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在《宗教本质讲演录》中论述过宗教的根源在于人们生性的软弱和与生俱来的依赖感。英雄崇拜也是如此，它也反映了人性中的一种依赖。如费尔巴哈所说：“我所必需的东西，就是我所依赖的东西。”崇拜英雄说明了人性中软弱的一面需要英雄的强悍来支持。人的弱点是多方面的，所以崇拜的英雄也是多种多样的。
从宗法网络游离出来的游民在浪迹江湖、求得生存和谋求发展时可能会深感自己的软弱。在封建宗法共同体中，控制是与保护共存的，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人格畏缩和软弱、缺少个性和缺少进取精神是必然的。这时他们并未感觉到自己的弱点，只有在变成游民、闯荡江湖时，才会意识到自己的软弱。人们的崇拜总是向自己最缺少、又是最需要的方面发展。因此，游民们便有了自己的英雄崇拜，并通过通俗文艺作品塑造出来。这些英雄形象高大勇武、无所畏惧、重朋友、讲义气，而且与游民有大体相同的地位和生活经历，最终靠自己的力量“发迹变泰”，甚至上升为“神”。这个崇拜之中最显要的就是《三国志演义》中的关羽。
一
关羽在历史上只是三国时代中蜀汉的一位大将，自微时便与刘备一起打天下。陈寿在《三国志·关羽传》中这样介绍他的出身：
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先主于乡里合徒众，而羽与张飞为之御侮。先主为平原相，以羽、飞为别部司马，分统部曲。
此后只用了数百字记录了关羽一生的功过得失。他一度被曹操俘虏，也曾为曹军建立过功勋，在“万众之中”取袁绍大将颜良之首，解白马之围，并被封为“汉寿亭侯”。后又归刘备，在为蜀汉守荆州过程中，北攻魏之樊城，降魏将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因为刚愎自用，给东吴夺取荆州造成可乘之机，遂败走麦城，被擒身亡。蜀后主谥为“壮缪侯”。
如果只就这些经历来说，在“二十四史”所登录的武将中不知凡几。而历史上名声越来越大，由“侯”而“王”，由“王”而“帝”而至“大帝”，进而成为“神”的，只有关羽一人。至明中叶以后，其庙与“孔庙”并称，而且关羽成为知名度超过孔老圣人的“武圣”。这是怎样形成的呢？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此也很奇怪，他在《陔余丛考》卷35“关壮缪”条中说：
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皆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渐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堙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三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当阳之庙。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武安济王。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元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子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以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妇女儿童，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大地同不朽。何有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
