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Yiqing Xu and Yang Yao（徐轶青和姚洋）.2015.“Informal Institutions,Collective Action, and Public Investment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09, No.2:371-391.
审核：郑世林、徐轶青
一、引言
当非正式制度缺席或不能很好发挥作用时，非正式制度往往会发挥重要影响。那么，在地方政府的治理中，当正式制度作用较弱时，非正式制度是否能够扮演重要角色呢？特别地，非正式制度能否促进当地公共品的投资，并且增进居民福利？
然而，在正式制度作用较弱时，社会公共品供给就会面临两个基本问题：（1）大家能否乖乖地为公共投资掏钱（即，集体行动问题）；（2）如何能有效防止当地领导借机腐败（即，道德风险下的问责问题）。
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来源之一社会团体，而以共同的父系祖先为纽带组建的宗族势力为中国乡村中最重要的社会团体。因此，基于中国农村这一特定背景，作者分析探讨了根植于中国农村家族/宗族中的非正式制度对公共品供给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集体行动和问责两种机制。
二、制度背景、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制度背景、数据来源
尽管中国经历了巨大社会变迁，但宗族团体至今在中国农村依然具有重要影响。一个行政村一般有两个管理部门：（1）村委会；（2）村党支部。作者使用1986-2005年220个村庄面板数据，数据来自2006年和2011年两次回溯性“村庄选举调查”，并结合了相对应的农业部“固定观察点调查”数据。
（二）研究设计
1. 双固定效应模型：利用模型(1)作为基准回归，并逐步添加其他控制变量。其中，为结果变量，如公共投资的对数值；关键解释变量为和，下标1和2分别代表村长来自村中最大的宗族和第二大的宗族则取值为1，否者为0。回归结表明，若村长来自两个最大宗族，则公共支出会显著增多，且结果稳健（见表2）。
2.识别因果关系：如果公共品支出在大宗族村长当选后出现立即增加现象，那么这将会为基本因果关系提供更有力证据。作者通过设立哑变量，，利用模型(2)（若村长来自最大或第二大宗族则D为1，否则为0），考察了这一时间效应。从图3可以看出，在大宗族村长当选后，公共品支出出现了快速增长，进一步支持了基本结论。
3.通过异质性实证分析来考察具体的投资类型，看是否惠及所有村民？结果表明，村庄小学设施和灌溉基础设施相关度更高。尽管灌溉设施的建立可以仅仅有益于大宗族，但是村庄小学很难有歧视。因此，可以说来自大宗族的村领导也会为宗族成员外的村民带来收益（见表3）。
4.真的是非正式制度起作用吗？来自宗族凝聚力角度的证据：作者将如下指标作为宗族凝聚力的代理变量：（1）两个最大宗族是否有家谱；（2）是否有祠堂。加入村长来自大宗族和上述两个凝聚力变量的交互项。作为比较，放入村长哑变量和两大宗族规模超过50%哑变量的交互项，结果见图4。结果表明，村长来自大宗族和公共品支出间的关系在大宗族凝聚力更强时更强。
5.党的领导：村支书或村党支部会对结果有影响吗？定义哑变量VPS，以度量村支书是否来自最大或次大宗族；定义哑变量“one shoulder”，以度量村长和支书是否为同一人；控制VC（村长）、VPS、 one shoulder，VC和VPS的交互项、VC和one shoulder的交互项。作者分别考察了以下三种情形：①一肩挑（村长和支书为同一人担任）；②村长和支书来自同一宗族；③村长是否为党支部成员。
结果表明，不仅村长来自大宗族和更高的公共投资显著正相关，并且在考虑到村支书和村党支部的影响后，结果依然稳健。此外，当村支书也来自大宗族时，支出水平更高。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一肩挑或来自相同宗族能够带来投资的额外增加，且当控制村长和村支书的身份后，村长的党支部成员这一身份也不是特别重要。此外，当村长来自大宗族时，村支书的影响被削弱了。因此文章后续仅考虑村长（见图5所示）。
6.利用断点回归，以处理选举结果潜在的内生性：对因果关系的稳健性检验。本文的结论依赖于将选举结果作为影响地方治理的非正式制度的来源。但是，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复杂多样。尽管前述内容为论文主要结论提供了有力支持，但反向因果和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仍不能完全排除。例如，村民可能期望来自大宗族的人员当选以增加公共品供给。
在该文中，驱动变量（forcing variable）为来自大宗族（最大或第二大）的候选人得票比例同来自小宗族候选人得票占比的比较，因而断点为得票比例超过50%。估计结果为0.573，标准误为0.301，该结果与主要结论一致，对文章主要结论提供了支持，见图6。
三、机制分析
作者考察了村长来自大宗族提高公共投资的两个可能影响渠道：（1）来自大宗族团体的非正式制度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2）非正式制度的约束通过问责机制，降低了村长道德风险行为的可能性。
首先，对于集体行动问题。作者使用村民向村委会缴纳的税费（家庭水平值），分析村长来自大宗族是否会倾向于增加用于公共投资税费的收缴（相对于村长来自小宗族）。结果见表4和图7：
表4和图7表明，有公共投资项目时，税费缴纳较高，且图7表明所有收入水平上居民缴纳的税费都显著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有因果关系。因为，他们都是村长来自大宗族的结果！然而，若要发起一项公共投资，村长通常需要说服大多数村民出资，那么来自大宗族的村长就比来自小宗族的村长相对更多发起投资项目，这说明大宗族有助于帮助村长克服集体行动问题！
其次，对于问责机制。利用村委会行政支出规模，考察大宗族的非正式制度是否使得村长更有责任。如果村长在使用财政资金时受到严格监督（scrutiny），那么非生产性的行政支出最有可能受到约束。使用公式（2），将行政支出在总支出占比和行政支出对数值作为因变量。结果表明，村长来自大宗族和行政支出费用间没有显著关系（在控制村和年份固定效应后）。结果见表5。尽管不能排除该可能性，但没有发现强有力证据。
最后，作者还考察了村长来自大宗族和更多公共品支出间关系的其他可能的解释：（1）大宗族的村长能力更强；（2）正式制度的改善。但这两种解释没有得到回归结果支持。
四、结论
中国至今仍然保持着乡土宗族团体势力，作者实证研究发现宗族团体的非正式制度（有该团体创立和执行的规则和规范）促进了当地公共物品的供给。利用固定效应模型（主要实证方法）和断点回归（稳健性支持）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村长来自大宗族时，显著增加了当地公共物品支出。并且，当宗族凝聚力更强时，上述关系也更强。并且结果稳健。
最后，作者还探讨了两个可能的机制，但实证结果仅为集体行动机制提供了支持，当有公共投资项目时，所有收入分位数上的村民均支付了额外的税费。但问责机制并不成立，并未发现宗族村长的腐败得到有效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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