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篇小说
阿列克赛·巴拉卡耶夫所著《三张画的故事》,是卡尔梅克文学中第一部描写卡尔梅克人民被驱逐的小说。
小说写于1962年,1963年刊载于卡尔梅克共和国一家卡尔梅克语杂志《草原之光》的第一期上, 1964年在卡尔梅克共和国首都埃利斯塔出单行本,1963年苏联《青春》杂志第九期刊出了俄文版。
小说《三张画的故事》现已选入了蒙古国索云博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教材《蒙古民族文学》。
该篇小说已经被翻译成了英文、西班牙文、蒙古文、德文、波兰文和俄罗斯各民族的语言等多种语言出版。
作者简介
阿列克赛·巴拉卡耶夫,卡尔梅克诗人,剧作家,翻译家,卡尔梅克人民作家。
阿列克赛·巴拉卡耶夫1941年开始在当地的集体农庄劳动,1943年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被解散,当地人被驱逐到西伯利亚的时候,他也到了西伯利亚,于此期间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苏里科夫艺术学校学习,曾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三十三站切尔诺列钦斯基站(现叫切尔诺列钦斯基新村)的学校里当美术老师,同时开始从事文学创作。曾得到西伯利亚作家谢尔盖·萨尔塔科夫的指导,
1957年卡尔梅克共和国恢复后,阿列克赛·巴拉卡耶夫开始在《卡尔梅克真理报》当文学编辑,后来在卡尔梅克出版社当编辑。
1961年毕业于埃利斯塔师范学校。
1963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附设高级文学班。
1969年毕业于高尔基文学院。
1975年毕业于国立戏剧艺术学院附设戏剧创作高级班。
1992年被授予卡尔梅克人民作家称号。
一点背景资料
△卡尔梅克共和国(俄语:Республика Калмыкия、卡尔梅克语:Хальмг Та??ч),东邻里海及阿斯特拉罕州,南部与达吉斯坦共和国接壤,西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和罗斯托夫州,北接伏尔加格勒州,是俄罗斯联邦主体之一,属南部联邦管区,属俄罗斯最贫穷共和国之一。1920年成立卡尔梅克自治州,1935年成为自治共和国。1943年卡尔梅克人由于“与德国侵占者合作”被强行驱逐到西伯利亚和北哈萨克斯坦地区。1957年重设自治州,1958年驱逐令被认为有误又作修改,重新恢复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隶属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几乎所有的卡尔梅克人又重返故土。苏联解体后升格为俄罗斯联邦内的共和国。
卡尔梅克共和国面积76,100平方公里,人口307,900人(2003年)。首都埃利斯塔市。
卡尔梅克是欧洲唯一信仰佛教的地区。共和国人口中信奉藏传佛教的卡尔梅克人占总人口的53.3%,俄罗斯人占33.5%。官方语言,卡尔梅克语、卫拉特蒙古语。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俄罗斯联邦东西伯利亚最大城市,工业、文化和交通中心,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首府。位于西伯利亚大铁路与叶尼塞河交会处。
俄文版译者序言
还是在战前的时候,我在卡尔梅克看著名的艺术会演。来自卡尔梅克大草原的六千人聚集到一起庆祝本民族的节日。在埃利斯塔附近搭建了一座露天舞台,各乌卢斯(乌卢斯:行政区划的名字——译注)优秀的舞蹈家、音乐家、歌手登台演出,白发苍苍的说唱演员演唱了伟大勇士詹加尔的古老传说,歌唱了自己神奇、永远年轻的祖国的古老传说。
此后几年过去了,由于战争的破坏和个人迷信时期残酷的不公正,不少的灾难和考验落到了卡尔梅克人民的头上……
然而,正如古代的勇士詹加尔一样,年轻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又伸展开了自己强大的臂膀,与老一代歌手并肩又出现了茁壮成长的一代新人,有艺术家,有音乐家,有诗人。
其中之一就是阿列克赛·巴拉卡耶夫,他创作的小说《三张画的故事》饱含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彰显了兄弟般国际团结的崇高思想。
阿列克赛·巴拉卡耶夫是一位诗人,他的散文体小说充满了深刻的诗意。我怀着极其兴奋与对我的这位年轻朋友的感激之情,把这篇小说译成了俄语。
亚历山大·伊思巴赫
1963年9月于莫斯科
我一直珍藏着三张画,把这三张画作为最珍贵的遗物已经珍藏了十七年多。
这三张画是画在灰色的纸上的,折叠处已经磨坏,有的地方还有窟窿,这并非我的过错,三张画在十七年前落到我手里的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我把三张画一直珍藏在箱子里,很少拿出来。不过,是值得拿出来的。我久久地凝视着画,全神贯注,不能移开我的视线,觉得它们仿佛复活了,动弹起来,开始呼吸,我这时赶忙把它们放回去,可是手却抬不起来,冲着对我来说很珍贵的三张画看了又看。
我时常想把这三张画用图钉钉在墙上,但又不放心,担心阳光,阳光会把它们晒得发黄,画画的纸本来就是旧纸,经太阳光的照射,所画的轮廓会彻底褪色而消失。
我不想离开这三张画,这是我少年朋友的纪念,这三张画有着自己的来历,我想给你们,亲爱的朋友们,谈谈这三张画的来历。
一
那是在战时。一天,我下班回来,把铁锨、丁字镐、扫帚放进库房的工具间后,朝车站方向走。
远处又传来蒸汽机车悠长的汽笛声。身穿灰色军大衣的士兵各自向车厢跑去,车站上停着的列车还没等我到达车站就已经开动了。
月台上聚集的人们向渐渐开走的列车长久地招手。不久,人们有的三五成群,也有的单独地走出车站大门,各走各的街散去。
我朝车站走。站长找我,意外的传唤使我心里很不安,满脑子翻腾自己的一举一动——我的行为似乎没有什么可挑剔的。
我当铁路道岔清洁工已经干了三个月,把道岔养护得清洁齐整,还没有谁指责我干活懈怠。到底会有什么事呢?为什么传唤……
车站值班员送走列车,收起信号旗,夹在腋下,把黑色圆帽向下拉了拉盖住额头,走进值班室。
我握住车站门的门把手,当下就旋转开门。按卡尔梅克人的习俗,一个男子汉,要是去办事,就不该瞻前顾后。我无意间破了祖先的风俗习惯。
空荡荡的月台上,背冲我站着个小男孩,他孤零零一个人,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什么地方。男孩异乎寻常的样子立即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穿的大衣有点长,腰间扎着条绳子,大衣的前襟挨着地,右手里握着一根桦木棍子,轻轻地拄着。
我从车站走到他背后,问道:
“孩子,你站这儿干啥呀?快回家吧,会把你冻坏的!”
