。“我从未歪曲事实，我所做的一切就是说实话，有时候这对某些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潘特的一位同事说：“我们很高兴你保持了英国记者那种在非常困难的环境下不低头的传统。”

《每日快报》的年轻记者菲利普·彭布罗克·斯蒂芬斯是第二位被驱逐的英国记者。斯蒂芬斯比其他记者更详细地披露了犹太人在纳粹掌权初期是如何受虐待的。他在1934年5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希特勒对犹太人展开了新的迫害……德国犹太人正面临他们最黑暗的日子。”他还写道，受迫害的德国犹太人“没有朋友”，他们被纳粹官员告知“你们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去死”。

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斯蒂芬斯被盖世太保逮捕，并被关押了好几天，然后被驱逐出境。为了恐吓他，德国人在其监牢里挂了犯人被斩首的照片。斯蒂芬斯写道：“我被关起来了，就像高墙铁丝网后面笼子里的野兽一样。”幸运的是，他最终回到了英国。

“曝光”日益激烈

《曼彻斯特卫报》始终如一地发表着一些关于纳粹德国生活的最生动、最具启发性的报道。虽然其他一些报纸（包括《每日邮报》）只刊登纳粹否认虐待犹太人的声明，但《曼彻斯特卫报》的记者弗雷德里克·沃伊特揭露了细节，并讲述了一切。他大胆地这样做，以至于从1933年起不断有盖世太保暗杀他的谣言传回伦敦。

1936年4月，沃伊特撰写了关于德国集中营虐待囚犯的文章。虽然此时的集中营还不是大屠杀期间的“灭绝营”，但纳粹已经用其来关押和虐待政治犯及其他被认为是“国家公敌”的人，包括犹太人。沃伊特在文章中列举了好几个对囚犯进行虐待的例子，例如，一名犹太囚犯在被“抽了18鞭子后开始呜咽”，但鞭打并未停止，直到他昏死过去。“对那些落入盖世太保手中的人来说，没有任何法律保障”，沃伊特补充说。“许多囚犯被殴打致死，还有许多囚犯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虐待后死亡。”

为自由派报纸《新闻纪事报》工作的约翰·塞格鲁获得了被纳粹驱逐两次的罕见待遇。塞格鲁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被赶出德国后移居奥地利，但1938年德国吞并了奥地利，纳粹在维也纳立即开始对犹太人进行迫害。在一次暴力行动中，一名党卫军军官误将塞格鲁认成了犹太人，并对其进行了侮辱。塞格鲁无所畏惧的态度意味着他在奥地利是不安全的，纳粹很快就将他驱逐出境了。二战期间，塞格鲁在巴尔干半岛被德军俘虏，并死在了集中营里。犹太记者协会后来称赞他“向世界揭露了纳粹哲学的真正邪恶之处”。

前文提到的雷诺兹也不安全了。随着德国局势日渐黑暗，他于1939年初离开了德国。虽然之前雷诺兹给《每日邮报》的写稿受到了限制，但他还是尽力揭露真相。他的同事在新闻报道中写道：“在与纳粹邪恶政权的斗争中，受到迫害和威胁的数百名受害者从雷诺兹那里得到了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

上图：《每日邮报》柏林分社社长罗萨伊·雷诺兹。

1939年3月，希特勒决定占领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剩余领土，这使内维尔·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走到了尽头。几乎所有的英国报纸都开始用激烈的语言反对纳粹。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时，外国记者们在“塔弗恩”餐厅举行了最后的会面，最后一批记者被迫离开德国，纳粹一直遮掩的真面目也最终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