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的思想，是中国人一个伟大的智慧，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体系。
“和”代表了中国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对世界的认识从这里引申出来，它也是中国人最高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我们认识事物、处理事物、待人处事的基本的原则。
从世界观的角度讲，中国自古有“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认识，讲的是对整个世界、整个宇宙万物的认识。认识到从整个宇宙到每一个具体的事物，它都不是单一的，它是多种成分按照一定的关系或者秩序共存在一起，维持一种稳定的状态，成为一个共存的统一体，或者说共同体，这就是“和”。万物以“和”为基础，存在于“和”的状态中，世界是“和”的世界，万物是“和”的万物。单一成分的叠加，就是同。同则不继，不能成为事物，没有一个事物是单一的一个成分。
统一事物中的各个局部成分各有其一定的位置。每一成分和因素都处于其应处的地位，发挥各自的作用，构成总体的“和”。“和”表示一种状态、一种秩序，就是各个成分、因素都处于恰当的位置。这种状态秩序可以用“各得其所”来表述，“和”的实质就是各得其所。
“以和为贵”不单纯是一种善良的愿望，它是以“和实生物”的宇宙观为基础的，正因为我们认为世界是这样的一个世界，所以说一切事情上我们要以“和”为最高的目标，就是“以和为贵”。“礼之用和为贵”，礼的最高的价值、功用就是维持社会秩序正常、稳定的发展。“和为贵”也就说各个方面、各种人、各类人能够各得其所。“和为贵”以“和”为最高目标，也是以各得其所为目标。“和”“各得其所”就是核心价值，最高的价值追求。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从思想上讲必须要有“和而不同”的理念，或者说是从这样的一个理念出发。所谓“和而不同”，前提是承认差异的存在是正常的、合理的，是事物存在的常态，不能要求取消差别，完全一致。然后在承认不同的基础上，研究事物内部有哪些方面，怎么来协调各种关系和矛盾，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这就是“和而不同”。而不承认差别，一味追求一致，这叫“同而不和”。古人讲什么是“和而不同”?国君他的意见认为是对的，但其中还有不对的成分，大臣要把这不对的成分提出来，这样讨论起来就能达到一个中肯的意见，这叫“和而不同”。相反，国君说这个好，大臣也跟着说好好好，国君说不对，不该这么做，臣子也随声附和，跟着说这错错错，这就是“同而不和”。
这是处理问题的一个基本理念，任何问题就得从这里出发，从承认不同的前提出发。处掌握全局之位，要统筹全局、协调平衡、人尽其才、物尽共用；处局部之位，要认清自身之位、素位而行、忠于职守、克尽其责，最后达到和的目标，达到各得其所的状态。
所以，“和”的内涵包括三个层次：“和实生物”是对宇宙万物本质及其存在形式的根本认识；“和为贵”是由此而来的根本价值追求；“和而不同”则是由前两者所引申出的待人处事的根本态度。“和”是这三者的统一，从根本上说，实际又是两个层次：“和实生物”是对实然的反映，是天之道；“和为贵”的价值观与“和而不同”的处事原则是人应取的态度，是人之道。对“和实生物”的认识是“和为贵”与“和而不同”的基础和根据。
怎么在有差别的前提下达到一个“和”的状态？从中国儒家的思想说，就是中庸、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程子说：“使万物无一失所者，斯天理，中而已。”全局看，公正、公平，不偏不倚；局部看，各安其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无过不及。
“和”的思想贯穿和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切的方面，孔子为政以“正名”为当务之急。“正名”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让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经济上“不患贫而患不均”，该拿多少拿多少，也是各得其所的意思。道德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及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对君臣父子因其不同的地位而有不同的要求，最后达到一个“和”的状态，别中求和。还有对自然提出“赞天地之化育”等等，都体现了对“和”“各得其所”目标的追求。
中华文化的发展，也鲜明地体现着“和而不同”的精神。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开始与中华文化有过冲突，后来吸收了中国文化变成了中国的佛教，儒学也吸收了佛教的很多思想，发展出了道学，最后形成儒释道三家和谐并存的中华文化。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很多改革，实际上也是在调整各方面的关系，调整好就发展的好，有的改革做的不恰当，可能就比较失败。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是对这一根本理念很好的概括和总结。
“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在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是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和危机的基本途径。今天我们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以及外交上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都贯穿、体现着“万物各于其所”的理念，是传统“和”的思想在现代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最后，说一点关于“转化”的理解。我理解的转化的一个基本方法论问题，就是要认识和处理文化的二重性，即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认识论里面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个别与一般的问题，任何事物都是一个个别的，和别的事物不同的存在，但是个别之中包含了一般，特殊的事物中包含了普遍的规律。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不能单独存在。从个别的事物认识普遍的本质和规律，是认识的一个基本途径。不同时代文化有其时代的特殊性，又包含着超越时代的普遍性。继承或说传承传统文化，就是继承、传承其中包含普遍性的成分，而可以继承的普遍性的东西总是通过不同时代的具体形式存在的。比如说“各得其所”的理念，它实际存在在不同的具体内容和形式中。孔子讲的“各得其所”“礼之用和为贵”，它的实际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现在来看，这是维护西周的礼制，我们曾经批判它是糟粕，以后历代的改革也都是维护当时的社会制度，都认为应该否定。然而这个问题很难分开，孔子“正名”的具体主张显然是不能拿来的，但是在这种时代性的具体内容中，它包含了普遍适用、能够超越时代的、甚至超越地域的普遍规律，只有通过具体的形态才能够认识。如果简单地加以否定了，“各得其所”的重要理念也就给抛弃了，所以转化的问题实际上就是经过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的这么一个认识的过程。从古代具体的，看来是只能适用于当时的社会条件的具体做法和说法，把它里面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精神、普遍性的规律抽出来，这是从个别到一般，这些东西也不是简单的拿到现代就可以用的。你光知道要和为贵、各得其所，用到现代社会就必须研究现代所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把他换成一个具体的政策、具体的主张做法。理念不可能解决问题，它需要落实，这是再从一般到个别。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样，那它自然就转化了，这是我对转化问题的一个基本看法。（本文是国际儒联顾问、清华大学教授钱逊在国际儒联第二次学术务虚会上的发言；本文为钱逊教授专赐我会稿件，如需转载，请注明：“转自国际儒学联合会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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