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耷，本名由绥，字雪个，号八大山人、个山、驴屋、道明、个驴等，江西南昌人，生于明天启六年（1626），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朱耷为明太祖朱元璋十七子朱权的九世孙。其父、祖皆善书画，名噪江左。身为明皇室后裔，朱耷从小即受到了系统而严格的文化教育及艺术熏陶，8岁能诗，11岁既能画青绿山水，又能悬臂作米家小楷。1644年，朱明王朝覆亡。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18岁的朱耷感受到了国破家亡的剧痛。他内心极度忧郁悲愤，曾在门外贴了大大的“哑”字而不与人语。为躲避清军的追捕，他不得已于明亡五年后奉母带弟削发出家，从此遁入空门，隐姓埋名，并发誓不与清王朝合作。但36岁时，他又还俗入道，潜回南昌等地，靠卖字画聊以度日。由于长期忧惧抑郁，朱耷患上了癫狂之疾。但是这并没有泯灭其孤傲、清高的秉性。他襟怀磊落，慷慨啸歌，将满腔悲愤发泄于书画创作之中。
朱耷善绘画，堪称一代宗师。然其书法造诣亦相当深厚。今有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行楷书临古帖轴，亦是朱耷晚年所书的一件珍品。此作凡5行，每行字数不一，共79个字，纸本，纵102.2厘米，横37.4厘米。从款署“壬午至日”来看，此作应当是作者于康熙四十一年即逝世前三年所书。该作品气息高古、淡雅、简洁、平淡，丝毫未加修饰。通览全篇，处处弥漫着的书卷气息中或隐或现地折射出淡淡的禅意，体现了朱耷的创作心态和艺术审美追求。朱耷精研篆书，又临写汉、魏、晋、唐以来的诸家法帖，尤在“二王”及黄庭坚、董其昌、王宠等人书法上着力深厚。这一切显然为他独特书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他命运坎坷，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亦僧亦道，历经磨难，唯有艺术成为他发泄心中愤懑的净土。同时，他又从董其昌那充满禅意的书风中寻找到了共鸣。看眼前的这幅作品，朱耷甚至比董其昌走得更远。此作的意境更为简淡、静穆，更为超凡脱俗，简直到了不食人间烟火和与世无争的寂静之境了。
朱耷的书法成就绝不在其绘画的成就之下，近代黄宾虹就曾评价他“书一画二”。面对朱耷逝世前三年创作的这幅精品，我们深感黄宾虹的赞誉确为至言。这幅作品是朱耷最终完成“八大体”蜕变后的一件“不经意”之作，几乎涵盖了作者数十年来对于书法艰辛探索的全部信息。这幅作品之所以显示出气格高古、大朴不雕之美，皆在于作者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以其画家特有的艺术感知力，创造出了寓意含蓄、朴实天成的抽象艺术造型。作为一个画家，朱耷深谙“书法兼画法”的道理，因而他才有魄力对书法的传统技法做出如此大的改变。这种改变使“八大体”更加接近魏晋书法气质，同时又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作者将篆书的笔法用于行草书创作中，以其简捷、单纯的中锋挥就达到了行笔持重、沉实、寓方于圆的艺术效果。如作品中第一行的“艺”“多”“善”、第二行的“临”“闻”“飞”、 第三行的“则”“异”“忽”诸字，线条极少有提按、顿挫，但是我们却能够感受到笔与纸之间在行笔过程中产生出的强劲的摩擦力，以及于从容笔速中显现出的沉厚、质朴、单纯而不古板的气质。再者，作者大胆地将草书的笔法应用于行楷书。这绝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随性发挥，而是反映了作者的奇思妙构，如第二行的“爱”、第三行的“过”、第四行的“唯”“环”诸字。其独具匠心的融合给整幅作品平添了一股灵动之气。如果没有将魏晋、唐宋传统书法熔于一炉，铸篆草笔意于其间的“我自用我法”的独创精神和气魄，是不可能创作出如此高古、浑厚、简淡、质朴的作品来的。
作者对书法技法的改变还体现在结字的体势上。这源自于作者身为画家对书法的独特感悟。他将绘画的意象造型大胆用于书法创作中，进而创造出许多意象丰富的艺术造型。其主要表现在删繁就简，大胆地以简笔为能事，通过对字形的局部夸张、收敛使结字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如作品第一行的“趋”、第二行的“复”“爱”、第三行的“忽”“谈”“过”、第四行中的“当”诸字，就是充分利用了草书的减笔达到删繁就简的目的，使整部作品于简约抽象的文字造型中表现出生动的美感意象。不仅如此，作者还大胆将字的上下、左右两部分做出夸张的错落处理。如作品第一行的“韫”、第二行的“惭”、第四行的“当”“览”诸字，巧妙生发，或聚或散、或正或欹，自然生动，看似随意，实则匠心独具、妙趣横生。由此可见朱耷的气魄和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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