他一动也不动,我的话没有打动他,他沉默不语。
“你叫什么名字呀?”我问道。
小男孩还是没回答。我突然发现他干瘦疲惫的脸上满是泪水,泪水断线掉珠般顺着他小翘鼻子的鼻翼淌下来。
“孩子,谁欺侮你啦?”他站着,纹丝不动。
“他是个哑巴?”我暗自思忖,于是去触动他的手。
“别碰我!”小男孩仿佛才睡醒,生气地说,用胳膊肘使劲推我。
“出什么事了?你在这儿站着做什么?”小男孩依旧默不作声。
他头上戴着一顶黑色旧礼帽,帽子皱巴巴的,上面还有窟窿……大衣的颜色很难说,因为大衣已经补丁摞补丁……他苍白的脸上布满皱纹,天冷冻得哈着腰,完全是一个可怜的小老头。
我蹲下来,把双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望着他噙满泪水的眼睛同情地问道:
“你在等谁?”
“爸爸……”小男孩用几乎听不见的嗓音回答道,接着长出了口气。
“你爸爸去哪儿了?”
小男孩又沉默了,我的问话显然刺到了他心灵的最痛处,他的眼泪又像大雨的雨点击打在玻璃上一般淌下来。
“你爸爸到底去哪儿了?”
“去打仗……”
我知道我问的问题令小男孩很伤心,于是又问:
“有妈妈吗?”
“有。”
“她叫什么名字?”
“不告诉你。”
“为什么?”
“请你别缠着我!”
这时候,车站的女清洁工费尼娅阿姨走到我们跟前,用哭诉的嗓音说:
“我的天啊,这怎么行!孩子,准是冻坏了……”
可是,小男孩怪怪地看看她,猛地朝后退。
“等一等,孩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我急忙问道。
“我没有名字。”
“难道还有没有名字的人吗?”
“我是没有名字。”小男孩又想跑,我一把抓住了他手里的木棍。
“放开!我是说放开!我要回家!”
“叫什么?告诉我。”我松开了手。
“我叫‘没名’。”
“是真的叫‘没名’?”
小男孩把木棍留在我手里跑了。费尼娅阿姨问:
“这是谁家的孩子?”
“不知道。”
二
我走进办公室,站长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说:
“请坐,巴德玛!”
看到站长友好的目光,心里的焦虑似乎一下子消了。我小心翼翼地坐在一把椅子上,紧挨着是一张罩着绿色呢绒布的桌子。
“怎么样?工作满意吗?”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表示关心。
“满意!”我像士兵那样站起来回答道。站长笑了笑说:
“坐吧,坐吧。”
冬季清道岔是个重活,况且又是在西伯利亚,特别是在暴风雪肆虐的时候。不过,我不想说我感到很累。
“就是说满意啦,很好。”站长说。他揿动打火机,点上熄灭的香烟,深深吸了一口,吐出一股带点蓝色的烟。
“听说你会画画,是真的吗?”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全然以慈父般的目光望着我。
“会。不过,画得不好。”
“得啦,得啦,别太谦虚了,见过你画的画,叶尔莫蒂克让看过。”
叶尔莫蒂克是枢纽站的党委书记,依我看他非常狡猾,跟人谈着话似乎不经意间就知道了人家是怎么想的。有一次,我清道岔的时候,叶尔莫蒂克走到我跟前,详细地打听这,打听那,一一了解我生活中的一切,连画的秘密画册都打听,结果怎样呢?我不让他看我的画册,他就不让我安宁。这个狡猾的书记显然把我的画册的事给我们站长说了。
所以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直截了当地继续说道:
“从明天起你搞艺术去。”
“那我清道岔的活怎么办?”
“扳道员找得到,可搞艺术的人全站也找不到一个。”
“可是,我去做什么呢?”
“先画漫画。”
“画谁呢?”
“坦尼亚·波斯克列勃娃和安尼雅·威什弗柯娃你认识吧?”
“认识。”
“她们不清理埋着道岔的污泥。”
“这我知道,我们老是因为道岔吵架。”
“这就需要画画她们。”
“那是自然。”
我走出站长的办公室,感到有些尴尬和些许的不安。
回家的路上,我不知为什么思索的不是跟站长的交谈,也不是我未来的新工作,回想的却是与那个头戴有窟窿的破帽子的小男孩。“没名……”又在我的耳朵响起,“我等爸爸”这句使人心酸的话再度呼喊。
他到底叫什么名字?他为什么说话这么带刺儿?他不信任我,不肯说出自己的名字,反正是还不了解他……
三
我现在在红角工作。有人用胶合板给我做了个大托板,托板高两米,宽一米半。我的任务是画画讽刺那些不清理道岔淤泥的懒姑娘。
午饭后,又一趟军列开到我们车站。转眼间聚集了一群人,非军人与军人混杂在一起,心怀私密愿望挤到车厢跟前,在军人里寻找自己的亲友:弟兄和丈夫,儿子和父亲,熟人和邻居。军人很多,可是一个认识的也没有。
我像冬眠过后春天的黄鼠狼一样,也走出红角去观望那些人们。
旁观来看,心在泣血:老太太搂住年轻士兵的脖子亲吻双颊,泪流满面;老头儿为了克制软弱,倒背着手站立一旁;姑娘和小伙子,有的回忆着自己的心上人数落着哭诉,有的与士兵一起哈哈大笑,有的在躲开他们俏皮粗鲁的笑话。
车站值班员来了。
“这是什么兵?”我问他。
“这是军事机密。”
值班员举起绿色信号旗。专列开走了。
车站上的人们散了,我又站了很久,朝红角走的时候又看见了那个小男孩。他还是站在老地方,还是那种姿势。
“你好,小男子汉!”我尽可能愉快地问候道。
小男孩没反应,连动都没有动弹一下,冷漠的脸苍白。看来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我。
后来,他的话根本不是回应我的问候,完全是对他痛苦心思的回答,他用几乎听不见的嗓音说:
“又没有爸爸。”
为了安慰他,我关心地接过他的话茬说:
“你爸爸一定会来的!”
就在这当儿小男孩才注意到我,开始用他那双黑眼睛从脚到头打量我,当我们的目光遇到一起的时候,他气愤地嘟囔道:
“你又在纠缠吗?”
“冻坏了吧?”我表示同情地问了一句,作为对他问话的回答。
小男孩把大衣敞开,露出两只脚,穿坏的靴子的前端露出不知是什么布料的破布。他忧郁地用并非是儿童的语言说:
“脚都冻僵了。”
“到我那里烤烤火吧。”
“你在哪儿住?”
