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篇小说
阿列克赛·巴拉卡耶夫所著《三张画的故事》，是卡尔梅克文学中第一部描写卡尔梅克人民被驱逐的小说。
小说写于1962年，1963年刊载于卡尔梅克共和国一家卡尔梅克语杂志《草原之光》的第一期上， 1964年在卡尔梅克共和国首都埃利斯塔出单行本，1963年苏联《青春》杂志第九期刊出了俄文版。
小说《三张画的故事》现已选入了蒙古国索云博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教材《蒙古民族文学》。
该篇小说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文、西班牙文、蒙古文、德文、波兰文和俄罗斯各民族的语言等多种语言出版。
作者简介
阿列克赛·巴拉卡耶夫，卡尔梅克诗人，剧作家，翻译家，卡尔梅克人民作家。
阿列克赛·巴拉卡耶夫1941年开始在当地的集体农庄劳动，1943年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解散，当地人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时候，他也到了西伯利亚，于此期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苏里科夫艺术学校学习，曾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三十三站切尔诺列钦斯基站（现叫切尔诺列钦斯基新村）的学校里当美术老师，同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得到西伯利亚作家谢尔盖·萨尔塔科夫的指导，
1957年卡尔梅克共和国恢复后，阿列克赛·巴拉卡耶夫开始在《卡尔梅克真理报》当文学编辑，后来在卡尔梅克出版社当编辑。
1961年毕业于埃利斯塔师范学校。
1963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附设高级文学班。
1969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
1975年毕业于国立戏剧艺术学院附设戏剧创作高级班。
1992年被授予卡尔梅克人民作家称号。
一点背景资料
△卡尔梅克共和国（俄语：Республика Калмыкия、卡尔梅克语：Хальмг Та??ч），东邻里海及阿斯特拉罕州，南部与达吉斯坦共和国接壤，西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北接伏尔加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属南部联邦管区，属俄罗斯最贫穷共和国之一。1920年成立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成为自治共和国。1943年卡尔梅克人由于“与德国侵占者合作”被强行驱逐到西伯利亚和北哈萨克斯坦地区。1957年重设自治州，1958年驱逐令被认为有误又作修改，重新恢复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隶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几乎所有的卡尔梅克人又重返故土。苏联解体后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
卡尔梅克共和国面积76,100平方公里，人口307,900人（2003年）。首都埃利斯塔市。
卡尔梅克是欧洲唯一信仰佛教的地区。共和国人口中信奉藏传佛教的卡尔梅克人占总人口的53.3%，俄罗斯人占33.5%。官方语言，卡尔梅克语、卫拉特蒙古语。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俄罗斯联邦东西伯利亚最大城市，工业、文化和交通中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首府。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与叶尼塞河交会处。
俄文版译者序言
还是在战前的时候，我在卡尔梅克看著名的艺术会演。来自卡尔梅克大草原的六千人聚集到一起庆祝本民族的节日。在埃利斯塔附近搭建了一座露天舞台，各乌卢斯（乌卢斯：行政区划的名字——译注）优秀的舞蹈家、音乐家、歌手登台演出，白发苍苍的说唱演员演唱了伟大勇士詹加尔的古老传说，歌唱了自己神奇、永远年轻的祖国的古老传说。
此后几年过去了，由于战争的破坏和个人迷信时期残酷的不公正，不少的灾难和考验落到了卡尔梅克人民的头上……
然而，正如古代的勇士詹加尔一样，年轻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又伸展开了自己强大的臂膀，与老一代歌手并肩又出现了茁壮成长的一代新人，有艺术家，有音乐家，有诗人。
其中之一就是阿列克赛·巴拉卡耶夫，他创作的小说《三张画的故事》饱含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彰显了兄弟般国际团结的崇高思想。
阿列克赛·巴拉卡耶夫是一位诗人，他的散文体小说充满了深刻的诗意。我怀着极其兴奋与对我的这位年轻朋友的感激之情，把这篇小说译成了俄语。
亚历山大·伊思巴赫
1963年9月于莫斯科
我一直珍藏着三张画，把这三张画作为最珍贵的遗物已经珍藏了十七年多。
这三张画是画在灰色的纸上的，折叠处已经磨坏，有的地方还有窟窿，这并非我的过错，三张画在十七年前落到我手里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我把三张画一直珍藏在箱子里，很少拿出来。不过，是值得拿出来的。我久久地凝视着画，全神贯注，不能移开我的视线，觉得它们仿佛复活了，动弹起来，开始呼吸，我这时赶忙把它们放回去，可是手却抬不起来，冲着对我来说很珍贵的三张画看了又看。
我时常想把这三张画用图钉钉在墙上，但又不放心，担心阳光，阳光会把它们晒得发黄，画画的纸本来就是旧纸，经太阳光的照射，所画的轮廓会彻底褪色而消失。