中国民间历来存在多神崇拜传说，历史、甚至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形象都可以成为“神”。胡小伟先生的《关帝崇拜的起源：一个文学现象的历史文化考索》（见台湾清华大学所编《小说戏曲研究》第五辑；台湾联经出版 公司）考察了宋代以前关羽事迹流传和被神化的过程。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从晋代以来就有了一些神化关羽的传说，在这个过程中儒、释、道三教以及当时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风俗对于关羽影响的扩大起了推动作用，但是这时关羽还没有被主流社会普遍承认。这从唐代诗人创作中就可以看出。那时诗人们咏三国故事还是以诸葛亮和刘备为主，很少有诗涉及到关羽；作为关羽的不可或缺的典型特征和情节还没有出现：如“桃园三结义”、“夜读春秋”（《江表传》只是记他喜读《左传》）、“青龙偃月刀”（唐诗中说他是“一剑万人敌”；宋代张舜臣诗中说他使“槊”）、“过五关，斩六将”、“千里走单骑”、“古城聚义”、“华容道义释曹操”等。
二
到了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于乾元元年（963）到武成王庙（祭祀姜尚）视察，当参观两廊所绘历代名将画像时，当场指示，只有“功业始终无瑕”者，才有资格配享。因而令吏部尚书张昭等人议论一下去取，结果是将班超、秦叔宝等二十三人晋升；张飞、关羽等二十二人被黜（见《续资治通鉴》卷3）。可见在宋初，关羽在历代名将中的地位是不高的。可是北宋中叶以后，随着通俗文艺的兴起，关羽的地位才有所提高。
通俗小说中“说三分”是当时的热门，为不同阶层的人们所喜闻乐见。我认为《三国志平话》虽然刻于元代，其主要的故事情节肯定在宋代即已形成。例如宋金之间的《新编五代史平话》中的《梁史平话》的入话，言三国时的曹操、孙权、刘备，乃是汉初被汉高祖刘邦杀戮的功臣韩信、彭越、陈所转世，汉献帝是刘邦转世，整个三国就是一部冤冤相报的故事。《三国志平话》也有这个故事，只是把陈改为英布。从这点可以看出《三国志平话》的主要情节在宋代就已形成。上面所说的关羽为后人所崇拜的特征在《三国志平话》中都已形成。关羽在北宋就已受到平民百姓的爱戴。张耒的《明道杂志》记载了一个故事：
京师有富家子，少孤专财，群无赖百方诱导之。而此子甚好看弄影戏，每弄至斩关羽辄为之泣下，嘱弄者且缓之。一日弄者曰：“云长古猛将，今斩之，其鬼或能祟，请既斩而祭之。”此子闻甚喜，弄者乃求酒肉之费，此子出银器数十，至日斩罢，大陈饮食如祭者，群无赖聚而享之，乃白此子，请遂散此器，此子不敢逆，于是共分焉。
有人竟为戏演到斩关羽而泣不能自已，被人骗而无悔，可见关羽悲剧感人之深。从这个故事可见在江湖艺人创作的影响下，民间对关羽的崇拜已经产生。
前面讲过《三国志平话》是游民意识的载体，在这部平话中刘、关、张成为主要的人物形象。江湖艺人为关羽这个艺术形象创造了许多具有特征性的情节，并在这些情节中显示了带有游民色彩的人物性格。如“桃园三结义”的结拜、过关斩将的勇武、千里走单骑和不忘旧恩的“义气”，都是游民所向往而又难以达到的。江湖艺人为什么把他们所向往的品质附会在关羽身上呢？因为由于“三国”平话故事文献的不足，很难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从宋代以前关于关羽记载和传说来看，有以下几点是游民感兴趣的。1.关羽与游民有大体相同的出身和经历。《三国志》本传言其“亡命奔涿郡”；《三国志平话》把这句话敷衍成“因本县官员贪财好贿，酷害黎民，将县令杀了，亡命逃遁，前往涿郡”。这段经历使游民感到亲切。2.关羽对于刘备的忠诚是感人的，刘备对待关羽又较为“平等”，于是，江湖艺人把这种关系改造成为游民易于接受的“义气”。3.关羽极为勇敢和武艺超群，这与宋代出现的游民尚武精神十分合拍。4.关羽有过神灵“显圣”的传说，而且保佑下民（这在上述胡小伟的论文中有详细的考索）。落拓江湖的游民们时时都会有不虞之灾，需要强有力神灵护佑。5.