“我在红角工作。”
“会骂人吗?”
“谁?”
“站长。”
“那里就我一个人。”
小男孩跟着我走了。
四
到了红角,他一眼就看见了他的桦木棍子,跑过去,抓在手里。
“我的!”
“坐炉子跟前,烤烤脚吧!”
小男孩打算直接坐在地板上,我从墙角搬过来一只空箱子,在上面铺上一张报纸。他坐在上面,脱下靴子,脏兮兮的裹脚布里露出一双红肿的脚丫。他把脚丫贴近炉壁,马上又缩了回来:太热了。
我把一块干抹布扔到他脚下。我心想等他在炉子跟前暖和暖和就会打开话匣子。我并排坐在一个方凳上。他斜眼望着我问道:
“重新?”
“不。”
“可是,怎么称呼你呢?”
“我叫巴德玛。”
“名字真好听!”
“那你呢?”
“我叫鲍里斯。”
“就是说叫鲍利亚(鲍里斯的爱称,指小。——译注)嘞?”
“我不是小孩!”
“你几岁了?”
“唉,瞧你问的!”
“可见你是不知道你多大了!”
“知道。就是不告诉你!”
“我是十七岁了。”
小男孩开始掰着指头算我的年龄,可是手指头不够用。
“你上年纪了,”鲍利亚最后断定道。
“你到底几岁了?用手指比划比划!”我给小男孩建议说。
“你是警察,是不是?”鲍利亚说,并且开始把裹脚布朝脚上缠。
“你要去哪儿?”我急切地问。
“回家。”
“坐会儿吧!”
“妈妈等着呢。”
“你妈妈贵姓啊?”
“没名。”
“我妈妈叫柏伊尔塔,你妈妈呢?”
“知道得太多,就老得快啦!”
这个谚语显然不是他这个小孩子的语言,是成年人才说的话。跟他交谈,把他作为孩子,他太机灵了,可是,把他作为成年人,他的个头太低,年龄显然也太小了。
鲍利亚穿上破旧的大靴子,把带窟窿的黑帽子朝下拉了拉,拿起那根桦木棍子就朝门口走,我随即朝他喊道:
“去车站的时候顺便来我这儿烤烤火!”
鲍利亚没回话,就这样默默地走了。
我望着窗外,他活像一个小老头,拄着拐杖,一摇一晃地迈着小碎步朝村镇的方向走去。
五
这些天有许多军列经过车站,都是由西向东开的。车站值班员缄口不语的“军事秘密”不断暴露出来。
战争在西线已近尾声,我们从报纸上得知,我们的军队已经兵临柏林城下,一两天即可指望最后胜利,然而在东线,日本人还在疯狂叫嚣,为了制服他们,需要把军队调往东方去。
军列一到,我们村镇的居民们便成群结队涌向车站,人人都在怯生生地期望能碰见亲人。
我刚认识的鲍利亚整天待在车站,现在他已经不请自来了,来红角烤烤火。
六
据说男孩子爱吃糖果,可依我看小小子们更爱吃蜜糖饼。那时候,在战时,真正的糖果我们是难得见到的,有一次,我给妈妈要了一块面包带在身上。
鲍利亚来我这里的时候,我把这块面包递给他。
“我不要,”鲍利亚拒绝了,可是我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他咽口水的声音。
“为什么?”
“你想骗人!”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男孩接过来那块面包。我转身继续画快画完的画。
“你画的是谁?”鲍利亚问道,并且走到我跟前。
“你不认识。”
“难道有这样的人?舌头像牛的那样长!”
我很是惊奇,他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一个孩子,住在工人新村,知道牛的舌头长。
我故意说:
“牛的舌头短。”
“那你是傻瓜!”鲍利亚骂了我一句。
“牛的舌头短!”我坚持说。
“长!”
“短!”
“长!”
“你怎么知道?”
“我外公达尔奇夏天给人家放牛,我帮他放过,”男孩回答道。
“好吧,你说对了,”我同意说。男孩快活了,突然说:
“嘿,真甜!”
我正埋头画画,没明白鲍利亚的话是指什么,于是问道:
“你说什么?”
“面包。”
从他的回答听得出内心很痛苦,我明白了,男孩已经好长时间没吃过面包了。
“妈妈上班吗?”
鲍利亚没有立即回答,后来叹息一声说:
“你,巴德玛,不是好人。”
我白爱抚小男孩,他朝外走,还指责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委屈。我转身冲着鲍利亚,严肃地问道:
“为什么这么说?”
“你嘲笑人。”
“你这看法是哪儿来的?”
小男孩用头指了指我画好的一张漫画。
“难道能把大活人画那么难看吗?”
鲍利亚的这句话甚至让我大吃了一惊,在这第一张画里,我倾注了自己全部的才智啊!塔尼亚和安尼亚像我一样,也是道岔清洁工,她们来上班,没完没了地窃窃私语,哈哈大笑,该干的活却撂在一边。有一次,由于道岔泥泞,差点儿没出事。我跟她们俩对骂过几次架,羞辱过她们俩,现在,我把堆积的一肚子怨气都撒在了这张画上:我画了两个姑娘,伸着长长的舌头,而该她们清理的道岔却在哭泣。
我不知道小男孩这句天真的话为什么会如此强烈地触动了我。他本来是这样看待我的画的!原来是不可丑化人,不可伤害人的尊严,像我的所作所为那样是不可以的,这是小男孩要指责的。结果怎样呢?他也许是对的?也许吧。
我把大毛刷蘸上桶里的石灰水,决定把那幅漫画涂掉,背后突然传来哈哈大笑声。
“哈——哈——哈,真不错!”
我回过头来,发现正在笑的是矮墩墩的埃尔莫蒂克,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站在他身后,也在笑。
鲍利亚怒气冲冲,像一只背毛竖立直面一条狗的小猫,心灵里仿佛着了魔,神经质地溜到门口,飞快跑上大街。
“唉,孩子,你站住!”埃尔莫蒂克在他身后喊叫起来。
“这是个什么孩子?”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关心地问。
“鲍利亚……鲍里斯,”我回答道。
七
在碰头会上几次提到塔尼亚和安尼亚对待工作敷衍塞责,两个姑娘曾表态说要改正,可是她们的工作依然干得不好,道岔上堆满了泥污。
讽刺两个姑娘的漫画贴在了最显眼的行人密集的地方,即车站的墙上。漫画引起了普遍的注意,人们纷纷议论,嘲笑。
两个哭红了眼的姑娘来找站长。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我们改正!保证改正!就请把漫画撤了吧!”她们央求说。
这当然使我深受鼓舞,就是说漫画没有白画,起了作用。不过,鲍利亚的话依然在刺痛着我的心,他认为把人画丑的人是恶人。塔尼亚和安尼亚是两个讨人喜欢,甚至是漂亮的姑娘。我有权如此歪曲这天生的漂亮吗?