我不想离开这三张画，这是我少年朋友的纪念，这三张画有着自己的来历，我想给你们，亲爱的朋友们，谈谈这三张画的来历。
一
那是在战时。一天，我下班回来，把铁锨、丁字镐、扫帚放进库房的工具间后，朝车站方向走。
远处又传来蒸汽机车悠长的汽笛声。身穿灰色军大衣的士兵各自向车厢跑去，车站上停着的列车还没等我到达车站就已经开动了。
月台上聚集的人们向渐渐开走的列车长久地招手。不久，人们有的三五成群，也有的单独地走出车站大门，各走各的街散去。
我朝车站走。站长找我，意外的传唤使我心里很不安，满脑子翻腾自己的一举一动——我的行为似乎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我当铁路道岔清洁工已经干了三个月，把道岔养护得清洁齐整，还没有谁指责我干活懈怠。到底会有什么事呢？为什么传唤……
车站值班员送走列车，收起信号旗，夹在腋下，把黑色圆帽向下拉了拉盖住额头，走进值班室。
我握住车站门的门把手，当下就旋转开门。按卡尔梅克人的习俗，一个男子汉，要是去办事，就不该瞻前顾后。我无意间破了祖先的风俗习惯。
空荡荡的月台上，背冲我站着个小男孩，他孤零零一个人，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什么地方。男孩异乎寻常的样子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穿的大衣有点长，腰间扎着条绳子，大衣的前襟挨着地，右手里握着一根桦木棍子，轻轻地拄着。
我从车站走到他背后，问道：
“孩子，你站这儿干啥呀？快回家吧，会把你冻坏的！”
他一动也不动，我的话没有打动他，他沉默不语。
“你叫什么名字呀？”我问道。
小男孩还是没回答。我突然发现他干瘦疲惫的脸上满是泪水，泪水断线掉珠般顺着他小翘鼻子的鼻翼淌下来。
“孩子，谁欺侮你啦？”他站着，纹丝不动。
“他是个哑巴？”我暗自思忖，于是去触动他的手。
“别碰我！”小男孩仿佛才睡醒，生气地说，用胳膊肘使劲推我。
“出什么事了？你在这儿站着做什么？”小男孩依旧默不作声。
他头上戴着一顶黑色旧礼帽，帽子皱巴巴的，上面还有窟窿……大衣的颜色很难说，因为大衣已经补丁摞补丁……他苍白的脸上布满皱纹，天冷冻得哈着腰，完全是一个可怜的小老头。
我蹲下来，把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望着他噙满泪水的眼睛同情地问道：
“你在等谁？”
“爸爸……”小男孩用几乎听不见的嗓音回答道，接着长出了口气。
“你爸爸去哪儿了？”
小男孩又沉默了，我的问话显然刺到了他心灵的最痛处，他的眼泪又像大雨的雨点击打在玻璃上一般淌下来。
“你爸爸到底去哪儿了？”
“去打仗……”
我知道我问的问题令小男孩很伤心，于是又问：
“有妈妈吗？”
“有。”
“她叫什么名字？”
“不告诉你。”
“为什么？”
“请你别缠着我！”
这时候，车站的女清洁工费尼娅阿姨走到我们跟前，用哭诉的嗓音说：
“我的天啊，这怎么行！孩子，准是冻坏了……”
可是，小男孩怪怪地看看她，猛地朝后退。
“等一等，孩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急忙问道。
“我没有名字。”
“难道还有没有名字的人吗？”
“我是没有名字。”小男孩又想跑，我一把抓住了他手里的木棍。
“放开！我是说放开！我要回家！”
“叫什么？告诉我。”我松开了手。
“我叫‘没名’。”
“是真的叫‘没名’？”
小男孩把木棍留在我手里跑了。费尼娅阿姨问：
“这是谁家的孩子？”
“不知道。”
二
我走进办公室，站长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说：
“请坐，巴德玛！”
看到站长友好的目光，心里的焦虑似乎一下子消了。我小心翼翼地坐在一把椅子上，紧挨着是一张罩着绿色呢绒布的桌子。
“怎么样？工作满意吗？”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表示关心。
“满意！”我像士兵那样站起来回答道。站长笑了笑说：
“坐吧，坐吧。”
冬季清道岔是个重活，况且又是在西伯利亚，特别是在暴风雪肆虐的时候。不过，我不想说我感到很累。
“就是说满意啦，很好。”站长说。他揿动打火机，点上熄灭的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股带点蓝色的烟。
“听说你会画画，是真的吗？”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全然以慈父般的目光望着我。
“会。不过，画得不好。”
“得啦，得啦，别太谦虚了，见过你画的画，叶尔莫蒂克让看过。”
叶尔莫蒂克是枢纽站的党委书记，依我看他非常狡猾，跟人谈着话似乎不经意间就知道了人家是怎么想的。有一次，我清道岔的时候，叶尔莫蒂克走到我跟前，详细地打听这，打听那，一一了解我生活中的一切，连画的秘密画册都打听，结果怎样呢？我不让他看我的画册，他就不让我安宁。这个狡猾的书记显然把我的画册的事给我们站长说了。
所以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直截了当地继续说道：
“从明天起你搞艺术去。”
“那我清道岔的活怎么办？”
“扳道员找得到，可搞艺术的人全站也找不到一个。”
“可是，我去做什么呢？”
“先画漫画。”
“画谁呢？”
“坦尼亚·波斯克列勃娃和安尼雅·威什弗柯娃你认识吧？”
“认识。”
“她们不清理埋着道岔的污泥。”
“这我知道，我们老是因为道岔吵架。”
“这就需要画画她们。”
“那是自然。”
我走出站长的办公室，感到有些尴尬和些许的不安。
回家的路上，我不知为什么思索的不是跟站长的交谈，也不是我未来的新工作，回想的却是与那个头戴有窟窿的破帽子的小男孩。“没名……”又在我的耳朵响起，“我等爸爸”这句使人心酸的话再度呼喊。
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他为什么说话这么带刺儿？他不信任我，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反正是还不了解他……
三
我现在在红角工作。有人用胶合板给我做了个大托板，托板高两米，宽一米半。我的任务是画画讽刺那些不清理道岔淤泥的懒姑娘。
