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概论》课堂上看了柴静主持的看见栏目，讲述了一个现实版的北京爱情故事。
北京下岗男子廖丹，为救患上尿毒症的妻子，找人刻了医院的收费章，为妻子进行免费透析治疗，4年间以此方式骗取医院治疗费17万余元。事发后，廖丹被检方以诈骗罪起诉，廖丹“刻章救妻”案于12月7日在东城区法院宣判,法院以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廖丹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3000元。
“她病成这样，我总不能掐死她，哪怕有一点钱给她治病，我何必去刻假章？”在法庭上，被告人廖丹掩面而泣。廖丹案有感人肺腑的真情，有性命之危的焦虑，有铤而走险的无奈，有制度不足的暴露……这样一个集合诸多电影元素的故事，注定会引发关注。当众多媒体蜂拥而至的时候，故事的走向也就可以预期。好心人的捐款解决了他们金钱上的困顿，法院也在法律范围内从宽判决，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这件事应发了公众和媒体两个方面的热议，其一是“法与情”的关系，宣判后,廖丹表示接受法院的判决。不少网友认为法院对他作出从轻处罚体现了司法人性化的一面,彰显了法治和社会的进步。但也有人认为民意再次影响了司法，这是“法外容情”。其二就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
廖丹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广东某企业家委托某媒体记者为廖丹偿还了17.2万元的欠款,社会各界为廖丹一家捐款50余万元。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如果民众的同情心被用光了,谁来保证这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群体的医疗?在全民医保政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医保制度的城乡分割、群体分割、管理与经办分割等细节问题在廖丹妻子这一拨人身上逐渐显现:外来人员和农民工还未享受到医保政策的庇护。他们一旦患病,该由谁来埋单?他们的权益该如何得到维护?
穷人生大病，不能靠同情治疗。
“刻章救妻”所揭示的最大问题，还是社保制度地方各自为政、缝隙太大。在流动人口日益增多的当前，期待各种社保制度能够尽早“全国联网”，公民可以任意漫游都能享受“服务”。
2012年8月底,国家发改委、卫生部等六部委发布《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从城镇居民医保基金、新农合基金中划出一定比例或额度作为大病保险资金。其中明确: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基金有结余的地区,利用结余筹集大病保险资金；结余不足或没有结余的地区,在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年度提高筹资时,统筹解决资金来源,逐步完善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多渠道筹资机制。
医保异地结算虽然明确了“全国漫游”的大方向,但实际运行中还是障碍重重,最难平衡的是各地的实际利益。由于各地在医保的缴费年限、缴费比例、享受待遇方面有很大差别,如果实现“全国漫游”,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得了大病,可能就会想着立刻将医保关系转到医疗条件好、报销水平高的地区,这样转入地肯定吃不消。
20年前,杜金领从河北农村到北京打工,就职的多家单位无一为其办理过医疗保险。杜金领虽嫁给北京人,但入户北京要满足“结婚满10年、申请人年满45周岁”的条件,39岁的杜金领无法满足条件,办不了北京城镇居民医保。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没有一个适合她。
要消灭医保碎片化、实现城乡医保一体化的真正难点在于各部门利益之间的博弈:新农合归属于农业部管理,城镇医疗保险由人社部负责。对于杜金领这样的打工群体来说,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引起的转入地和转出地之间利益此消彼长,或许才是制约他们享受医
廖丹一案的宽大处理是社会公众的集体救赎，假如我们的医保制度再健全一点，社会公益更成熟一点，“刻章救妻”的悲剧是否就能够避免？显然，当社会成员因无助而为恶，其实这个社会和每个成员都有罪责。城市应该畅通弱势群体的救助渠道，形成公共保障、公共救济与公益救助三位一体的救助机制，用不同层次的保护，为生命共有的尊严，筑起一道情感的大堤，释放出推己及人的共同情感。“刻章救妻”案结，是一个结束，更是另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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