“不,鲍利亚,你错了,”我暗自思忖,“她们虽然外表漂亮,但是如果心灵上有毛病,我们就该帮助她们改正缺点。”这一想法使我得到了些安慰。
鲍利亚来这里的时候,我问他:
“昨天你为什么跑掉了?”
“这些大人都爱发火。”
“??”
“我在车站烤火的时候,一个叔叔拧住我的耳朵把我赶出去了。”
“想必你淘气了吧?”
“没有。他甚至骂我是小偷。可是,我连一个土豆也没拿过人家的。我在央求。”
他的话语充满痛苦,完全不是儿童的语言。
“你有什么可央求的?”
“怎能不呢?妈妈病了。”
“那你有弟兄吗?”
“没有,妈妈就我一个孩子。”
“那这个外公达尔奇是谁?”
“妈妈的一个亲戚。”
“你们一起生活吗?”
“也没有。一个人要是穷,你想,谁会与他一起生活?”
“那以前一起生活过吗?”
“一起生活过。妈妈身体好的时候,她帮外公达尔奇放过牛。妈妈病了的时候,我替她放过牛。”
啊,我的天啊!这么小的孩子,跟我谈论的不是玩球,互相追逐地撒欢,而是完全跟个成年人似地谈论艰难的日子。
这一天,我和鲍利亚的关系开始超过了朋友,成了弟兄。
八
鲍利亚的母亲莎尔卡把棉被拉到肩膀,拱肩缩背地坐在简陋的木板床上。
男孩走到妈妈跟前,问:
“妈妈,茶喝了吗?”
“喝了。”
“头豆(土豆)放到盆里了,你吃了吗?”
“吃了。”
“妈妈,巴德玛——我的朋友,”他仿佛才想起来我,于是说,“认识一下吧!”
“我家鲍里斯经常说到你,老弟,请你多关照我这讨人嫌的儿子吧,我就他这一个!”莎尔卡说道,大口地喘着气。
“您别难过,大姐。鲍里斯很聪明!”我安慰她说。
我的称赞并没有让鲍利亚高兴起来。他冷冷地瞥了我一眼,想说点什么,但没有说,而是走近母亲,与她并排坐下,异常温柔地问:
“妈妈,你的后背不冷吗?”
他朝妈妈的背部盖了盖被子。
“兄弟,你是哪儿的人?”莎尔卡问。
“巴伦。”
“这么说,我们是老乡了!我是尼兹扬人。”莎尔卡长出了口气。
“是啊,住得相距三十公里。”我回答道。
“你现在住哪儿?”
“就这儿。从科苏尔车站迁来已经四个月了。”
“难怪从前在我们车站没碰见过你……”
莎尔卡还想说点什么,可是一阵猛烈的咳嗽把话打断了。她开始喘不上气来。鲍利亚一跃而起,从板床下拿出一个罐头罐。
我告别了鲍利亚的母亲,走到台阶,他出来送我,我提议说:
“来,去我家吧!”
“我为什么要去你们家?”鲍利亚反对道。
“我认识了你的妈妈,现在你应该认识一下我的……”
小男孩长久站着,陷入了沉思。我的头脑里闪过了一个想法:要把小男孩领回家,让我的妈妈给他把衣服洗一洗,缝补一下。
“嗯,好吧,走!”鲍利亚同意说。
我们没来得及走下台阶,恰好碰上了费尼亚大婶,鲍利亚一下子窜到了我的背后。她问:
“小卡尔梅克住这里吗?”
“什么?”
“就这个……”
“是说鲍利亚,是不是啊?”
“是的。”
“这就是他!”我闪到一边。
费尼亚大婶全然母亲般关心地把他拉到身边,说:
“我是为了你才来的。”
鲍利亚一下子温和起来,一边用邀请的目光看着我,一边信任地紧紧偎依这位渐近老境的女人。
我想起车站上还有一些事没干完,但是还是和他们俩走了。我想,鲍利亚跟我在一起将不会感到很孤单,我也需要他。
费尼亚大婶把一些温水倒进盆里,几乎是强迫小男孩坐在盆里。当她把孩子的脏衣服扔进满是肥皂泡的木盆里的时候,鲍利亚胆怯地问:
“我光着身子怎么回家呀?”
“等衣服干了你才走。”
鲍利亚吹了声哨子。
“不要在屋里吹哨子,那样有罪!”费尼亚大婶说。
后来,她用她唯一的儿子死后留下的一件军大衣把小男孩裹起来,坐到床上
鲍利亚裹着军大衣,津津有味地吃着土豆,高兴地眯缝着眼睛,深信不疑地说:
“热头豆(土豆)配凉奶,哈,多么好吃的玩意儿啊!”
费尼亚大婶说:
“巴德玛,请给他倒杯牛奶!”
我走到小男孩跟前问:
“你当时为什么隐瞒自己的名字?”
“不能相信任何人。”
“为什么?”
“世界上坏人比好人多。”
“去你的吧,这话是谁教给你的?”
鲍利亚思忖了一下是否回答我的问话。
“外公说:‘不要相信任何人。毒蛇看得见,人心隔肚皮’。”
费尼亚大婶听着我们的交谈笑了。
我紧紧握住男孩两只瘦骨嶙峋的小手说:
“鲍利亚,你说得不对,应该相信人。”
“我相信你,可是外公达尔奇我再也不相信了。”
“你为什么不相信外公达尔奇了?”
“他骗我们。”
“他怎么骗了?”