午饭后，又一趟军列开到我们车站。转眼间聚集了一群人，非军人与军人混杂在一起，心怀私密愿望挤到车厢跟前，在军人里寻找自己的亲友：弟兄和丈夫，儿子和父亲，熟人和邻居。军人很多，可是一个认识的也没有。
我像冬眠过后春天的黄鼠狼一样，也走出红角去观望那些人们。
旁观来看，心在泣血：老太太搂住年轻士兵的脖子亲吻双颊，泪流满面；老头儿为了克制软弱，倒背着手站立一旁；姑娘和小伙子，有的回忆着自己的心上人数落着哭诉，有的与士兵一起哈哈大笑，有的在躲开他们俏皮粗鲁的笑话。
车站值班员来了。
“这是什么兵？”我问他。
“这是军事机密。”
值班员举起绿色信号旗。专列开走了。
车站上的人们散了，我又站了很久，朝红角走的时候又看见了那个小男孩。他还是站在老地方，还是那种姿势。
“你好，小男子汉！”我尽可能愉快地问候道。
小男孩没反应，连动都没有动弹一下，冷漠的脸苍白。看来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我。
后来，他的话根本不是回应我的问候，完全是对他痛苦心思的回答，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嗓音说：
“又没有爸爸。”
为了安慰他，我关心地接过他的话茬说：
“你爸爸一定会来的！”
就在这当儿小男孩才注意到我，开始用他那双黑眼睛从脚到头打量我，当我们的目光遇到一起的时候，他气愤地嘟囔道：
“你又在纠缠吗？”
“冻坏了吧？”我表示同情地问了一句，作为对他问话的回答。
小男孩把大衣敞开，露出两只脚，穿坏的靴子的前端露出不知是什么布料的破布。他忧郁地用并非是儿童的语言说：
“脚都冻僵了。”
“到我那里烤烤火吧。”
“你在哪儿住？”
“我在红角工作。”
“会骂人吗？”
“谁？”
“站长。”
“那里就我一个人。”
小男孩跟着我走了。
四
到了红角，他一眼就看见了他的桦木棍子，跑过去，抓在手里。
“我的！”
“坐炉子跟前，烤烤脚吧！”
小男孩打算直接坐在地板上，我从墙角搬过来一只空箱子，在上面铺上一张报纸。他坐在上面，脱下靴子，脏兮兮的裹脚布里露出一双红肿的脚丫。他把脚丫贴近炉壁，马上又缩了回来：太热了。
我把一块干抹布扔到他脚下。我心想等他在炉子跟前暖和暖和就会打开话匣子。我并排坐在一个方凳上。他斜眼望着我问道：
“重新？”
“不。”
“可是，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巴德玛。”
“名字真好听！”
“那你呢？”
“我叫鲍里斯。”
“就是说叫鲍利亚（鲍里斯的爱称，指小。——译注）嘞？”
“我不是小孩！”
“你几岁了？”
“唉，瞧你问的！”
“可见你是不知道你多大了！”
“知道。就是不告诉你！”
“我是十七岁了。”
小男孩开始掰着指头算我的年龄，可是手指头不够用。
“你上年纪了，”鲍利亚最后断定道。
“你到底几岁了？用手指比划比划！”我给小男孩建议说。
“你是警察，是不是？”鲍利亚说，并且开始把裹脚布朝脚上缠。
“你要去哪儿？”我急切地问。
“回家。”
“坐会儿吧！”
“妈妈等着呢。”
“你妈妈贵姓啊？”
“没名。”
“我妈妈叫柏伊尔塔，你妈妈呢？”
“知道得太多，就老得快啦！”
这个谚语显然不是他这个小孩子的语言，是成年人才说的话。跟他交谈，把他作为孩子，他太机灵了，可是，把他作为成年人，他的个头太低，年龄显然也太小了。
鲍利亚穿上破旧的大靴子，把带窟窿的黑帽子朝下拉了拉，拿起那根桦木棍子就朝门口走，我随即朝他喊道：
“去车站的时候顺便来我这儿烤烤火！”
鲍利亚没回话，就这样默默地走了。
我望着窗外，他活像一个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摇一晃地迈着小碎步朝村镇的方向走去。
五
这些天有许多军列经过车站，都是由西向东开的。车站值班员缄口不语的“军事秘密”不断暴露出来。
战争在西线已近尾声，我们从报纸上得知，我们的军队已经兵临柏林城下，一两天即可指望最后胜利，然而在东线，日本人还在疯狂叫嚣，为了制服他们，需要把军队调往东方去。
军列一到，我们村镇的居民们便成群结队涌向车站，人人都在怯生生地期望能碰见亲人。
我刚认识的鲍利亚整天待在车站，现在他已经不请自来了，来红角烤烤火。
六
据说男孩子爱吃糖果，可依我看小小子们更爱吃蜜糖饼。那时候，在战时，真正的糖果我们是难得见到的，有一次，我给妈妈要了一块面包带在身上。
鲍利亚来我这里的时候，我把这块面包递给他。
“我不要，”鲍利亚拒绝了，可是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他咽口水的声音。
“为什么？”
“你想骗人！”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男孩接过来那块面包。我转身继续画快画完的画。
“你画的是谁？”鲍利亚问道，并且走到我跟前。
“你不认识。”
“难道有这样的人？舌头像牛的那样长！”
我很是惊奇，他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孩子，住在工人新村，知道牛的舌头长。
我故意说：
“牛的舌头短。”
“那你是傻瓜！”鲍利亚骂了我一句。
“牛的舌头短！”我坚持说。
“长！”
“短！”
“长！”
“你怎么知道？”
“我外公达尔奇夏天给人家放牛，我帮他放过，”男孩回答道。
“好吧，你说对了，”我同意说。男孩快活了，突然说：
“嘿，真甜！”
我正埋头画画，没明白鲍利亚的话是指什么，于是问道：
“你说什么？”
“面包。”
从他的回答听得出内心很痛苦，我明白了，男孩已经好长时间没吃过面包了。
“妈妈上班吗？”
鲍利亚没有立即回答，后来叹息一声说：
“你，巴德玛，不是好人。”
我白爱抚小男孩，他朝外走，还指责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我转身冲着鲍利亚，严肃地问道：
“为什么这么说？”
“你嘲笑人。”
“你这看法是哪儿来的？”
小男孩用头指了指我画好的一张漫画。
“难道能把大活人画那么难看吗？”
鲍利亚的这句话甚至让我大吃了一惊，在这第一张画里，我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才智啊！塔尼亚和安尼亚像我一样，也是道岔清洁工，她们来上班，没完没了地窃窃私语，哈哈大笑，该干的活却撂在一边。有一次，由于道岔泥泞，差点儿没出事。我跟她们俩对骂过几次架，羞辱过她们俩，现在，我把堆积的一肚子怨气都撒在了这张画上：我画了两个姑娘，伸着长长的舌头，而该她们清理的道岔却在哭泣。