作为亡命者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可是，关羽却只凭自己的力量不仅生前成为名将，而且死后还成为流传千古的神人。这一点最易于引起处在社会底层游民的钦佩。6.还应该注意到，关羽一生转战四方，只是晚年才稍稍安定，镇守荆州。死后又被弄得身首异处，也给人们以漂零异地之感。这些都易于引起生活不安定人们的共鸣。因此关羽特别受到流落他乡的游民、四处展转的行商和漂流海外的华侨所崇拜，成为他们的保护神。综合这种种原因，可以看出历史上和宋代以前传说中的关羽就已经具备了游民所崇拜的因素，这样给江湖艺人把他塑造成为能够表达自己理想的英雄提供了素材与可能性。有过去的传说与历史事实作基础，关羽这个文学形象一出现马上就受到各个阶层人们（包括主流社会的人们）的欢迎和尊敬。元代文人社会地位低下，关羽的故事自然也易于引起他们的创作冲动，这个时期产生了大量的以关羽为题材的戏曲作品。著名的如《关大王独赴单刀会》《关云长千里独行》《关云长大破蚩尤》等等。这样使关羽的形象更丰富、更高大、更会引起社会对他的关注。
通俗文艺的影响是巨大的，随着“说三分”、“三国戏”和一些以三国故事为题材的其它通俗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关羽的知名度和地位也就越来越高。于是便惊动了统治阶级，鲁迅就说过“士大夫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最高统治者则更是这样。据《宋史·礼志八》记载与“文圣”孔子相对的“武圣”是“昭烈武成王”姜太公，这是继唐代立“太公庙”而确定的。本来宋初被取消配享的关羽等人，在宋仁宗庆历间恢复了配享资格（也就是说配享系列的诸将完全“复旧”）。宋徽宗于崇宁元年（1102）追封关羽为“忠惠公”。崇宁三年徽宗又从道教角度封为“崇宁真君”。这些还仅仅是作为“武成王”的配享，具有这种资格的六七十名，关羽之前是张辽，其后为周瑜，他还是以武将的身份作为“武圣”陪衬的。但是到了大观二年（1108），关羽又被加封为“昭烈武安王”；宣和五年（1123）再被封为“义勇武安王”。这时他还没有达到“圣人”的高位，然而与“武圣”姜太公已经很接近了，太公的其他配享者仅仅只有“公”“侯”“伯”的头衔，而独有关羽是“王”。我们从这个封号也可以看出最高统治者也注意到关羽形象中江湖艺人特别强调的“义”的特征。当然，两者只是用字相同而意义则完全不同了。这是因为“义”是一个歧义很多的伦理概念。南宋对关羽的崇拜已经形成，元代忽必烈的幕僚郝经在元定宗后元年（1249）所写的《顺天府重修关王庙碑记》中就说关王“英灵义烈遍天下，故所在庙起”，而且“郡国州县乡邑闾里皆有庙。夏五月十有三日，秋九月十有三日，则大为祈赛。整仗盛仪，旌甲旗鼓，长刀赤骥，俨如王生”（见《郝文忠公集》卷33）。从这个记载中可以想象关羽已经成为当时南北各族人民共同崇拜的偶像。在这种情势下，元代统治者也承认关羽为“武成王”，并且在世祖至元七年（1270），又用帝师八思巴之言，关羽又成为在大明殿上作“镇伏邪魔护安国”的法事时的“监坛者”，他的塑像坐在由“殿后军甲马五百人”抬着“汉关羽神轿”中（皆见《元史·祭祀志六》）。在这个有皇帝参加的重要佛事中，除了佛之外，只有关羽一人参与祭祀，可见他在诸神灵中的地位又有所提高。后世关羽被历朝最高统治者冠以各种高而又高的头衔，地位越来越高，“神性”也越来越强。由于统治阶级的提倡，社会上的主流意识的影响，于是就有了更多阶层的人们相信关羽的驱邪镇魔的作用，最后在明末清初他终于变成封建统治者的“武圣”，为全民各个阶层所接受和崇拜的“关帝”。“关帝庙”遍及全国大小城市和村落，而且，随着华侨的足迹遍布在世界各地。
三
宋代和宋代以后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关羽崇拜历史中有过两次大的起伏，一次是大落，在明代初年褫去了宋代和元代对关羽的封赠，《明会要·礼六》言：
洪武三年（1370）六月，定诸神封号，凡后世溢美之称，皆与革去。天下神癨，无功于民，不应祀典者，有司毋得致祭。
