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

文/杨绛

返回牛津，我怀上了孩子。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

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

我以为肚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在低等动物，新生命的长成就是母体的消灭。我没有消灭，只是打了一个七折，什么都减退了。钟书到年终在日记上形容我：“晚，季总计今年所读书，歉然未足……”，笑我“以才媛而能为贤妻良母，又欲作女博士……”

钟书很郑重其事，很早就陪我到产院去定下单人病房并请女院长介绍专家大夫。院长问：“要女的？”

钟书说：“要最好的。”

女院长就为我介绍了斯班斯大夫。他家的花园洋房离我们的寓所不远。

斯班斯大夫说，我将生一个“加冕日娃娃”。因为他预计娃娃的生日，适逢乔治六世加冕大典（5月12日）。但我们的女儿对英王加冕毫无兴趣，也许她并不愿意到这个世界上来。我18日进产院，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她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让我安然“死”去。

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婴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

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

另一护士在门口探头。她很好奇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叫不喊呀？”她眼看我痛得要死，却静静地不吭一声。

我没想到还有这一招，但是我说：“叫了喊了还是痛呀。”她们越发奇怪了。“中国女人都通达哲理吗？”“中国女人不让叫喊吗？”

护士抱了娃娃来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她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

钟书这天来看了我4次。我是前一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但公交车不能到达。钟书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地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

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阿圆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辞”告诉她，她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过初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她又丑又怪。我得知钟书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7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

阿圆懂事后，每逢生日，钟书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她本人，她是死而复苏的。她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她啼声洪亮，称她Miss Sing High，译意为“高歌小姐”，译音为“星海小姐”。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我们仨》一书）（责编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