我不知道小男孩这句天真的话为什么会如此强烈地触动了我。他本来是这样看待我的画的！原来是不可丑化人，不可伤害人的尊严，像我的所作所为那样是不可以的，这是小男孩要指责的。结果怎样呢？他也许是对的？也许吧。
我把大毛刷蘸上桶里的石灰水，决定把那幅漫画涂掉，背后突然传来哈哈大笑声。
“哈——哈——哈，真不错！”
我回过头来，发现正在笑的是矮墩墩的埃尔莫蒂克，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站在他身后，也在笑。
鲍利亚怒气冲冲，像一只背毛竖立直面一条狗的小猫，心灵里仿佛着了魔，神经质地溜到门口，飞快跑上大街。
“唉，孩子，你站住！”埃尔莫蒂克在他身后喊叫起来。
“这是个什么孩子？”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关心地问。
“鲍利亚……鲍里斯，”我回答道。
七
在碰头会上几次提到塔尼亚和安尼亚对待工作敷衍塞责，两个姑娘曾表态说要改正，可是她们的工作依然干得不好，道岔上堆满了泥污。
讽刺两个姑娘的漫画贴在了最显眼的行人密集的地方，即车站的墙上。漫画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人们纷纷议论，嘲笑。
两个哭红了眼的姑娘来找站长。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我们改正！保证改正！就请把漫画撤了吧！”她们央求说。
这当然使我深受鼓舞，就是说漫画没有白画，起了作用。不过，鲍利亚的话依然在刺痛着我的心，他认为把人画丑的人是恶人。塔尼亚和安尼亚是两个讨人喜欢，甚至是漂亮的姑娘。我有权如此歪曲这天生的漂亮吗？
“不，鲍利亚，你错了，”我暗自思忖，“她们虽然外表漂亮，但是如果心灵上有毛病，我们就该帮助她们改正缺点。”这一想法使我得到了些安慰。
鲍利亚来这里的时候，我问他：
“昨天你为什么跑掉了？”
“这些大人都爱发火。”
“？？”
“我在车站烤火的时候，一个叔叔拧住我的耳朵把我赶出去了。”
“想必你淘气了吧？”
“没有。他甚至骂我是小偷。可是，我连一个土豆也没拿过人家的。我在央求。”
他的话语充满痛苦，完全不是儿童的语言。
“你有什么可央求的？”
“怎能不呢？妈妈病了。”
“那你有弟兄吗？”
“没有，妈妈就我一个孩子。”
“那这个外公达尔奇是谁？”
“妈妈的一个亲戚。”
“你们一起生活吗？”
“也没有。一个人要是穷，你想，谁会与他一起生活？”
“那以前一起生活过吗？”
“一起生活过。妈妈身体好的时候，她帮外公达尔奇放过牛。妈妈病了的时候，我替她放过牛。”
啊，我的天啊！这么小的孩子，跟我谈论的不是玩球，互相追逐地撒欢，而是完全跟个成年人似地谈论艰难的日子。
这一天，我和鲍利亚的关系开始超过了朋友，成了弟兄。
八
鲍利亚的母亲莎尔卡把棉被拉到肩膀，拱肩缩背地坐在简陋的木板床上。
男孩走到妈妈跟前，问：
“妈妈，茶喝了吗？”
“喝了。”
“头豆（土豆）放到盆里了，你吃了吗？”
“吃了。”
“妈妈，巴德玛——我的朋友，”他仿佛才想起来我，于是说，“认识一下吧！”
“我家鲍里斯经常说到你，老弟，请你多关照我这讨人嫌的儿子吧，我就他这一个！”莎尔卡说道，大口地喘着气。
“您别难过，大姐。鲍里斯很聪明！”我安慰她说。
我的称赞并没有让鲍利亚高兴起来。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想说点什么，但没有说，而是走近母亲，与她并排坐下，异常温柔地问：
“妈妈，你的后背不冷吗？”
他朝妈妈的背部盖了盖被子。
“兄弟，你是哪儿的人？”莎尔卡问。
“巴伦。”
“这么说，我们是老乡了！我是尼兹扬人。”莎尔卡长出了口气。
“是啊，住得相距三十公里。”我回答道。
“你现在住哪儿？”
“就这儿。从科苏尔车站迁来已经四个月了。”
“难怪从前在我们车站没碰见过你……”
莎尔卡还想说点什么，可是一阵猛烈的咳嗽把话打断了。她开始喘不上气来。鲍利亚一跃而起，从板床下拿出一个罐头罐。
我告别了鲍利亚的母亲，走到台阶，他出来送我，我提议说：
“来，去我家吧！”
“我为什么要去你们家？”鲍利亚反对道。
“我认识了你的妈妈，现在你应该认识一下我的……”
小男孩长久站着，陷入了沉思。我的头脑里闪过了一个想法：要把小男孩领回家，让我的妈妈给他把衣服洗一洗，缝补一下。
“嗯，好吧，走！”鲍利亚同意说。
我们没来得及走下台阶，恰好碰上了费尼亚大婶，鲍利亚一下子窜到了我的背后。她问：
“小卡尔梅克住这里吗？”
“什么？”
“就这个……”
“是说鲍利亚，是不是啊？”
“是的。”
“这就是他！”我闪到一边。
费尼亚大婶全然母亲般关心地把他拉到身边，说：
“我是为了你才来的。”
鲍利亚一下子温和起来，一边用邀请的目光看着我，一边信任地紧紧偎依这位渐近老境的女人。
我想起车站上还有一些事没干完，但是还是和他们俩走了。我想，鲍利亚跟我在一起将不会感到很孤单，我也需要他。
费尼亚大婶把一些温水倒进盆里，几乎是强迫小男孩坐在盆里。当她把孩子的脏衣服扔进满是肥皂泡的木盆里的时候，鲍利亚胆怯地问：
“我光着身子怎么回家呀？”
“等衣服干了你才走。”
鲍利亚吹了声哨子。
“不要在屋里吹哨子，那样有罪！”费尼亚大婶说。
后来，她用她唯一的儿子死后留下的一件军大衣把小男孩裹起来，坐到床上
鲍利亚裹着军大衣，津津有味地吃着土豆，高兴地眯缝着眼睛，深信不疑地说：
“热头豆（土豆）配凉奶，哈，多么好吃的玩意儿啊！”
费尼亚大婶说：
“巴德玛，请给他倒杯牛奶！”
我走到小男孩跟前问：
“你当时为什么隐瞒自己的名字？”
“不能相信任何人。”
“为什么？”
“世界上坏人比好人多。”
“去你的吧，这话是谁教给你的？”
鲍利亚思忖了一下是否回答我的问话。
“外公说：‘不要相信任何人。毒蛇看得见，人心隔肚皮’。”
费尼亚大婶听着我们的交谈笑了。
我紧紧握住男孩两只瘦骨嶙峋的小手说：
“鲍利亚，你说得不对，应该相信人。”
“我相信你，可是外公达尔奇我再也不相信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外公达尔奇了？”
“他骗我们。”
“他怎么骗了？”
“外公达尔奇许诺说到冬天，到放牛期过了的时候，给我们一袋头豆（土豆），现在都已经是春天了，我虽然问他了，可是外公达尔奇还不给。”
“你别丧气，他一定会给的！”我安慰小男孩说。
九
有一天，鲍利亚说：
“我要挣饭吃。”
“你要怎么挣呀？”我吃惊地问。
