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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件制作：苏派高中语文
解读：苏派高中语文
视频：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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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块：2022四大公号大市模考课件专栏
——八省T8名校2022届高三第一次联考语文解析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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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省T8名校2022届高三第一次联考语文解析课件》课件一共103页，以上为全部内容，仅供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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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分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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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助读
1、《归去来》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主人公“黄治先”因为要做山货生意，偶然间进入一个自己从来没有到过但又感觉特别熟悉的小山村。在这里，“我”被村民误认为是当年曾在这里插队生活过的一个名叫“马眼镜”的人，不同的村民在和“我”忆旧中断断续续地回忆了“马眼镜”在山村里生活的碎片：种田、打猎、办夜校，帮助当地女青年学医，又在传说中因杀死当地恶人“阳矮子”而在返城不久就坐牢。“我”在“马眼镜”的身份和生活里越陷越深，甚至怀疑自己到底是谁。“我”深感窒息，连夜逃到县城，听到朋友在电话中叫自己本名“黄治先”，“我”却愕然了。结尾“我”陷入迷惑：我到底是谁？
读者初读小说会感觉非常迷惑，“黄治先”到底是不是村民口中的“马眼镜”？如果不是，如何理解“我”对山村情况的熟悉？如果是，“我”为什么极力否认、抗拒“马眼镜”的身份？
这篇发表于1985年的小说写法比较先锋、魔幻，甚至可以被看成 “穿越剧”的先驱，但它又和穿越剧不同：在穿越剧里，观众知道主人公穿越了，主人公自己也知道自己穿越了，只有剧中其他人物不知道，因而产生强烈的戏剧效果。而在这部作品里，村民们普遍对“我”很熟悉很亲切，而主人公自己却迷惑了，不断通过预测村落布局来检验自己是不是来过这里。“我”的预测越是不断得到印证，'我”的抵触越强烈：“我一定没有来过这里，绝不可能。我没得过脑膜炎，没患过精神病，脑子还管用”。不断地证实“来过”，又不断强烈否定“来过”，让读者越看越疑惑：“马眼镜”和“黄治先”是不是一个人？如果不是一个人，“我”和“山村”之间这种相互的但又有点儿错位的熟悉感又该怎么解释？这种疑惑的产生不难理解，甚至是小说作者期望产生的效果，期望读者因这种疑惑而更深入思考作者用意。
对小说的分析一定要从文本出发，尊重文本，避免以主观臆断代替小说文本呈现的事实。小说中“我”一再确认，甚至赌咒发誓自己没有来过这里，那就是真的没有来过“这个”山村。“我”和“马眼镜”长得像只是巧合，而且十年过去了，容貌都发生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即使“黄治先”的相貌有些地方跟村民记忆中“马眼镜”的样子并不是那么像，也会被这些封闭的古村落里的村民自动忽略。能够准确预测村庄布局也不神秘，因为那些古村落千百年来默默矗立在那里，极少变化，而且大都大同小异。原文中也有这样的叙述：我听说过，这地方以前多土匪，什么“十年不剿地无民”，怪不得村村有炮楼，而且山民的房子决不分散，互相紧紧地挤靠着，都厚实，都畏缩，窗户开得小眉小眼的，又高，盗匪不容易翻进去。
和村民聊知青生活和感情纠葛而没有引起任何怀疑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仔细研读后就会发现，“我”开始和村民对话时只是寒暄敷衍，实质性的内容都是村民说起的。接触的村民越多，掌握的信息越多，越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和阅历补充内容，因而到后来“我”能在头脑中想象和已经逝去的“三阿公”的对话，能主动将和四姑娘的谈话引向深入。“我”和不同村民谈话都没有露出破绽，展现了“我”对知青生活特别熟悉特别了解，甚至就是当年知青生活的亲历者。基于此，可以这样说，“马眼镜”是当年知青的代表，“黄治先”是返城后又重访山村的知青的代表。
