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小说中的“理”

一、

话说在河南延津，有一个花二娘，说不清是人是鬼是神是妖，三千年了不得解脱。她每天晚上到一个人的梦中找笑话。那个人讲的笑话好笑，她就给一个红柿子。如果不好笑，二娘就让讲的人背她去喝胡辣汤。背二娘，就是背一座山，没等到喝胡辣汤的地方，人就被压死了。天明，家人会发现那个人在睡梦中过世了。

这个脱口秀段子讲不好有生命危险的设定，是刘震云去年（是去年了，新年快乐）的小说《一日三秋》中的故事线基底。这部小说，部分是个“鬼”故事，实质上像是《一句顶一万句》的番外篇。总体比不了最喜欢的《一句顶一万句》（尤其是前半部分，参见《一辈子也活不出个朋友》），但直接的情感浓度更浓，好几处都看哭了。

花二娘到人的梦里找笑话，不是找道理，妄图讲“理”却不讲段子的人，是会死的。但是，阅读《一日三秋》的过程中，我再次发现，刘震云小说里的人物，大多有自己小逻辑、小盘算的“理”。而且不止是小说中的人物，刘震云结构小说、用小说结构生活的方式，有他自己的一套“理”。

二、

日常生活中，知识分子式的理逻辑摆前提讲大道理、直男理工思维、“认死理”框住自己的人，不时会遭到文艺气、情绪向、生活化的人的嘲讽。所以直男前面，习惯加个“死”字。后者会标榜自己的真性情和生活洪流感。但是人类本是复杂的动物，又早已习惯语言逻辑思维，再情绪化的人，也不是一点都不想“理”。很多时候恰恰相反，越是情绪化的人，越有他自己的一套死理，小心思小纠结特别多。只不过两者前提不同、感受基础不同、侧重点不同、推导过程不同，就导致结果千差万别。

以最常见的男女吵架为例。男方讲道理，觉得自己梳理得都对，指责女方无“理”取闹。而在女方看来，自己情绪都这样了，男的还在讲逻辑，这个“逻辑”的大前提都不存在了，完全是自以为是，蠢不可及。这到后面就彻底不可收拾了，男的继续讲“理”，“逻辑”再严密，也越来越带否定对方的情绪。女的大吵大闹，愤恨于对方一点不退让，不了解自己，简直不可“理”喻。这里面，谁无“理”，又有谁没有“情绪”，谁又“理解”了谁？

所以回到小说中，我们经常说人物的动机和行为逻辑，又评判通俗化一点小说中的人物动机会比较简单明确，而严肃“纯”文学里的人物则更加复杂，更加混沌，也更接近生活真实的状态。大众娱乐，就是喜欢相对简单的东西。我们去玩个剧本杀，人物的杀人动机要是设置成“觉察到人类存在的无意义感”，那就扯淡了。而像《安娜·卡列尼娜》，如昆德拉分析的，卡列尼娜的自杀原因，至今仍然是个迷。我们只能回到小说中去感受贴近，却永远说不清楚，“理”不明白。

刘震云小说中的人物，也经常是出于一个比较混沌的感受。比如心里怎么就堵得慌，哪里不对劲，想找人说说话。那些人又大多是基层的平民百姓，没有读过太多书，概念梳理、自我解剖和语言表达能力都有限，就是觉得哪里不对，一开始总想不明白，说不清楚。刘震云说他老家有个亲戚，一生未婚，养着一头牛。有一天，这头牛死了，第二天，那个亲戚就出走了。他说，“精神的痛苦，不是什么知识分子才有。”就特别痴迷于这样的事情。这里面的动机，行为逻辑，你说得明白吗？

但是，搞不明白也不能一直混沌下去，完全不管不顾，那就得往前理一理，哪怕理错了，也是个“理”。人物认了，就未必全错，好歹对自己有了一个指引，可能比完全做无头苍蝇强。《一日三秋》中前半部分的主线人物，叫李延生，这个李延生从某一天开始莫名其妙就觉得不对劲。看了医生查不出什么，跟身边人聊也聊不出什么。人问不出来，只能问鬼神，去找了算命的瞎子老董。老董天仙附体搞了一次“直播”，找出了问题所在：原来是有个人的鬼魂附在了李延生身上。他开始跟这个“鬼”对话，满足“鬼”的要求，以期重新“有劲”起来。

这故事乍一听套路像三流通俗小说。但刘震云以此串起了很多往事、情和“理”，重点完全不在荒诞不经的故事情节上，跟常规的鬼故事没有什么关系。另一方面，这种混沌后较为清晰的动机和行动逻辑设定，其实一直是刘震云小说及其人物的一个特点。

《我不是潘金莲》中的李雪莲，一开始只是赌气。但后面那样搭上所有一直打官司，是在过程中不断形塑、调整，并坚定了自己的一套“理”。谁赌气能赌一辈子？有气，还有认准的“理”，事情做起来就久长了。你不能让一个政治学家或者经济学家对李雪莲进行社会规范或成本收益理论分析，期望借此让她放弃。李雪莲有李雪莲的认知系统和语言表达习惯中的“理”，专家搞不明白。

《一句顶一万句》里面，有人出轨，出轨对象家的人千里迢迢过来闹了一番。那个人后来明白过来，那个家属过来闹，不是为了当下，而是为了让自己从此往后的生活都不得安生。这件事，他媳妇肯定会膈应一辈子。出轨、闹事的狗血剧每时每刻都在上演，那你说闹事的人，都有明确的动机吗？可能不一定吧，有些应该是纯情绪，没想明白为了啥。有些可能有极为明确的诉求，豪宅，抚养费，复仇。刘震云小说里的人物，就总是从混沌感受出发，然后自己给自己找了个“理”，在“理”中明晰、消解、自我安慰、行动。比如最最常见的一个“理”和行动诉求：哪里堵得慌，就找或碰一个“说得着”的人，说说话。

