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遗孀奈娜·约瑟福芙娜·叶利钦娜出版了自传《个人生活》。该书由叶利钦总统中心和辛巴达出版社联合出版。2017年6月5日晚在红场图书节上举行了首发式，八十五岁的叶利钦娜亲自出席。
叶利钦娜的自传《个人生活》的写作历时五年完成，意在为儿孙留下一部家族史。她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南乌拉尔季托夫卡村老家的童年一直讲到现在，述及种种复杂的历史事件，以及众多的时代人物，其中最让她引以自豪的，便是九十年代她陪丈夫建设新国家的“光辉岁月”。
叶利钦前往白宫前的坦克为什么不穿防弹背心？1991年8月的告人民书是谁写的？
鲍里斯日常工作更忙了，卧室里始终摆着办公桌，他相当经常地凌晨四点钟就醒来，坐起来开始工作。就任总统头几个月，主要的工作是为新联盟条约做准备，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就是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拆散苏联”。当时的出版物上经常重复一种说法，说苏联总统与俄罗斯总统之间的个人关系妨碍了他们就联盟改革问题达成一致协议。胡说八道！鲍里斯谈国家问题的时候，善于忘掉私事，他本来就不是爱记仇的人。不过，在鲍里斯看来，谈判正是戈尔巴乔夫刹的车，他试图用大家的力量保持住联盟原先的权力，而各加盟共和国不同意，他们想有更多的独立性。鲍里斯不止一次地说过：“戈尔巴乔夫是在等待加盟共和国散伙。”
鲍里斯在与戈尔巴乔夫和苏联中央的辩论中，捍卫了俄罗斯的权力。俄罗斯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共和国，同为共和国，权力平等，俄罗斯在此条件下加入新的联盟。今天，很少有人记得，在苏联，在1990年以前，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党的领导机构，而该机构在其他共和国里是都有的。在俄罗斯联邦没有本共和国的党，没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没有自己的第一书记。俄罗斯的总统应该就像其他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保护他们的选民的利益一样，保护自己选民的利益。鲍里斯正是这样做的。
新联盟条约的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谈判的细节我们不知晓，因为大部分讨论是共和国领导人面对面进行的。当然，一些事媒体和电视传出来过。我们大家当时都靠政治新闻过日子，看报纸，不错过新闻节目。谈判的艰难性，我从鲍里斯那些天的情绪能看得出来，连工作电话他似乎也比以前多。不过，共和国领导人开展的工作终于有了结果，新联盟条约草案达成了，约定8月20日签字。鲍里斯相信签订条约已经没有问题了。我也相信。
1991年的整个夏天，我们都是在卡鲁日沿线阿尔汉格尔斯克的人民委员会别墅度过的。在所有我们住过的国家的别墅中，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我是最喜欢的，那里的环境特别安静，有大苹果园，有条小河，芬芳令人叹为观止，哪里都不曾有这样的气息。还有周围的邻居，都是些杰出的人：谢尔盖·沙赫莱，根纳季·布尔布里斯，维克多·亚罗申科，尼古拉·费多罗夫，亚历山大·朔欣……
阿尔汉格尔斯克一切都很质朴，绝无奢华。两家一幢两层的砖结构小楼。警卫人员不多，让人觉得绝对自由。我甚至在这儿还种了个菜园子，八月，我们自建的温室里黄色和红色的硕大西红柿成熟了。秧苗是妹妹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捎来的。到了星期天，8月18日，鲍里斯陪着来宾去了阿拉木图，我全家则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等他，不在家的只有瓦列蕾，他在航班上。一点儿不祥的预感都没有。
我们被告知鲍里斯的飞机延误了，不知为什么正飞往军用机场。我们并不感到特别吃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后来我得知纳扎尔巴耶夫把鲍里斯扣留了。
鲍里斯很晚才来到阿尔汉格尔斯克，来到后躺下就睡了。星期一，8月19日，早晨六点钟，电话铃响了。我们的卧室在二层，电话在塔尼亚睡的一层，她接的电话。电话是从鲍里斯的接待室里打来的，总共只说了一句话:“把电视打开！”为了听见外孙们的动静，我一直开着卧室的门，突然楼梯上有脚步声，塔尼亚走进卧室，立刻打开了电视，站在我旁边。“怎么啦，爸爸在睡觉！”我很惊讶。
“妈妈，出事了！”塔尼亚回答道，并开始叫醒鲍里斯。我眼睛看着电视屏幕，电视播放的是芭蕾舞《天鹅湖》。早上六点钟。我们知道，只有国家发生意外事件的时候才这样播放节目。后来，播音员出现了，报道了戈尔巴乔夫生病和国内实行紧急状态的消息。“这是一场政变！”鲍里斯说。
