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作者/李俊松（云南弥勒）
4
新瓦房小学的校舍很紧张。用当地老百姓的话说，学校学校，清朝的庙，文化大革命时的土基房，八十年代盖的红砖房。各个年代各种风格的房子都有，真像“张飞杀岳飞，杀得满天飞”那样不可思议。
学校里那座建于清朝末年的火神庙，由大殿和两厢组成。大殿属于重檐歇山顶建筑，檐枋和门窗上雕饰着各种花草和瑞兽图案。大殿前的院子里左右两边各有一棵柏枝树，笔直的树干，枝叶不算太繁茂，它高昂的个子已超过了火神庙的高度。庙后面的空地上长着一棵苦楝树，整棵树的样子像个弹弓,在离地一米多的地方，树干分成了两个杈。调皮的学生经常爬上树去玩。见老师来了，他们像猴子一样快速地滑下来；看老师走远了，他们又重新爬上去，叫着、笑着。
六年级学生的教室就设在那座正殿里。那时的孩子们胆子不大，他们不敢和老师顶嘴。大多数孩子们的家庭都很困难，他们早出晚归，雨季时也不随身带伞，只穿着一件单衣，若是被雨淋湿了衣服，他们也无衣可换，生生用自己的体温去对抗衣服的湿寒。这种场面，和我当年读小学时一个样，看得让人心疼。
我想了解大山之外的故事，于是就和石也坚左一封右一封地写信，像两个人推石磨，你推过来我推过去。
写了一久，他说过他的相貌，“我皮肤黝黑，这是多数彝族人的共同标志。个子瘦高，大约是家庭贫困的原因吧。”我给他的回信也谈起自己相貌普通，个子不算高也不算矮，唯一的骄傲是有双眼皮，眼睛看起来比较大。
后来，他随信寄来了一张他穿着军装的照片，看起来还算英武。我回赠了一张，那是我两年前师范毕业前夕拍的照片，穿着素净连衣裙的我站在一棵柳树下，一手摸着树，另一只手往外摊开。
他收到我的照片后，不免油嘴滑舌了一下，“李剑麻老师，你长得很漂亮！我的好朋友见到你的照片后，说你肯定是一个秀外慧中的女孩子！！”
(弥勒大佛)
我就此话题回信给他，说我不过是村姑而已。
学校的同事陆续知道我在和一个军校学生通信，纷纷向我打听消息。“那个伙子是你男朋友吧？”他们都以为我和那当兵的人是同学，或是亲朋好友帮忙介绍的。听我辩解了多次，他们才开始相信我和对方素昧平生，只是笔友而已。
那时的教育教学工作，师生的压力还不大，学生手中的资料和作业还很少，铺天盖地的周考、月考、模拟考还没有孕育出来。学生就像散养的牛羊，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在校园内外蹦跶。早上三节课，下午两节课，哪里像今天的小学生一天到晚可以排出八九节课。
为了教好书,我咬一咬牙，到县新华书店自费买了四本书——《安徒生童话》《昆虫记》《爱的教育》《千家诗》给学生看。每天下午,我抽出五分钟的时间，让学生轮流着上讲台朗读那四本书，台下的学生听着。在语文教学中，我每周抄两条名言给学生，为他们写作文时积累些素材。
那些年的劳动课，才是真正的劳动课。每周星期四下午，只要老天不下雨，老师们会带着四至六年级的学生，抬上皮条、扁担，拿着大刀到山上去挑柴。学生们把柴挑到学校里，由一个老师摆个样子称一称，主要是怕某个偷懒的学生出工不出力。
对于我来说，挑柴不过是小菜一碟。我干过的农活确实不少，插秧、割稻子、掰玉米、捆谷草、削甘蔗样样行。十来岁时我就会和大姐一道，挑柴卖给烧瓦窑的人家；读初中时我甚至还跟随着长辈们去离村三公里的地方偷砍过树，准确说来是去砍椽子。不论是读师范时，还是刚工作的这几年，假期里我都会回去帮家里干活。
学校每年都会买个半大不小的猪，养在学校的猪圈里。等六年级学生毕业时，学校会搞个毕业聚餐，杀猪犒劳一下这些即将离开母校的少年学子们。
聚餐那一天，孩子们可以喝一点饮料。班长带领着几个同学向我走来，抬着饮料来向我“敬酒”。那天晚宴上，孩子们显得有些放肆，对我一年来教他们的情况指指点点，说我布置的作业很少，还没有他们五年级时语文老师布置得多。他们说我的缺点是脾气暴躁，批评人的时候声音太大等等。