“我一直在想的正是这个问题。我妈妈的身体已经在好转，要是有吃的，她就可以站起来……”
听了这些话，我心里很郁闷，我能对他说什么呢？鲍利亚苦闷地说：
“妈妈今天喝的净茶。”
“到底怎么帮助这个孩子呢？在哪里给他弄吃的呢？”我心里在想。恰好这时候我们车站的细木工库拉科夫老头儿顺便来看我，鲍利亚像只受了惊吓的猫似地藏了起来。库拉科夫对我说：
“小伙子，听说你正在画我的像，我来看看。”
我脸红了。漫画对塔尼亚和安尼亚起了作用，她们现在把道岔维护得很好，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找我，给了我一个新任务，他说：“细木工库拉科夫在工作时间到外边打桌子、椅子、柜子，必须把他画画。”
为了画库拉科夫，我到他那里去过几次，观察他，画了一些草图。
细木工看了我画的草图，大声笑了起来：
“画得不坏，只是把鼻子画得太大了，况且不应该把我画成用鼻子闻钱，而应该是用手去找钱……”
我画了一个老头，坐在许许多多的桌子、椅子和柜子上，正在用鼻子闻那里散发着的钱味儿。
库拉科夫搔了搔后脑勺，说：
“说实话，胡乱画画得还不坏，不过姿势画得不全像。不过，老弟，我不怪你，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画过我，我对你大为感谢！还有，人们看了我的画像，订做的人会更多，这更好。”
老头儿又仔细看了看漫画，又评论道：
“就是这些桌子腿都画斜了，我做的是直的，端正的，求求你，你把它们给改正过来吧，要不然，人们会真地认为我把桌子腿安斜的，你一定要改过来啊！小伙子，你有能力。干什么事都得用心，工作要专心，爱情要专注，这样你的产品才会精致，漂亮。非常感谢你的画！”
库拉科夫撩开羊皮短大衣的衣襟，从棉裤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包，放在桌子上。
“鲍利亚，小伙子，这是我给你的礼物！”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老头儿已经不知去向了。
鲍利亚先看了看桌子上的“礼物”，然后望着我。我拿过来纸包。里面是两小片黑麦面包和一小块猪油。
我把这一切又用报纸包好，递给了鲍利亚。
十
鲍利亚照旧来车站，接军用列车，等他的父亲。他忧郁执拗地等待他的父亲，时常是列车要开走了他还久久地望着列车，只要蒸汽机车冒出的烟雾还有一点没有散尽，他就不会收回他那凄然的目光。
在那样的时刻，我心里就暗暗祈祷：“哪怕是他父亲最后来到也好！”有一次，他问：
“巴德玛，我父亲将真地回来吗？你看呢？”
“不是将回来！一定是在回来的路上！”我深信不疑地说。
鲍利亚听了我热情的话语，脸上似乎有了些欢快的神色。
“巴德玛，你认识你的父亲吗？”小男孩突然问。
“那还用说，认识啊！”我斩钉截铁地答道，并且笑了笑，以便证实我的信心。
“你别笑，我就不认识我的父亲，我爸爸还在战前就入伍了。”
“有他的相片吗？”
“有，他长相像我。”
“不，你大概是长相像他。”
我总是留意让鲍利亚正确表达他的想法，他有什么说得不正确的时候，我就当场纠正，他有时候抱怨，但多数情况下会同意我的纠正。
他换了个话题。
“你见过卡尔梅克人的大草原吗？”
“见过。你大概也见过。”
“我那时候很小，现在想回忆回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妈妈成天草原长草原短的念叨，你给我详细讲讲草原的情况吧！”
他两手交叉放在桌子上，把头放在手上，聚精会神地听我讲，最后问道：
“在西伯利亚好，还是在卡尔梅克草原好？”
他把我问得有些不知所措。
“这是个习惯问题，”我说得含糊其辞，以便回避直接回答。
“不，你说实话，正确回答我。”鲍利亚坚持道。
“西伯利亚人觉得西伯利亚好，卡尔梅克人觉得卡尔梅克大草原上好。”
“那时候为什么把我们弄到这里来呢？”
我忍不住有些生鲍利亚的气。我觉得他好像提出了一个所有卡尔梅克人都挂在嘴边的问题，然而这又是个谁都不敢回答的问题，因为在那个年代这个问题是不许问的。诚然官方是有一个答案的。人人都知道这个答案是个大骗局，但是你要是想自由，尽管说远离故乡，就得接受这个骗局而不顾事实，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摆出对命运满意的样子。
“请不要给我提这些无根据的问题！”
我拿起画笔和颜料，开始画画。
“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鲍利亚在我的身后站起来说，口气跟个孤立无援、机警的成年人似的。
我心里明白，我不回答这个问题轻而易举地走开是不可能的。
“因为——战争，战争，就是战争。”
“你别生气，”鲍利亚安慰我说，“我不向你打听还不行吗？我妈妈嘱咐了。她说你有学问，聪明。”
“我没有学问，我愚笨，”我否认道，心里更加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不善于正确回答问题。难道我算得上头脑清楚吗？难道我已经给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吗？
鲍利亚诧异地望着我，耸了耸肩，拄着他那根桦木棍儿走了。
十一
“我想唱歌，”第二天，鲍利亚声称。
“你要在哪里唱？”
“在火车站，在军用列车开过来的时候唱。
“你为什么要唱？”我不懂小男孩什么意思。
“我想挣饭吃。”
我长出了口气。鲍利亚解释说：
“妈妈的病必须治好，要不然又会卧病在床。”我郁闷地暗想：“很明显，他没有别的出路。”
“你会唱吗？”
“会呀。”
“那你唱唱吧！”
“你想得真不错！想笑话我吗？”
“我什么时候笑话过你了？”
“你老是留意我的话……”
我继续在红布上写标语，鲍利亚目不转睛地看我写，刚能看得出他的嘴唇在动弹，我觉得他是在回忆要唱的歌词。他走到我身后，恭顺地说：
“好吧，请听着！”
我继续写标语，精心描绘好每一个字母。他纠缠说：
“我是说请你听着！”
我转过身来面向着他。
鲍利亚把两只小手抄起放在胸前，略微朝前挪动挪动，唱起来：
金刚石光芒四射，
闪烁在草原的露珠上，
比太阳还明亮，
比青草还鲜艳。
你那双蓝眼睛……
小男孩唱完一段，问：
“喂，怎么样？”
“很好！只是唱的时候应当配合舞蹈动作和手势。”
“我要是不会跳舞呢？”
“应当学。”
“那你用嘴哼一下曲子，我跳舞试试，”鲍利亚提议说。
“我对乐曲一窍不通。”
“噢，笨蛋，你到底是在哪儿长大的？！”鲍利亚尖刻地说，随即把双臂朝两边伸开，仿佛小鹰要起飞的样子，开始自己伴唱着蹩脚地跳起舞来。