三、

再来看一个《一句顶一万句》中，人物感受到但没有明说，而刘震云明着总结归纳说出来的一个“理”：话语的契合投机会深度影响到人的情欲感受。或者更直白一点，两个有话说、能聊到一块去的人，做起爱来更爽。这个事情分析起来就有意思了。

弗洛伊德理论的一个根本逻辑，是话语为欲望的转化和升华。人的欲望本能，转为了话语。这两者，是身体的本能欲望在先。而在《一句顶一万句》里，整个反了过来。性爱倒更像是话语的延续。两个人先要“说得着”，然后才有更激烈、全面的身体反应。这个道理书中的很多人物都懂，所以被绿的一方，既痛心于对方的身体出轨，同时更痛心于对方怎么跟那个人就有说不完的话，而跟我一句都没的说。

这个“理”，是绝对、全面的事实和真理吗？

首先，每个人可以从个人经验出发进行回顾和体悟。又因为人与人经历和性情感受的不同，答案多半不会整齐划一。要举例分析的话，好像是那么回事。比如擅长骗炮的人，都是把话讲到对方的心坎里，让对方以为自己“说得着”，然后睡完走人。那在这个模式中，有一方是符合“说得着”身体就更有感觉的总结的。但对于另一方，他/她在处心积虑说对方的“说得着”，没有走自己的心，根本无所谓说不说得着，显然不是非常符合。

然后，如果我们要从纯科学角度加以论证，可以设计一些实验和检测，一个人“说得着”的时候，身体怎么更多分泌什么激素，怎么刺激到哪里，怎样怎样的。那如果论证成功，至少可以从科学角度证明“说得着”确实有一定的催情效果。就像运动分泌多巴胺让人爽一样。但这样的实验设计，肯定又会有各种限制导致的缺陷，留给反驳者很多空间。就像你说饱和脂肪的摄入跟动脉粥样硬化有正相关关系，这可以放数据，但数据本身就会被人质疑代表性。要是进一步概括成“饱和脂肪的过多摄入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肯定会被人反驳攻击，有无数的口水战和笔墨官司要打，一会自身经验，一会利益集团。到最后，开始的常识感觉都乱套了。

再者，假设我们从反证的角度，可以设计一些选择性的问题来抬杠、化解、反对这个总结。比如，一个身材前凸后翘但跟你没话聊，和跟你说起话来心心相印的凤姐，临时睡一下的话，你睡哪个？甚至可以作完全的相反论证，说明没话聊的“异类”，反而更“刺激”、更“纯粹”、更爽。

看看，刘震云小说中说出来的那样一个“理”，放到更广阔的现实和话语系统中，一下就被消解和搞乱了。确实如此，似是而非，并非如此。生活本身，就是这么“无理”和混乱。但刘震云自己，就跟他小说中的人物一样，自己给自己找了个“理”。读起来，感受起来，好像确实就是那么回事。这不是科学实验和话语诡辩，这是小说呈现的逻辑和真理。至少，再次用那个词，这样的“理”，是“存在”的。

四、

这样的“理”，本质也是一种生活态度。在这样小心思、小幽默、小逻辑、小的语言梳理中，于苦生活，找点确定感和乐子。小人物过着好好坏坏的小日子。小说。一切都是小小的，不是什么经天纬地的大事业。

这整个脉络，透着刘震云这个作者的机巧，或者也许可以说是鸡贼。读他的书，很苦，但总有情绪的回环，有消解和安慰。不是那种磅礴激烈到极致、让人走不出来的东西。

作一下对比的话，把小说家的直觉发挥到极致的毕飞宇，就比刘震云更混沌和激烈。《推拿》里面，金嫣在彻底失明前，沉到爱情小说和电影中，反正这个世界对她有太多抓不住的东西，那就狠命抓住最后感兴趣的一样，沉进去，粉身碎骨也不怕。王大夫屈辱和自尊爆发后的自残行为也是类似，你说动机和行动逻辑吧，肯定都是有的，但更加难以具体理析。人物有更难以名状的驱动，不执着于给自己找个“理”。再联想下《青衣》中的角或者《平原》中的养猪人等一众人物，不难发现，毕飞宇的小说人物，带有更深沉的毁灭感。

如果硬套中西分野概念的话，刘震云更加“中国”。或许因为河南人，更懂中国式的无奈、机巧、狡黠和智慧。

五、

《一日三秋》的结尾，花二娘来到小说的最主要人物陈明亮的梦中找笑话。明亮奇了怪了，说二娘，我人在西安，又不在延津，你只在延津找笑话，还来找我，这就不对了！二娘说，你梦回延津，等于魂魄回到了延津，我就能来找你，你要不按我要求来，我把你魂魄留下，你就人魂分离，以后在西安怎么活？

明亮无言以对。二娘得意，你还想跟我讲“理”？你想用道理糊弄我，就是糊弄你自己。

明亮无奈，但一时真想不起什么笑话来脱身，急中生智顺着说道，二娘，说起道理本身，我倒有个笑话。

二娘问，啥笑话?

明亮说：“道理当然糊弄不了您，但道理可以糊弄许多人。在生活中，许多道理也是假的，可天天有人按真的说，时间长了就成真的了；大家明知道这道理是假的，做事还得按照假的来，装得还像真的；您说可笑不可笑？还不如梦里真呢。”

你看，这个河南人，明白着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