“外公达尔奇许诺说到冬天,到放牛期过了的时候,给我们一袋头豆(土豆),现在都已经是春天了,我虽然问他了,可是外公达尔奇还不给。”
“你别丧气,他一定会给的!”我安慰小男孩说。
九
有一天,鲍利亚说:
“我要挣饭吃。”
“你要怎么挣呀?”我吃惊地问。
“我一直在想的正是这个问题。我妈妈的身体已经在好转,要是有吃的,她就可以站起来……”
听了这些话,我心里很郁闷,我能对他说什么呢?鲍利亚苦闷地说:
“妈妈今天喝的净茶。”
“到底怎么帮助这个孩子呢?在哪里给他弄吃的呢?”我心里在想。恰好这时候我们车站的细木工库拉科夫老头儿顺便来看我,鲍利亚像只受了惊吓的猫似地藏了起来。库拉科夫对我说:
“小伙子,听说你正在画我的像,我来看看。”
我脸红了。漫画对塔尼亚和安尼亚起了作用,她们现在把道岔维护得很好,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找我,给了我一个新任务,他说:“细木工库拉科夫在工作时间到外边打桌子、椅子、柜子,必须把他画画。”
为了画库拉科夫,我到他那里去过几次,观察他,画了一些草图。
细木工看了我画的草图,大声笑了起来:
“画得不坏,只是把鼻子画得太大了,况且不应该把我画成用鼻子闻钱,而应该是用手去找钱……”
我画了一个老头,坐在许许多多的桌子、椅子和柜子上,正在用鼻子闻那里散发着的钱味儿。
库拉科夫搔了搔后脑勺,说:
“说实话,胡乱画画得还不坏,不过姿势画得不全像。不过,老弟,我不怪你,至今还没有一个人画过我,我对你大为感谢!还有,人们看了我的画像,订做的人会更多,这更好。”
老头儿又仔细看了看漫画,又评论道:
“就是这些桌子腿都画斜了,我做的是直的,端正的,求求你,你把它们给改正过来吧,要不然,人们会真地认为我把桌子腿安斜的,你一定要改过来啊!小伙子,你有能力。干什么事都得用心,工作要专心,爱情要专注,这样你的产品才会精致,漂亮。非常感谢你的画!”
库拉科夫撩开羊皮短大衣的衣襟,从棉裤口袋里掏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小包,放在桌子上。
“鲍利亚,小伙子,这是我给你的礼物!”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老头儿已经不知去向了。
鲍利亚先看了看桌子上的“礼物”,然后望着我。我拿过来纸包。里面是两小片黑麦面包和一小块猪油。
我把这一切又用报纸包好,递给了鲍利亚。
十
鲍利亚照旧来车站,接军用列车,等他的父亲。他忧郁执拗地等待他的父亲,时常是列车要开走了他还久久地望着列车,只要蒸汽机车冒出的烟雾还有一点没有散尽,他就不会收回他那凄然的目光。
在那样的时刻,我心里就暗暗祈祷:“哪怕是他父亲最后来到也好!”有一次,他问:
“巴德玛,我父亲将真地回来吗?你看呢?”
“不是将回来!一定是在回来的路上!”我深信不疑地说。
鲍利亚听了我热情的话语,脸上似乎有了些欢快的神色。
“巴德玛,你认识你的父亲吗?”小男孩突然问。
“那还用说,认识啊!”我斩钉截铁地答道,并且笑了笑,以便证实我的信心。
“你别笑,我就不认识我的父亲,我爸爸还在战前就入伍了。”
“有他的相片吗?”
“有,他长相像我。”
“不,你大概是长相像他。”
我总是留意让鲍利亚正确表达他的想法,他有什么说得不正确的时候,我就当场纠正,他有时候抱怨,但多数情况下会同意我的纠正。
他换了个话题。
“你见过卡尔梅克人的大草原吗?”
“见过。你大概也见过。”
“我那时候很小,现在想回忆回忆,什么都想不起来了,我妈妈成天草原长草原短的念叨,你给我详细讲讲草原的情况吧!”
他两手交叉放在桌子上,把头放在手上,聚精会神地听我讲,最后问道:
“在西伯利亚好,还是在卡尔梅克草原好?”
他把我问得有些不知所措。
“这是个习惯问题,”我说得含糊其辞,以便回避直接回答。
“不,你说实话,正确回答我。”鲍利亚坚持道。
“西伯利亚人觉得西伯利亚好,卡尔梅克人觉得卡尔梅克大草原上好。”
“那时候为什么把我们弄到这里来呢?”
我忍不住有些生鲍利亚的气。我觉得他好像提出了一个所有卡尔梅克人都挂在嘴边的问题,然而这又是个谁都不敢回答的问题,因为在那个年代这个问题是不许问的。诚然官方是有一个答案的。人人都知道这个答案是个大骗局,但是你要是想自由,尽管说远离故乡,就得接受这个骗局而不顾事实,或者说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摆出对命运满意的样子。
“请不要给我提这些无根据的问题!”
我拿起画笔和颜料,开始画画。
“你不要回避我的问题!”鲍利亚在我的身后站起来说,口气跟个孤立无援、机警的成年人似的。
我心里明白,我不回答这个问题轻而易举地走开是不可能的。
“因为——战争,战争,就是战争。”
“你别生气,”鲍利亚安慰我说,“我不向你打听还不行吗?我妈妈嘱咐了。她说你有学问,聪明。”
“我没有学问,我愚笨,”我否认道,心里更加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不善于正确回答问题。难道我算得上头脑清楚吗?难道我已经给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吗?
鲍利亚诧异地望着我,耸了耸肩,拄着他那根桦木棍儿走了。
十一
“我想唱歌,”第二天,鲍利亚声称。
“你要在哪里唱?”
“在火车站,在军用列车开过来的时候唱。
“你为什么要唱?”我不懂小男孩什么意思。
“我想挣饭吃。”
我长出了口气。鲍利亚解释说:
“妈妈的病必须治好,要不然又会卧病在床。”我郁闷地暗想:“很明显,他没有别的出路。”
“你会唱吗?”
“会呀。”
“那你唱唱吧!”
“你想得真不错!想笑话我吗?”
“我什么时候笑话过你了?”
“你老是留意我的话……”
我继续在红布上写标语,鲍利亚目不转睛地看我写,刚能看得出他的嘴唇在动弹,我觉得他是在回忆要唱的歌词。他走到我身后,恭顺地说:
“好吧,请听着!”
我继续写标语,精心描绘好每一个字母。他纠缠说:
“我是说请你听着!”
我转过身来面向着他。
鲍利亚把两只小手抄起放在胸前,略微朝前挪动挪动,唱起来:
金刚石光芒四射,
闪烁在草原的露珠上,
比太阳还明亮,
比青草还鲜艳。
你那双蓝眼睛……
小男孩唱完一段,问:
“喂,怎么样?”
“很好!只是唱的时候应当配合舞蹈动作和手势。”
“我要是不会跳舞呢?”