“好样的！好样的！”我开始鼓励小男孩，“用脚跳，脚尖着地旋转……”
叶尔莫蒂克走进来。鲍利亚背冲着门跳舞，没有看见党委书记，我欲让小男孩停下来，但叶尔莫蒂克把一根手指贴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阻止。
“喂，怎么样？”鲍利亚停止了跳舞，问道。
“非常好，非常！”鲍利亚虽然是用的卡尔梅克语问的我，叶尔莫蒂克却高声赞扬道。
小男孩吓了一跳，当即躲藏到了炉子后面。
“别藏起来，过来吧！”叶尔莫蒂克说道。他走到小男孩跟前，从他头上摘下有窟窿的帽子，温柔地抚摸他的头发。
鲍利亚钻到他的腋下，把帽子抓到手跑掉了。
十二
鲍利亚的首次表演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收获。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把他拉进车厢，从背包里掏出糖块、面包干给他。
“鲍利亚，鲍利亚，鲍利亚！”喊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每位士兵都竭力要让小男孩坐在自己的肩膀上，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亲吻他。
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军官给了他一盒焖肉罐头。
鲍利亚的每个衣袋里都塞满了食物。
一个士兵看到给小男孩的食物无处可放了，把他自己的衬衣拿过来，做了个袋子，把鲍利亚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装到了袋子里。
列车开走的时候，又激动又高兴的鲍利亚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一袋子食物弄到肩膀上，背着来红角找我。
“现在妈妈死不了了！”他欣喜若狂地说。
他在袋子里翻腾一阵，掏出几块面包干，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这给你！”
“谢谢，朋友，不过这些我不需要！”我把他的礼物推开。
“拿好了！”鲍利亚口气坚定，毫无疑问，吩咐道：“喂，请把眼睛闭上！”
我眯缝起眼睛。
“请把嘴张开！”
我张开嘴。
小男孩朝我的嘴里塞了一个多汁的甜东西。
“还要吗？”鲍利亚指着袋子问。
“不要了。”我坚决地说，并且想把桌子上的面包干都收拾到他的袋子里。
小男孩用肚子挡住袋子固执地重复说：
“你乖乖地拿！”
“你不要破坏了卡尔梅克人的风俗习惯，”我给鲍利亚解释说，“男人应该把第一次挣来的全部收入带回自己的家。”
“真的吗？”
“对呀，真的。”
小男孩不再强求了。
“我要回家，妈妈正等着呢。”
十三
第二天，鲍利亚露面时肩头搭的就是这个袋子，手里拿的还是那根桦木棍子。
“你把它扔掉！”
“我不能扔。”
“不扔你就是个吝啬鬼，”我挖苦小男孩。
“唉——唉，巴德玛，你不懂，它是我需要的，我头一回放牛的时候在达尔奇外公那儿借了把折叠刀，砍了这根棍子。我不会扔掉，这是我的护身符。”
他的话说得直率，天真，有才智，感动了我，并且令我心里很不安，因为我祖母曾说过有才智者薄命，我可不愿意相信这个说法。
这一天军用列车没有来，鲍利亚一直到黄昏都在我周围转来转去。
我办完《鳄鱼》壁报，然后我和鲍利亚上到工作台上，悠荡着两腿，坐了很久。我们憧憬未来，大声交谈。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问我的小朋友。
“像你一样，当画家，”他毫不犹豫顺口答道。
“鲍利亚，坦率说，我还根本算不上是画家，只不过是尝试着画画，我什么学都没有上过。
“难道你画的那不是画？”他指着壁报的图案说。
“马马虎虎，算是吧。”
鲍利亚愁眉苦脸，失望地说：
“可我认为你就是个画家！”
“成为画家得学习很多东西，”我辩白说。
“这我知道，我妈妈病好了，我也去上学。只是我既没有纸，也没有书。”
“咳，鲍利亚，只要有脑袋瓜，纸和书都找得到！别灰心丧气的！”为了鼓励我这位少年朋友，我故意高兴地提高嗓门说。
“你，巴德玛，能教我支新歌吗？鲍利亚突然问道。
“嗯，好吧，你听着：
我们是少先队员。鲜艳的红旗高高举，直达月宫里！我们是少先队员，勇敢地跟着我们吧，祖国的孩子们！
“你最好教我一些能挣饭吃的歌曲。”
听了这句话，我心里很痛苦。
十四
整个四月份军用列车都在从西方向东方开。鲍利亚成了公认的演员。我们车站的人只要看见他就停下来，亲热地跟他说话。
士兵们给鲍利亚面包、香肠、鱼、罐头和糖，他的身体很快健康起来，瘦削的脸变圆了，身体像啃青草的小羊羔长胖了。
鲍利亚现在觉得自己是土地的真正主人，走起路来步履矫健，像男子汉大丈夫般自豪地昂着头。然而他手里的那根桦木棍并没有扔掉，眼神的深处仍然隐藏着先前那种绝非儿童能有的忧愁。不过，也许只有我才能发现这种愁闷。我知道他在继续等待父亲，他相信，强烈地相信他的父亲会回来，这一点他从不与我多说，但我知道，知道……我也帮不了他任何忙。
西伯利亚厚实的积雪变松散了，春天的阳光照射得积雪渐渐地，一天天地融化了，新村的街道上形成了淙淙奔流的小溪。
有一天叶尔莫蒂克问我：
“我们的演员除了这双湿透的破长统靴，还有鞋吗？”
“不知道。”
“你们是朋友呀！”
“这事我没想。”
“唉，您呀，年轻人，您不善于深切关注人们的命运！”这时候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进来了。
站长看见我发窘的脸色，问道：
“怎么啦？”
“需要帮帮这个小家伙，”叶尔莫蒂克解释道。
“什么小家伙？”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没明白党委书记说的话。
“演员呀。”
“对，你说的是个问题，他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怕是还会得风湿病，”站长赞许地说。
“他要是有鞋替换，可以把靴子拿去修理，我家旁边就住着一个修鞋的老头儿。”叶尔莫蒂克说。
“等一等，我女儿有一双很不错的旧皮鞋，”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想起来了，“巴德玛，你来一下，把那双鞋拿去吧！”