恢复了汉所封的“寿亭侯”（应是“汉寿亭侯”）和蜀汉后主所封的“壮缪侯”等封号。为什么在明初会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转变呢？首先，这是不重视或贬抑“尚武精神”的表现。《明史·礼志四》载明初“太公望有武成王庙，尝遣官致祭如释奠仪”。洪武二十一年“罢庙祭，去王号”。朱元璋在明朝秩序稳定之后，感到舞枪弄棒对社会的安定是个威胁，于是便革除了数百年来一直与“文圣”孔子并称的“武圣”姜太公的庙享祭祀，自然一些从祀的历代武将（关羽也是其中的一员）便没有了着落。另外，也与朱元璋对游民看法有关。我们说到游民出身的明太祖深知游民对其所生活的社会中的秩序有一种天然的破坏作用。这位被后世丐帮推举为“祖师爷”的朱元璋掌权之后对于游民决不手软，采取了许多种严厉的控制措施。当时经历了多年的战乱，土地有了余裕，把所有没有土地的流民和四处游荡的游民以强制的办法变成小农，并把他们牢牢地固定在土地上决不许擅自离开。为此，他几度实施大规模的移民政策，用强制手段把老百姓迁移到地广人稀的地区。历代都不禁止的游方僧人（朱元璋本人就当过游方僧人，而且佛教本身就提倡流动居住，所谓“僧不三宿于桑下，免生爱恋之心”）、游方道士，也被固定在寺庙与道观之中，甚至不许应考的读书人就食或寄住在寺庙里。这些措施都是为了对付居处不定的人们，因为他们最容易摆脱政府的有效控制，从而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最初的关羽崇拜是与游民有关的，甚至可以说关羽是游民心目中的保护神。因此，深知游民心理的朱元璋便对已经形成的关羽崇拜采取了贬抑态度。正德、嘉靖以后对于关羽的崇拜又有所升温，其原因很复杂，但是通俗小说和戏曲中关羽形象日渐高大肯定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另一次是大起。清初顺治九年（1652）追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大帝”，从此，关羽便成为与孔子并列的“武圣”了，用当时标准看，把姜太公称之“武圣”还合乎情理，因为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正式文字记载的功成名就的统帅，还是周文王、武王之师，传说又著有关于谋略的《六韬》。而以关羽这位兵败被杀的普通武将来取代姜太公，使人感到不当。当然，清统治者这样做，也是有他的理由的。还是在满族入关前，顺治皇帝就引“桃园三结义”的故事与蒙古可汗结为义兄弟，自称“刘先主”，称蒙古可汗为二弟，和蒙古相约：要结成名为君臣、实为兄弟的亲密关系以对付明朝（蒋瑞藻《小说考证拾遗》）。他们在取得统治全中国的地位之后，感到这是受到了关羽的护佑的，于是便在各地大建关帝庙，并在宫中关羽的神位，岁时祭祀。清统治者还编造了许多传说以神化关羽和自己。为什么满清统治者这样崇拜关羽？除了政治需要、崇拜关羽之风在汉族地区已经基本形成等原因之外，也与满洲统治者掌握汉文化程度较低有关。他们全面接受士大夫文化比较困难，而阅读通俗小说相对较为容易，也比较有趣。魏源《圣武记·武事余记》记载，清朝建立后统治者命令把《三国志演义》翻译为满文，与《通鉴》《孟子》等书定为“官书”，用作教育满洲贵族掌握汉文化的教材。因此，有清一代，上起帝王将相，下至八旗兵丁，大多爱阅读《三国志演义》。乾隆之后由庄恪亲王主持编纂了连台本三国戏《鼎峙春秋》，常常在宫中演出，当有关羽出场时，帝王后妃等观众，往往要借故站起来走一走，以表示对关老爷的礼敬。对关羽的崇拜在统治者的带动下，在清代形成高峰。这是最初由游民的崇拜而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一个例子。当然，对关羽崇拜得最认真的恐怕还是结为秘密团体的游民和江湖行帮的各种艺人。这一点我们从许多帮会的堂口都虔诚地供奉关羽读《春秋》的画像或“桃园三结义”的画像就可以知道了。
2014.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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