聚餐没过几天，孩子们的升学考试分数出来了。那年我的语文教学成绩相当好，班上的三个学生被县一中录取，八个学生被县二中录取,全乡第二名。
暑假来了，我的大姐终于要出阁了。我这人从小梦多。读师范的时候常常有恶梦袭来，有时梦见妈妈改嫁，不再供我读书；有时梦见大姐一辈子都没嫁出去，左邻右舍都在取笑她。每每梦醒之后，我都会发现泪水滴在枕头上。今朝看来，那些不着调的梦境是多么荒唐呀。
出嫁时，大姐已经二十四岁，这在我们上村下流算得上是大龄姑娘。她长着高挑的身材，为人处世没得说，见老喊老，见小喊小，脾气比起我来要更温和些，办事比较干脆,之所以把岁数混那么大，全是为了帮衬着妈妈，共同把我和弟弟、妹妹拉扯大。这些年，大姐替代了爸爸的角色。她用苍凉与坚韧装点了她的青春年华。
大姐所嫁的婆家就在四公里开外的邻村，她说她不会嫁到远方去。姐夫是一个落榜的高中毕业生，二十八岁，当地人说他身上书生的穷酸味很重。他带着眼镜干农活，在乡村已然是个笑话，农忙之余他还坚持画画，画素描画，也画水粉画。人们说他画画只贴钱而不赚钱。他之前一直没找到对象，大姐经媒人介绍，也没考虑太多，就答应了这门亲事。这个扎根乡村的大龄文艺青年，从此将和我那勤劳善良的大姐拴在一起，成为一家人。
（弥勒湖泉）
大姐离开娘家的那一天，我那不争气的眼泪四个四个地滚落下来。那是一种不舍，抑或是一种欣慰。我想，若我是一个男子，我也要娶一个像大姐那样有情有义的人。
5
暑假，是石也坚从军校毕业的日子。我们之间的书信往来暂时告了一个段落。我没有告诉他我家的地址，即使他想写信给我也找不到地方。
新学期来了，我回到学校上班的第一天，我收到了他从故乡弥勒寄来的一封信。他在信里说，他被分工到贵州的一所解放军医院工作。他是在即将奔赴工作岗位前的一个晚上给我写的信。信的末尾处，他写道：“你的信笺，你娟秀的字迹，是我心心念念的圣经。我是一个重情义的彝家汉子，山高水长，希望你我间的鸿雁传书还能继续，更希望我们能见上一面——你到我的部队里走走，或是我到你的学校看看。我不是过客，我希望我是你生命里的归人。当我见到你之时，或许我会对你说一声‘我爱你’。”
他开始会贫嘴了。就凭那些来往信件和一张照片，他便说起了肉麻话。我当他说的是玩笑话，不过听着这种玩笑话还是令人愉悦的。
我没有立即回他的信。因为我不知道他工作单位的具体地址在哪里。等他下次来信再回。
学校里，罗校长对我上学年的工作相当满意，新学年让我继续上六年级的语文课，有点“把关教师”的味道。教师节前夕，他跑到乡中心学区为我请功，到处宣传我。就这样，我被评为了“县级优秀教师”。（在后来的工作生涯中，我教的学生成绩也曾冒过几次尖，却再也没有评上“县级先进”，顶多收获了几个“镇级先进”。） 那一次，我们完小的罗校长也被评为了“县级先进教育管理者”。
本校的一个老师曾略带鄙夷的表情地对我说，罗校长和乡中心学区校长沾亲带故，否则他还得不到此荣誉。我没有搭话，浅浅地笑了一下。
到县里戴大红花、领奖状的那天夜里，爸爸又跑到我的梦中来，瘦弱清癯的他还是生前那么年轻，不同的是，他已经当上了村长。爸爸对我说，我跳出了农门，成为了吃国家粮的人，不用再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干农活。在四姐弟中，我为李氏门中长了脸，增了光。当我正想要靠在他的肩膀休息一会儿时，他越升越高，我想拉也拉不着，无情地飞走了……
天亮后，我只觉得自己的脑门稍稍有些沉。梦中的情景我还清晰地记得，我叹了口气，自言自语地说：“爸爸，你怎么走得那么早呀？你为什么不等我长大，看看我如今的奖状？”
（屏边大围山）
有了去年教学经验的积累，我教新的六年级学生显得更顺手些。我尝试着在课堂上放权，比如学习生字的拼音、组词时，我不再亲自操刀，而改由聪明一点的学生到黑板面前教。我只负责在学生教错的时候进行纠正。