红角的门错开了一条缝。
“巴德玛，我找你有点事！”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跑过去，拉住鲍利亚的手。
“你好，演员！”叶尔莫蒂克说。
鲍利亚伸出手去先跟站长握了手，然后又跟党委书记握了手。
“你看见我的时候为什么跑了？”叶尔莫蒂克直截了当地问。
“我什么时候躲避你了呀？”鲍利亚睁着两颗黑珠子般的眼睛死盯着书记。
“我顺道来红角的时候，你像躲避妖怪似地跑了。”
“那是有原因的。”鲍利亚愁眉苦脸地回答道，然后觉得没什么可解释的就沉默起来。
“这算什么原因呀？”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问道。
鲍利亚默然钦佩地望着站长，铁路制服真漂亮，肩头还有带星的银白色肩章，是啊，这样的人能令人羡慕……
“您还会责骂人。”
“责骂谁了？”
“我的朋友。”
“为什么责骂？”叶尔莫蒂克有些惊奇。
“说什么他放闲人到这里……”
成年人都笑起来，叶尔莫蒂克拉住小男孩的手，端详着他，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似地亲切地说：
“噢，演员，你总是这么富有……同情心。你如此关心你的朋友，很好！”
“你找巴德玛到底有什么事？”叶尔莫蒂克想起了鲍利亚方才错开门缝说的话，问道。
小男孩狡猾地回答道：
“这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秘密……”
成年人都走了。
鲍利亚沉默了很久，思忖着深藏在自己内心的什么。
“你是知道的，巴德玛，”他终于若有所思地说，“他们，这些成年人，本来就不是这么坏的人。”
十五
童年的时候，我喜欢在草原上采摘郁金香，您看见过我们那里草原上的郁金香怎样开花吗？
花朵在晚上宛如那质朴的小铃铛，早晨变得认不出来了，太阳升起了，郁金香饱尝了太阳的温暖，红绸般的花瓣向四面伸展开来，草原仿佛铺上了一块五颜六色的大地毯，像波浪般起伏，轻轻摆动，使人真想沉湎在这些地毯上，享受我的故乡卡尔梅克草原这醉人的空气。
我的小朋友变得像这些郁金香般容光焕发。
妈妈用士兵给的旧军服给他做了裤子和衬衫，站长给的半高腰靴子非常合脚。
鲍利亚仿佛变成了一名小战士，我觉得他的嗓音日益变得更清脆，更响亮，更亲切，舞步越来越新颖，移入了各种各样的动作，正在发明一些复杂的舞姿。
有一次，车站来了一位俄罗斯小姑娘，她长一头浅色头发，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她站在月台上用惊异入迷的目光盯着卡尔梅克小男孩跳舞，然后，当看到士兵们给鲍利亚面包与糖果的时候，焦急不安地深深叹了口气。
我心想：“喂，你们，士兵们，哪怕是有人看一看这个小姑娘也好，给她哪怕是一片面包也好！士兵们，喂，士兵们，扭过头来吧……看一眼小姑娘吧……小姑娘朝那边走两步吧……朝那个士兵那儿走……那个士兵要是看见你，他一定会给你面包，糖……朝那儿走啊，朝前……”
小姑娘站在奔忙的人群里，吞咽着口水。
广场上，鲍利亚在士兵面前唱歌，跳舞，人们爱抚他，拥抱他，给他鼓掌。他也卖力地表演，演得有点离谱。他翻跟头，士兵们大笑，故意逗他。
突然冒出来了个中年少校，看得仔细，说：
“你们为什么让一个孩子扮演丑角？最悲伤地在你们面前跳舞。”
士兵们窘住了。
蒸汽机车哐叽一声响起来。人们在车厢里散开。列车开动了。小女孩把一根手指放在嘴里，站着，十分赞赏而钦佩地望着鲍利亚。
小男孩朝出站口走，突然看见了小姑娘。
“你怎么哭了？”鲍利亚朝前走着问道。
“我等爸爸……”小姑娘长叹了口气，大滴的泪珠顺着苍白的面颊淌下来。
“别哭。这有面包……拿糖吧！”鲍利亚把一只手伸进袋子里。
俄罗斯小姑娘和卡尔梅克小男孩一起朝新村走去。现在鲍利亚开始养活的不仅仅是他患病的妈妈，而我深深地喜欢上了他，我和他在红角交谈很多，沉默的时候也不少，当我的这位少年朋友离开红角回家的时候，我常常思忖：他长大一些的时候，他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画家，演员，学者，工程师，医生，教师，火车司机，畜牧学家，农艺师……他到底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后来，我深入考虑认为，我的朋友鲍利亚无论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总会给人们带来欢乐，他将成为一个很聪明、热心肠、心地善良、勇敢忠诚的人。
十六
胜利日——我们都期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忧伤与这种兴高采烈融合在一起。在战争中牺牲了儿子的老头儿与老太太，丈夫失踪的妇女与遗孀，在前线遗失了未婚夫的姑娘，没有等到父亲音信的小伙子，他们在抹着眼泪悲痛欲绝地痛哭。
我想着设法忍住，克制着，可是不管用，泪水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
“别哭了，”鲍利亚安慰我，温柔地抚摸我的手。
小男孩双眼雨水洗刷过的樱桃般闪闪发亮，但像我一样没有哭泣，我把鲍利亚当作是我的大朋友，我有时候觉得他好像是我的同龄人。
他用细小的手指抹去我脸颊上的泪水，低声说：
“别哭了。”
“鲍利亚，鲍利亚……”我长出了口气。
“什么事？”小男孩问道，并且紧紧偎依我。
“我从未见过我的父亲。”
我喘不过气来，肩膀在哆嗦。我想起了1942年夏天，当时我透过泪幕看见妈妈收到的一张灰色的小纸片，上面写着：“您的丈夫英勇地……”
鲍利亚温柔地触及我的头发，我觉得他的小手似乎像我妈妈的手一样温柔，我小时候妈妈就是这样抚摩我的，可是爸爸……不，要控制自己的感情。
一滴热泪落到我的脖子上。鲍利亚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泪水。我没有问他。
小男孩自己说：
“我大概也见不到爸爸了。”
“你见得到，一定见得到！”我忘记了自己的悲痛，深信不疑地热情说。
“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
“战争今天才刚结束。”
鲍利亚长出了口气。
十七
在这个休息日，我和妈妈去翻地刨土豆，那里离新村不远。
因为没干惯，活干得很吃力，最难的是第一天。妈妈没作声，我也沉默着。我们刨了又刨。