如果认为“我”就是“马眼镜”，“我”开始时极力否认自己这段曾经的知青经历，在八十年代的时代背景下，也是符合当时那些返城知青们的心理状态的。小说中的“我”对“山村”和知青经历的态度，反映了知青集体对过往经历的态度。只有了解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来龙去脉，我们才能深刻理解曾经的知青们和关于知青的文学作品。
为了缩小城乡差距，改变农村落后面貌，1955年8月9日，北京的杨华、李秉衡等青年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了要到边疆地区垦荒的申请，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引发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地区去的热潮。1956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文件中，第一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概念，这也成了知青上山下乡开始的标志。这个时候的上山下乡是自愿的，有政府的补助和各方面支持的。文革爆发后，学校教育遭到破坏，1966年到1968年初高中三届毕业生滞留学校，社会上又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在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下，全部上山下乡，到农村就业。所以，虽然同为知青，但实际情况又是不同的。前期强调自愿为主，知青的理想主义色彩较浓；后期知青们上山下乡多是出于不得已。
纵观上山下乡运动，它既是理想主义的产物，又是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现实选择。由于生活的现实问题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大部分知青在农村经历了痛苦的考验但并没有实现最初的理想。知青们带着不同程度的伤痕和迫切的愿望回城，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一开始也是以受害者的姿态控诉上山下乡中遭受的苦难，比如卢新华的知青小说名字就叫《伤痕》。对过去生活价值感的丧失带来一系列新的心理创伤，再加上由于各种原因，知青返城后重新适应城市生活遇到困难，一时之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开始否定自己人生的价值，对过往的经历也不愿再提起，采取选择性遗忘的态度。
《归去来》 反映了回城后的知青在一段时间之后重返当年上山下乡的地方，重新认识自己这一人生阶段，思考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归去来》里的“黄治先”对“马眼镜”身份的抗拒可以看成是知青们共同对过去知青生活的抗拒；后来“黄治先”对“马眼镜”身份的认同，正是对知青群体有理想有热情有正义感的过去的认同；结尾对“黄治先”的质疑正是对目前状态的反思以及对将来如何选择的困惑与思考。努力以冷静理性的态度来看待知青生活的意义，这是知青文学的新阶段。
3、“我”一再在心里强调自己不是“马眼镜”，也并不认识什么“马眼镜”，那为什么并没有直接否认？
开始明显是基于利益的考虑。进村之初，“我”考虑问题的着眼点放在实际的好处和利益上。“从女人的笑脸来看，今天的吃和住是不成问题了，谢天谢地。当一个什么姓马的也不坏。回答关于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让女人们惊讶或惋惜一阵，不费气力”， “席间我继续充当马眼镜，应邀唱了几首歌，谈了些城里的故事，生意之事当然也在偷偷进行。我谈到了香米，他们根本不肯出价钱，简直是要白送”，写出了“我”为了实际的利益而有意无意地利用村民的感情，欺骗村民的心理。
后来，村民跟“我”叙旧时对知青的感情和态度感染了我，打动了我。村民和“我”叙旧的过程就是展现知青生活以及知青和村民感情的过程：梁家大嫂提到“马眼镜”曾经把棉袄送给自己公公，聊天中另一位妇女补充这个老人听说“马眼镜”坐牢了还去求菩萨保佑“马眼镜”。艾八感慨当时知青在从事了一天重体力劳动后，“饿得脸上只剩下一双眼睛，还来讲书”，还拿出了自己保存的当年知青办夜校的时候油印的识字课本，“上面好像有什么夜校歌谣、农用杂字、辛亥革命，还有马克思以及世界地图”。“我”在三阿公的破房子里发现可能是知青留下来的杠铃，脑补三阿公对知青的关心、照顾和理解，四妹子讲到“马眼镜”教自己姐姐学扎针－－这些片段展现了知青和当地村民的频繁互动和亲密感情，生动地反映了当初知青们在生活的困境中依然保有理想主义的情怀，虽然有些不切实际，但依然坚持对农民进行启蒙教育的热情。也许理解不了知青们的行动，但村民们对知青倾注了深厚的感情。知青的理想、热情和村民的淳朴、善良感动了“我”，“我”对“马眼镜”的身份越来越认同。