“应当学。”
“那你用嘴哼一下曲子,我跳舞试试,”鲍利亚提议说。
“我对乐曲一窍不通。”
“噢,笨蛋,你到底是在哪儿长大的?!”鲍利亚尖刻地说,随即把双臂朝两边伸开,仿佛小鹰要起飞的样子,开始自己伴唱着蹩脚地跳起舞来。
“好样的!好样的!”我开始鼓励小男孩,“用脚跳,脚尖着地旋转……”
叶尔莫蒂克走进来。鲍利亚背冲着门跳舞,没有看见党委书记,我欲让小男孩停下来,但叶尔莫蒂克把一根手指贴在嘴唇上,示意我不要阻止。
“喂,怎么样?”鲍利亚停止了跳舞,问道。
“非常好,非常!”鲍利亚虽然是用的卡尔梅克语问的我,叶尔莫蒂克却高声赞扬道。
小男孩吓了一跳,当即躲藏到了炉子后面。
“别藏起来,过来吧!”叶尔莫蒂克说道。他走到小男孩跟前,从他头上摘下有窟窿的帽子,温柔地抚摸他的头发。
鲍利亚钻到他的腋下,把帽子抓到手跑掉了。
十二
鲍利亚的首次表演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收获。士兵们争先恐后地把他拉进车厢,从背包里掏出糖块、面包干给他。
“鲍利亚,鲍利亚,鲍利亚!”喊叫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每位士兵都竭力要让小男孩坐在自己的肩膀上,把他紧紧搂在怀里,亲吻他。
一个留着小胡子的中年军官给了他一盒焖肉罐头。
鲍利亚的每个衣袋里都塞满了食物。
一个士兵看到给小男孩的食物无处可放了,把他自己的衬衣拿过来,做了个袋子,把鲍利亚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装到了袋子里。
列车开走的时候,又激动又高兴的鲍利亚费了好大劲才把那一袋子食物弄到肩膀上,背着来红角找我。
“现在妈妈死不了了!”他欣喜若狂地说。
他在袋子里翻腾一阵,掏出几块面包干,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
“这给你!”
“谢谢,朋友,不过这些我不需要!”我把他的礼物推开。
“拿好了!”鲍利亚口气坚定,毫无疑问,吩咐道:“喂,请把眼睛闭上!”
我眯缝起眼睛。
“请把嘴张开!”
我张开嘴。
小男孩朝我的嘴里塞了一个多汁的甜东西。
“还要吗?”鲍利亚指着袋子问。
“不要了。”我坚决地说,并且想把桌子上的面包干都收拾到他的袋子里。
小男孩用肚子挡住袋子固执地重复说:
“你乖乖地拿!”
“你不要破坏了卡尔梅克人的风俗习惯,”我给鲍利亚解释说,“男人应该把第一次挣来的全部收入带回自己的家。”
“真的吗?”
“对呀,真的。”
小男孩不再强求了。
“我要回家,妈妈正等着呢。”
十三
第二天,鲍利亚露面时肩头搭的就是这个袋子,手里拿的还是那根桦木棍子。
“你把它扔掉!”
“我不能扔。”
“不扔你就是个吝啬鬼,”我挖苦小男孩。
“唉——唉,巴德玛,你不懂,它是我需要的,我头一回放牛的时候在达尔奇外公那儿借了把折叠刀,砍了这根棍子。我不会扔掉,这是我的护身符。”
他的话说得直率,天真,有才智,感动了我,并且令我心里很不安,因为我祖母曾说过有才智者薄命,我可不愿意相信这个说法。
这一天军用列车没有来,鲍利亚一直到黄昏都在我周围转来转去。
我办完《鳄鱼》壁报,然后我和鲍利亚上到工作台上,悠荡着两腿,坐了很久。我们憧憬未来,大声交谈。
“你长大了想干什么?”我问我的小朋友。
“像你一样,当画家,”他毫不犹豫顺口答道。
“鲍利亚,坦率说,我还根本算不上是画家,只不过是尝试着画画,我什么学都没有上过。
“难道你画的那不是画?”他指着壁报的图案说。
“马马虎虎,算是吧。”
鲍利亚愁眉苦脸,失望地说:
“可我认为你就是个画家!”
“成为画家得学习很多东西,”我辩白说。
“这我知道,我妈妈病好了,我也去上学。只是我既没有纸,也没有书。”
“咳,鲍利亚,只要有脑袋瓜,纸和书都找得到!别灰心丧气的!”为了鼓励我这位少年朋友,我故意高兴地提高嗓门说。
“你,巴德玛,能教我支新歌吗?鲍利亚突然问道。
“嗯,好吧,你听着:
我们是少先队员。鲜艳的红旗高高举,直达月宫里!我们是少先队员,勇敢地跟着我们吧,祖国的孩子们!
“你最好教我一些能挣饭吃的歌曲。”
听了这句话,我心里很痛苦。
十四
整个四月份军用列车都在从西方向东方开。鲍利亚成了公认的演员。我们车站的人只要看见他就停下来,亲热地跟他说话。
士兵们给鲍利亚面包、香肠、鱼、罐头和糖,他的身体很快健康起来,瘦削的脸变圆了,身体像啃青草的小羊羔长胖了。
鲍利亚现在觉得自己是土地的真正主人,走起路来步履矫健,像男子汉大丈夫般自豪地昂着头。然而他手里的那根桦木棍并没有扔掉,眼神的深处仍然隐藏着先前那种绝非儿童能有的忧愁。不过,也许只有我才能发现这种愁闷。我知道他在继续等待父亲,他相信,强烈地相信他的父亲会回来,这一点他从不与我多说,但我知道,知道……我也帮不了他任何忙。
西伯利亚厚实的积雪变松散了,春天的阳光照射得积雪渐渐地,一天天地融化了,新村的街道上形成了淙淙奔流的小溪。
有一天叶尔莫蒂克问我:
“我们的演员除了这双湿透的破长统靴,还有鞋吗?”
“不知道。”
“你们是朋友呀!”
“这事我没想。”
“唉,您呀,年轻人,您不善于深切关注人们的命运!”这时候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进来了。
站长看见我发窘的脸色,问道:
“怎么啦?”
“需要帮帮这个小家伙,”叶尔莫蒂克解释道。
“什么小家伙?”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没明白党委书记说的话。
“演员呀。”
“对,你说的是个问题,他的脚趾头都露出来了,怕是还会得风湿病,”站长赞许地说。
“他要是有鞋替换,可以把靴子拿去修理,我家旁边就住着一个修鞋的老头儿。”叶尔莫蒂克说。
“等一等,我女儿有一双很不错的旧皮鞋,”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想起来了,“巴德玛,你来一下,把那双鞋拿去吧!”
红角的门错开了一条缝。
“巴德玛,我找你有点事!”