妈妈很快腰就累了，想挺直腰板消除疼痛，可是她的腰就像僵直了一样不听使唤，她弯着腰站了很久……
该吃午饭了，她不愿意停下来，我们加快了进度。
妈妈说：
“我们再刨一行就去吃午饭。”这一行刨完了，我提议说：
“妈妈，咱们再刨一行吧……”
我突然发现我的小妹妹从新村那边跑过来，挥舞着双手，喊叫着什么，但听不见喊的什么。
“哥哥，鲍——利——亚……”我终于听清楚了。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凉到了脚。我把铁锹插到地里，迎着妹妹跑去。
“哥哥，上帝惩罚了！”小妹妹号啕痛哭着。
“出什么事啦？”
“鲍利亚在火车底下……”
白天一下子变得天昏地暗，我竭尽全力朝车站跑。地仿佛拉长了，我似乎并没有跑，而是在一个地方站着，双腿好像被绳索捆着。
终于到了新村村边上。那里热闹异常，妇女、孩子们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可见，真的……我跑着对一位陌生的老大娘叫了一声：
“是真的吗？”
“什么？”老大娘被吓了一跳。
我没等回答一直在跑。
铁路医院里有很多人，妇女们在哭泣，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我的耳朵听不见了，碰上了几个人，我的眼睛却看不清。
“不幸啊！”费尼亚大婶在数落。
我跑进医院的候诊室。
十八
“鲍利亚在哪里？”我向碰到的头一个女卫生员问道。那姑娘用头向其中一扇门示意了一下。我使劲推开门，屋里是几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
“鲍利亚在哪儿？”我向一个戴眼镜的医生跨前一步，问道。
“您是他什么人？”医生问。
“我……我……我……”
“哥哥？”医生提醒我。
“是的。”
“那么您应该知道真实情况：孩子的情况很严重，没希望了，流了很多血。
“他在哪儿？“
“我们去吧！“医生给我穿上一件白大褂，领着我朝一个地方走去。
我的鲍利亚躺在尽头的一间病房里，眼睛闭着，脸色像牛奶般煞白，很难把那脸色与床单区别开来，嘴唇几乎看不见地微微颤动着。
我突然一下子瘫软下来，差点跌倒，医生扶住了我的肩膀。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鲍利亚用勉强能听得见的声音说。
我朝他扑过去，医生猛地拦住了我。
“爸爸，亲爱的爸爸……来呀……实在挺不住了……”
“巴德玛，你究竟在哪里……”
“来了！“我答应着，俯身看小男孩。
他的眼皮略微抬了抬，总是流露着喜悦亮光的目光暗淡下来。他刹那间沉默了，心里有些憋得慌。
“巴德玛，是你吗？”
“鲍利亚，是我！”
他认出了我，想笑一笑，可是没有这点气力了。
“巴德玛，我的大衣在哪里？”小男孩问。
我朝医生看了一眼。
“不能拿，”医生低声对我说。
“请把我的大衣拿来！”鲍利亚又说了一遍。
“你要大衣做什么？”医生问。
“大衣的口袋里……”
他又闭上了眼睛，牙齿咯吱作响，鬓角青筋暴突，浑身颤抖。
医生对站在身后的女护士低声说了点什么，护士出去了一下很快就回来了，拿来了一件绿色大衣，被扯破的大衣下摆上都是血。
鲍利亚睁开眼，看见了自己的大衣。
“请拿到这儿来！”他的请求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不行，口袋里有什么？”医生说。
“巴德玛……口袋里有些纸……爸爸来了的时候，请给他……”
他靠在枕头上，呼吸变得更顺畅平稳了。
“我的鲍利亚，你到底怎么样？”我说着在床前跪下来。
鲍利亚望着天花板，嘴唇动了动，几乎没有发出声，不过我听清楚了：
“小姑娘在火车底下……火车开动了……我把她……啊，我的妈呀！”鲍利亚突然喊叫一声，接着失去了知觉。
他的母亲莎尔卡在门口站着。
十九
鲍利亚，鲍利亚，鲍里斯……
这到底是怎么啦？
这些天我一直想念他，走在大街上，朝远处望，觉得鲍利亚也许从那幢房子里一下子跑出来；我在红角上班，听见窗外有儿童的嗓音，觉得是鲍利亚的声音，他现在带着桦木棍子顺路来看我。我缺少了他就好像缺少了足够的阳光，缺少了足够的空气。
医院的女护士把鲍利亚大衣口袋里的纸给我带来了，她听到了小男孩最后说的话，完成了他的遗愿。纸是叠成四折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是三张厚实的灰色纸，很明显，三张纸卷起来已经很久了，折叠处磨破了。
我把三张纸在桌子上摆成一排。灰色的纸上是素描画，这些画是鲍利亚画的。
第一张画画的是草原，郁金香，一轮橙黄色的大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天空有一只雄鹰在滑翔。
故乡卡尔梅克的草原，这是我常常给小男孩提到的，没想到我的讲述如此深深打动了他的心灵，我呢，就是天天操持画笔，却从未试图描绘一下故乡的草原。
另一张画画的是一个士兵，一个小男孩向他迎面跑过来，远处一幢高大的建筑物清晰可见，上面一面红旗迎风飘扬。
他是多么忘我地期待，多么坚信父亲在回来的路上！孩子的生命直到最后时刻……
第三张画画的是一个大头男人，他岔开两条长腿在作画，手里握着画笔，拿着画画颜料。并排是个小男孩，也握着画笔。
鲍利亚，鲍利亚，鲍里斯……
原来你是下定决心要做一位画家。
这就是这三张画的来历，我已经把它珍藏三十年了。
我有时候想把它们钉在墙上，然而又担心，担心被太阳光线照得褪了色，所画的轮廓彻底褪色而消失。
他弥留之际说：
“小姑娘在火车底下……火车开动了……我把她……”
这是他最后的遗言。
那个长着淡蓝色眼睛浅黄色头发的小姑娘，现在也许大学毕业了，那个女孩从事的什么工作呢？做了工程师？医生？教师？歌手？……不过，这并不那么重要。
我仅仅是希望让她读了这篇小男孩的故事的时候，回忆起那个救过她命的卡尔梅克小男孩，回忆起那个把自己的一切，把自己的歌声、舞蹈、爱心、理想与生命奉献给人们的可爱的卡尔梅克小男孩。
鲍利亚·加利亚耶夫安葬在切尔诺列钦斯基火车站三棵桦树旁。
如果你，我的读者有机会到那座车站，一定要到那三棵桦树旁，在我的也是你的朋友的陵墓前献上一个花环。
他喜爱鲜花。
1962年9月于莫斯科
据经原作者赞同的伊斯巴赫的俄译本译出
1980年10月初稿
2014年6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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