鲍里斯的警卫人员说整个阿尔汉格尔斯克被冲锋枪手包围了。鲍里斯当时的警卫队不大，为了保护我们，孩子们被安置在了住所周围。抓捕组在什么位置相当快就算出来了，有人说枪口都对着窗口。可孩子在屋里呀。我心里忐忑不安起来。
鲍里斯刮脸的时候，我给他住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同学打电话。往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那里打，打不通，我于是跑去找他，他们住的别墅恰好在我们的对面。布尔布里斯、沙赫莱、朔欣、波尔托拉宁、亚罗申科、西拉耶夫、哈斯布拉托夫……很快就聚集到了我们这里。
大家决定写告俄罗斯人民书。写的时候每人说一句，大家一起斟酌措辞。我们没有打字机，由哈斯布拉托夫作录音。就是录音，不是写，如同他现在所声称的。文本准备好了，莲娜和新闻部长米哈伊尔·波尔托拉宁送去打字——楼内的办公室有打字机。波尔托拉宁念稿，莲娜用复写纸打印了几份。开始给熟人打电话，给他们念告人民书，并请求把它传播出去。第一个电话是打给亲戚瓦列蕾的，她在部里工作，那里有传真。然后塔尼亚把告人民书传给了那些能够依次传播的熟人。
匆匆赶往机场——也许要飞往列宁格勒的阿纳托利·索布恰克顺路来了。他和鲍里斯简短交谈了几句。我记得索布恰克说：“到处布满了坦克。”我送别了他，心里不清楚他能不能回到家。就在门廊上，他说：“上帝保佑您，奈娜·约瑟福芙娜！”简直有些毛骨悚然……
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区域是完全开放的，抓捕组下不了决心当着大家的面和俄罗斯总统的警卫队战斗，象后来查明的，特种部队当时还没有收到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冲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命令。鲍里斯决定前往白宫，车开到门廊，警卫建议穿上防弹背心，可是防弹背心有些小，穿上它后上衣穿不服帖。“好吧，防弹背心给你吧，反正护不住头。”我对他说。他随身带走了几份对人民的呼吁书。
鲍里斯走了，我们留在别墅里。非常令人担心，他到达白宫了吗？一些可怕的想法在心头，分分秒秒算计着时间，到电话打过来，说到了，这时才算松了口气。过了些时间，才决定把我们——我，女儿，外孙解救出阿尔汉格尔斯克。应该收获了。我突然觉得不该收拾物品，而是去采摘西红柿，把它放进筐里。女儿嚷道：“妈妈，你疯啦！”想法的确不对，虽然采摘的西红柿后来吃得很快活，可是那些没来得及采收的还是烂掉了。回到阿尔汉格尔斯克的时候，温室里空了。
问题是去哪儿呢？决定我和外孙们鲍利亚、卡佳、玛莎不回家，而是前往鲍利亚的警卫员维克多·库兹涅佐夫在昆采弗的家里。这是个危难面前不气馁的决定——在那样的形势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避难所。莲娜、塔尼亚和丈夫列沙决定前往我们莫斯科的寓所。
抓住了最要紧的事，把孩子安置在一辆“拉夫”（译注：里加汽车厂生产的“拉夫”牌面包车）里。有个警卫说：“他们如果开枪，就趴下。”鲍利亚完全是个小孩子，听了这话，大声问道：“妈妈，我们的头一下子中弹了吗？”离开我们单独乘列申的“伏尔加”集体走的莲娜和塔尼亚，头发都白了。
走到岗哨，他们朝“拉夫”车里看了一眼，看见了我和孩子，一句话没说就放行了。
头一天晚上，从8月19到20号，我一直没合眼，坐在电视前的椅子上，静悄悄的，别人的寓所，丝毫引不起兴趣。孩子们和衣睡在各自的位置，有的在沙发椅上，有的在沙发上。黄昏时分，我出去打自动电话，家里的电话打不通，走上街头，投了两戈比打电话，打不通，打听了一个过路人，打接待室的电话，打通了，回答说一切正常。可是跟鲍里斯却联系不上。早晨，我决定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我要回家。我给莲娜和塔尼亚打了电话。办公地点没有恢复安全。
第二天晚上，我们和全副武装的警卫一起在一个最新的寓所度过的。
要求孩子们不要到窗户跟前，我问为什么不让。“‘运粮车’在院子里停着。这是辆专用带篷运货汽车，里面很可能坐着冲锋枪手。”他们给我解释说。
第二个晚上怕是比头一天还可怕，传闻要攻占白宫。玛莎，最小的孩子，一直问：我们怎么办？打发这些小孩子睡觉很困难，夜里把我们叫醒，就得立即离开寓所。
我们等待着，有些不大顺，局势非常紧张。记得我对警卫说：“如果向我们开枪，请不要还击。你们都有家庭，枪手一下子都到了那儿，你们和他们谁都做不到。”
他们却说：“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谁都不惊慌，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默默地等候着。
警卫队或许接到了什么信号，然后他们接到电话：不攻占白宫。大家都松了口气，就是说我们没什么危险了。
现在，回想起这些日日夜夜，我想，一切都濒临危险的边缘。（草八力即冀南老苏摘译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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