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我跑过去,拉住鲍利亚的手。
“你好,演员!”叶尔莫蒂克说。
鲍利亚伸出手去先跟站长握了手,然后又跟党委书记握了手。
“你看见我的时候为什么跑了?”叶尔莫蒂克直截了当地问。
“我什么时候躲避你了呀?”鲍利亚睁着两颗黑珠子般的眼睛死盯着书记。
“我顺道来红角的时候,你像躲避妖怪似地跑了。”
“那是有原因的。”鲍利亚愁眉苦脸地回答道,然后觉得没什么可解释的就沉默起来。
“这算什么原因呀?”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问道。
鲍利亚默然钦佩地望着站长,铁路制服真漂亮,肩头还有带星的银白色肩章,是啊,这样的人能令人羡慕……
“您还会责骂人。”
“责骂谁了?”
“我的朋友。”
“为什么责骂?”叶尔莫蒂克有些惊奇。
“说什么他放闲人到这里……”
成年人都笑起来,叶尔莫蒂克拉住小男孩的手,端详着他,仿佛是第一次看见他似地亲切地说:
“噢,演员,你总是这么富有……同情心。你如此关心你的朋友,很好!”
“你找巴德玛到底有什么事?”叶尔莫蒂克想起了鲍利亚方才错开门缝说的话,问道。
小男孩狡猾地回答道:
“这不能说,这是我们的秘密……”
成年人都走了。
鲍利亚沉默了很久,思忖着深藏在自己内心的什么。
“你是知道的,巴德玛,”他终于若有所思地说,“他们,这些成年人,本来就不是这么坏的人。”
十五
童年的时候,我喜欢在草原上采摘郁金香,您看见过我们那里草原上的郁金香怎样开花吗?
花朵在晚上宛如那质朴的小铃铛,早晨变得认不出来了,太阳升起了,郁金香饱尝了太阳的温暖,红绸般的花瓣向四面伸展开来,草原仿佛铺上了一块五颜六色的大地毯,像波浪般起伏,轻轻摆动,使人真想沉湎在这些地毯上,享受我的故乡卡尔梅克草原这醉人的空气。
我的小朋友变得像这些郁金香般容光焕发。
妈妈用士兵给的旧军服给他做了裤子和衬衫,站长给的半高腰靴子非常合脚。
鲍利亚仿佛变成了一名小战士,我觉得他的嗓音日益变得更清脆,更响亮,更亲切,舞步越来越新颖,移入了各种各样的动作,正在发明一些复杂的舞姿。
有一次,车站来了一位俄罗斯小姑娘,她长一头浅色头发,一双浅蓝色的眼睛。她站在月台上用惊异入迷的目光盯着卡尔梅克小男孩跳舞,然后,当看到士兵们给鲍利亚面包与糖果的时候,焦急不安地深深叹了口气。
我心想:“喂,你们,士兵们,哪怕是有人看一看这个小姑娘也好,给她哪怕是一片面包也好!士兵们,喂,士兵们,扭过头来吧……看一眼小姑娘吧……小姑娘朝那边走两步吧……朝那个士兵那儿走……那个士兵要是看见你,他一定会给你面包,糖……朝那儿走啊,朝前……”
小姑娘站在奔忙的人群里,吞咽着口水。
广场上,鲍利亚在士兵面前唱歌,跳舞,人们爱抚他,拥抱他,给他鼓掌。他也卖力地表演,演得有点离谱。他翻跟头,士兵们大笑,故意逗他。
突然冒出来了个中年少校,看得仔细,说:
“你们为什么让一个孩子扮演丑角?最悲伤地在你们面前跳舞。”
士兵们窘住了。
蒸汽机车哐叽一声响起来。人们在车厢里散开。列车开动了。小女孩把一根手指放在嘴里,站着,十分赞赏而钦佩地望着鲍利亚。
小男孩朝出站口走,突然看见了小姑娘。
“你怎么哭了?”鲍利亚朝前走着问道。
“我等爸爸……”小姑娘长叹了口气,大滴的泪珠顺着苍白的面颊淌下来。
“别哭。这有面包……拿糖吧!”鲍利亚把一只手伸进袋子里。
俄罗斯小姑娘和卡尔梅克小男孩一起朝新村走去。现在鲍利亚开始养活的不仅仅是他患病的妈妈,而我深深地喜欢上了他,我和他在红角交谈很多,沉默的时候也不少,当我的这位少年朋友离开红角回家的时候,我常常思忖:他长大一些的时候,他究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画家,演员,学者,工程师,医生,教师,火车司机,畜牧学家,农艺师……他到底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
后来,我深入考虑认为,我的朋友鲍利亚无论成为什么样的人,他总会给人们带来欢乐,他将成为一个很聪明、热心肠、心地善良、勇敢忠诚的人。
十六
胜利日——我们都期待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忧伤与这种兴高采烈融合在一起。在战争中牺牲了儿子的老头儿与老太太,丈夫失踪的妇女与遗孀,在前线遗失了未婚夫的姑娘,没有等到父亲音信的小伙子,他们在抹着眼泪悲痛欲绝地痛哭。
我想着设法忍住,克制着,可是不管用,泪水不由自主地滚落下来。
“别哭了,”鲍利亚安慰我,温柔地抚摸我的手。
小男孩双眼雨水洗刷过的樱桃般闪闪发亮,但像我一样没有哭泣,我把鲍利亚当作是我的大朋友,我有时候觉得他好像是我的同龄人。
他用细小的手指抹去我脸颊上的泪水,低声说:
“别哭了。”
“鲍利亚,鲍利亚……”我长出了口气。
“什么事?”小男孩问道,并且紧紧偎依我。
“我从未见过我的父亲。”
我喘不过气来,肩膀在哆嗦。我想起了1942年夏天,当时我透过泪幕看见妈妈收到的一张灰色的小纸片,上面写着:“您的丈夫英勇地……”
鲍利亚温柔地触及我的头发,我觉得他的小手似乎像我妈妈的手一样温柔,我小时候妈妈就是这样抚摩我的,可是爸爸……不,要控制自己的感情。
一滴热泪落到我的脖子上。鲍利亚的眼睛里也充满了泪水。我没有问他。
小男孩自己说:
“我大概也见不到爸爸了。”
“你见得到,一定见得到!”我忘记了自己的悲痛,深信不疑地热情说。
“直到现在还没有见到。”
“战争今天才刚结束。”
鲍利亚长出了口气。
十七
在这个休息日,我和妈妈去翻地刨土豆,那里离新村不远。
因为没干惯,活干得很吃力,最难的是第一天。妈妈没作声,我也沉默着。我们刨了又刨。
妈妈很快腰就累了,想挺直腰板消除疼痛,可是她的腰就像僵直了一样不听使唤,她弯着腰站了很久……
该吃午饭了,她不愿意停下来,我们加快了进度。
妈妈说:
“我们再刨一行就去吃午饭。”这一行刨完了,我提议说:
“妈妈,咱们再刨一行吧……”
我突然发现我的小妹妹从新村那边跑过来,挥舞着双手,喊叫着什么,但听不见喊的什么。
“哥哥,鲍——利——亚……”我终于听清楚了。
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凉到了脚。我把铁锹插到地里,迎着妹妹跑去。
“哥哥,上帝惩罚了!”小妹妹号啕痛哭着。
“出什么事啦?”