最后，“我”对“马眼镜”为代表的知青理想的思考，本质上还是对自己当下生活的反思。“黄治先”的生活是知青返城后生活的一个缩影，来山村之初，“我”对自己做做生意打打牌的生活是笃定的，反复强调来这里就是要做做山货生意，不是为了访友，也不是为了怀旧。有利于自己做生意的事就照单全收，哪怕是去充当一个还不了解的人。在村民盛情款待“马眼镜”的宴席上，“我”也悄悄进行“黄治先”的生意。随着对“马眼镜”和村民了解的深入，“我”进入“马眼镜”的生活越来越深，开始思考生活的意义。村民依照习俗让我洗澡， “我”浸泡在山村大嫂熬制的带着药效的洗澡水里，望着自己的身体思考：“他是谁？或者说我是谁？……他或者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受到的感动越深，思考也就越深入，精神上也就更痛苦，“我”选择了逃避。“我几乎是潜逃，没给村里任何人告别，也没顾上香米样品——其实我要香米或者鸦片干什么？似乎本不是为这个来的。整个村寨莫名其妙地使我感到窒息，我必须逃。”但是，生命中这段重要经历一旦被唤醒，就深深地影响了“我”。在小说结尾，“我”给城里的朋友打电话，“本想问问他在牌桌上的战绩，一出口却成了打听卫生学校招生的事”，朋友叫“我”“黄治先”，“我”愕然，“这世界上还有个叫黄治先的人？而这个黄治先就是我？”
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山村之行就是一种精神洗礼，这个山村的习俗“热水澡”就是一种隐喻，而且“洗热水澡”也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特别熟悉的说法，杨绛回忆当年“改造思想”生活的作品就叫《洗澡》。小说以“我累了，妈妈”结尾，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作品引发的对人生意义的思考也会持续下去。
4、《归去来》的写法在当时有什么创新？
《归去来》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以全知视角或者以第一人称线性叙述知青过去和现在的生活，而是精心选择了叙事者和叙述视角，采取故事里面有故事的方法，让 “马眼镜”和“黄治先”在这个小山村“相遇”，造成扑朔迷离的效果。
这个小说虽然短，但却有两层故事，第一层故事是外叙事者“我”来叙述“我”误入小山村后发生奇妙的故事：被别人误认成“马眼镜”，听人们回忆当年知青“马眼镜”在这里的故事。第二层故事是内叙事者（各位村民）叙述“马眼镜”在山村的故事。第一层故事叙事者“我”和第二层故事叙事者各位村民都是限制视角，只叙述自己经历的故事。“我”叙述自己的经历和情感变化，把自己内心的转变过程刻画得特别细腻而真实：开始的时候“我”特别抗拒，而后在“马眼镜”的故事里越陷越深，想象自己就是“马眼镜”， “趁他们还在争执，我悄悄溜出门，浅一脚深一脚上了石板路，想去看看我以前住过的老屋——听艾八说，马眼镜以前就住油榨坊后的那间瓦房”（84页）；在了解了四妹子姐姐的不幸遭遇后，主动承担起“马眼镜”没有完成的“事业”——鼓励四妹子完成姐姐“学医”的遗愿，并表示愿意提供一切帮助（86页）村民们以见证人限制视角回忆知青在当地的生活片段、知青和当地村民亲密的关系、知青对当地人生活的影响，展现了知青生活的不同侧面，没有刻意的渲染，更具客观性，这样就避免了知青自己回忆可能带来的选择性记忆和美化的嫌疑，是对知青生活的一种比较理性的思考和审视。不管是“我”叙述自己的心理活动和变化，还是村民叙述“马眼镜”的故事，都使作品更真实了。
这种叙事方式还使小说在有限的篇幅里大大增加了容量。“马眼镜”代表了知青过去的生活：生活艰苦，工作繁重，但依然保有理想主义的热情，在劳动之余努力对村民进行启蒙。虽然有些不切实际，但村民们感受到了这种热情，也回报了极大的善意。“我”反映了返城后的昔日知青的生活状态：注重现实的利益，变得油滑了，精神上有些麻木了。
《归去来》带有西方文学印记的地方还在于小说用接近意识流的语言写出“黄治先”来到似曾相识的山村后的心理活动和在城市生活的精神状态。“这些居然很眼熟。见鬼，我到底来过这里没有呢？让我来推测一下吧……片刻之后，推测竟然被证实了，连那空空的树心，树洞前有两个小娃崽在烧草玩耍，似乎都依照我想象的蓝图而各就各位。”作品开篇的这些心理活动，着实能够调动起读者的好奇心，既营造了神秘的氛围，又吊足了读者的胃口，让读者不由自主地追着作品读下去，以解答内心疑惑。“我”对“马眼镜”的身份由抗拒到认同，“我”在幽蓝昏暗的油灯下面对自己肉体时的疑惑，“我”想象自己杀死阳矮子的场景，“我”面对四妹子的哭诉时的冲动与克制等等，剖析了自己真实的动机和心理活动，直到结尾这样的思考还没有一个结果：我愕然了，脑子里空空荡荡的。是的，我眼下在县城一家小旅社里。过道是一盏蚊虫扑绕的昏灯，有一排临时加床和疲倦的旅客们。就在我话筒之下，还有个呼呼打鼾的胖大脑袋。可是——世界上还有个叫黄治先的？而这个黄治先就是我么？我累了，妈妈!这样一个开放式的结尾或许没有满足我们“黄治先”和“马眼镜”关系的好奇心，但它让我们思考，这就够了。
韩少功是一位既有理论深度，又能自觉付诸实践的作家，是一位寓哲学思考于文学创作的作家。他的《归去来》常读常新，每次都能给人以启迪，这样的作品值得被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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