“鲍利亚在火车底下……”
白天一下子变得天昏地暗,我竭尽全力朝车站跑。地仿佛拉长了,我似乎并没有跑,而是在一个地方站着,双腿好像被绳索捆着。
终于到了新村村边上。那里热闹异常,妇女、孩子们成群地聚集在一起。可见,真的……我跑着对一位陌生的老大娘叫了一声:
“是真的吗?”
“什么?”老大娘被吓了一跳。
我没等回答一直在跑。
铁路医院里有很多人,妇女们在哭泣,听不清她们在说什么,我的耳朵听不见了,碰上了几个人,我的眼睛却看不清。
“不幸啊!”费尼亚大婶在数落。
我跑进医院的候诊室。
十八
“鲍利亚在哪里?”我向碰到的头一个女卫生员问道。那姑娘用头向其中一扇门示意了一下。我使劲推开门,屋里是几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
“鲍利亚在哪儿?”我向一个戴眼镜的医生跨前一步,问道。
“您是他什么人?”医生问。
“我……我……我……”
“哥哥?”医生提醒我。
“是的。”
“那么您应该知道真实情况:孩子的情况很严重,没希望了,流了很多血。
“他在哪儿?“
“我们去吧!“医生给我穿上一件白大褂,领着我朝一个地方走去。
我的鲍利亚躺在尽头的一间病房里,眼睛闭着,脸色像牛奶般煞白,很难把那脸色与床单区别开来,嘴唇几乎看不见地微微颤动着。
我突然一下子瘫软下来,差点跌倒,医生扶住了我的肩膀。
“妈妈,我亲爱的妈妈……鲍利亚用勉强能听得见的声音说。
我朝他扑过去,医生猛地拦住了我。
“爸爸,亲爱的爸爸……来呀……实在挺不住了……”
“巴德玛,你究竟在哪里……”
“来了!“我答应着,俯身看小男孩。
他的眼皮略微抬了抬,总是流露着喜悦亮光的目光暗淡下来。他刹那间沉默了,心里有些憋得慌。
“巴德玛,是你吗?”
“鲍利亚,是我!”
他认出了我,想笑一笑,可是没有这点气力了。
“巴德玛,我的大衣在哪里?”小男孩问。
我朝医生看了一眼。
“不能拿,”医生低声对我说。
“请把我的大衣拿来!”鲍利亚又说了一遍。
“你要大衣做什么?”医生问。
“大衣的口袋里……”
他又闭上了眼睛,牙齿咯吱作响,鬓角青筋暴突,浑身颤抖。
医生对站在身后的女护士低声说了点什么,护士出去了一下很快就回来了,拿来了一件绿色大衣,被扯破的大衣下摆上都是血。
鲍利亚睁开眼,看见了自己的大衣。
“请拿到这儿来!”他的请求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不行,口袋里有什么?”医生说。
“巴德玛……口袋里有些纸……爸爸来了的时候,请给他……”
他靠在枕头上,呼吸变得更顺畅平稳了。
“我的鲍利亚,你到底怎么样?”我说着在床前跪下来。
鲍利亚望着天花板,嘴唇动了动,几乎没有发出声,不过我听清楚了:
“小姑娘在火车底下……火车开动了……我把她……啊,我的妈呀!”鲍利亚突然喊叫一声,接着失去了知觉。
他的母亲莎尔卡在门口站着。
十九
鲍利亚,鲍利亚,鲍里斯……
这到底是怎么啦?
这些天我一直想念他,走在大街上,朝远处望,觉得鲍利亚也许从那幢房子里一下子跑出来;我在红角上班,听见窗外有儿童的嗓音,觉得是鲍利亚的声音,他现在带着桦木棍子顺路来看我。我缺少了他就好像缺少了足够的阳光,缺少了足够的空气。
医院的女护士把鲍利亚大衣口袋里的纸给我带来了,她听到了小男孩最后说的话,完成了他的遗愿。纸是叠成四折裹在一张报纸里的,是三张厚实的灰色纸,很明显,三张纸卷起来已经很久了,折叠处磨破了。
我把三张纸在桌子上摆成一排。灰色的纸上是素描画,这些画是鲍利亚画的。
第一张画画的是草原,郁金香,一轮橙黄色的大太阳正从地平线上升起,天空有一只雄鹰在滑翔。
故乡卡尔梅克的草原,这是我常常给小男孩提到的,没想到我的讲述如此深深打动了他的心灵,我呢,就是天天操持画笔,却从未试图描绘一下故乡的草原。
另一张画画的是一个士兵,一个小男孩向他迎面跑过来,远处一幢高大的建筑物清晰可见,上面一面红旗迎风飘扬。
他是多么忘我地期待,多么坚信父亲在回来的路上!孩子的生命直到最后时刻……
第三张画画的是一个大头男人,他岔开两条长腿在作画,手里握着画笔,拿着画画颜料。并排是个小男孩,也握着画笔。
鲍利亚,鲍利亚,鲍里斯……
原来你是下定决心要做一位画家。
这就是这三张画的来历,我已经把它珍藏三十年了。
我有时候想把它们钉在墙上,然而又担心,担心被太阳光线照得褪了色,所画的轮廓彻底褪色而消失。
他弥留之际说:
“小姑娘在火车底下……火车开动了……我把她……”
这是他最后的遗言。
那个长着淡蓝色眼睛浅黄色头发的小姑娘,现在也许大学毕业了,那个女孩从事的什么工作呢?做了工程师?医生?教师?歌手?……不过,这并不那么重要。
我仅仅是希望让她读了这篇小男孩的故事的时候,回忆起那个救过她命的卡尔梅克小男孩,回忆起那个把自己的一切,把自己的歌声、舞蹈、爱心、理想与生命奉献给人们的可爱的卡尔梅克小男孩。
鲍利亚·加利亚耶夫安葬在切尔诺列钦斯基火车站三棵桦树旁。
如果你,我的读者有机会到那座车站,一定要到那三棵桦树旁,在我的也是你的朋友的陵墓前献上一个花环。
他喜爱鲜花。
1962年9月于莫斯科
据经原作者赞同的伊斯巴赫的俄译本译出
1980年10月初稿
2014年6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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