没过多久，罗校长找我谈话，说：“年轻人还是要谦虚一点的，不能翘尾巴呀，要在去年的基础上争取更大胜利。你把讲台让给学生去教，这种行为带来的影响不好，别人会认为你不负责任。”我答道：“校长，我的做法，并不是说我有什么骄傲心理。我只是想让孩子们有更多的表现机会，学生教学生，思路更对劲，更符合同龄人的学习心理。”不等我说完，校长再次谈到了“影响不好”的问题。我有些怏怏不快，但只能表示会听领导的话。之前的尝试就此作罢。
谈话后的第二天，我取消了自己刚实行两个星期的新政，重新回到由老师完全掌控课堂的旧模式。毕竟这才刚刚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乡村教育还处在比较封闭的大环境中，对新事物随时抱着一种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往往会成为别人攻击的目标。
我知道自己在工作中的短板，就是脾气暴躁，对于那些不交作业或调皮捣蛋的学生，我会骂好长时间，而且音量很大。更重要的是，骂完学生以后，我的心情会阴沉好大一阵子。这些坏习惯，我想改却改不过来，真是“生成的骆驼改不成大象”。可以说，我既讨厌那些不努力、爱捣乱的学生，也讨厌改不掉坏脾气的自己。
不久，我收到了从贵州某地“解放军第几十几医院”寄过来的信，写信人正是石也坚。他在信中谈到了他刚参加工作的兴奋与自豪――从此不用再花费父母的钱，将有能力反哺父母了；谈到他的工作岗位，他说他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也谈到了他希望我们之间的关系能再下一城，我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备胎，如果我能找到更好的另一半，他愿意退出并祝福。
听到这些暧昧的话语，我没有正面回应，顾左右而言它。有人表示喜欢自己，总不是坏事，便不咸不淡地给他写了回信。
日子在向前迈步，我们之间的书信像天边的云朵晃晃悠悠地往来着。
那年初冬的一个下午，一个身着便装，形体稍瘦，皮肤显黑的帅哥来到学校。当一个年轻的异性点名要见我，我有点本能的惊愕。“李老师，想不到我会来看你吧？”他把手中的东西放在茶几上，举起右手向我敬了一个军礼，“解放军石也坚同志向你报到！”“是……是你。我确实没想到。”我愣了一下。
他毫无预警地从信笺里走到真实世界中，我的两个手掌在反复搓揉着，似乎想把那份不知所措搓揉出去。他看出了我的不自然，便反客为主，“不欢迎我，不想让我坐下来了吗？”他的眼神有一丝狡黠，语气中含着几分油腔滑调。
“请坐，请坐。我给你倒一杯水。”
他坐下来之后，对我说道：“我从你们县城农贸市场买了一点菜,我怕你平时上街买菜不方便。”他指着茶几上的东西，原来是一袋猪肉、一袋洋芋和一袋干菜。“这些东西存放的时间长一点。”
我心里想到，这人的心思确实很细，也很实在。那些年，乡下老师吃菜没有多少可以讲究，没有冰箱储存，绿叶蔬菜往往不会买太多回来。
“谢谢，你太客气了！”
6
石也坚在我的学校呆了三天。连续三晚上，学校里的吴老师都把宿舍腾给他住。
天亮后，石也坚像个小学生一样，提着一个板凳到我的教室里去听课。下课时，他还要为我指点一番，哪里哪里讲得不错，哪里说得不够清楚，最后则要加上一句，“我这是外行指点内行。”我在心里不免嘀咕，这个男人真的够直。
（撒尼歌舞队）
不过，我认为自己也是一个比竹竿还直的山区女孩。
三天过后，他说他要回老家去看望父母。行将分别时，他突然伸出双手拉着我的右手，这是我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我一怔，下意识地想挣脱，最终却没能挣脱得了他那钳子般的大手。
“下回再来，我要去你家看看你妈妈。”
我不知道要如何回答才好，缓了一阵子，才说，“到时候再说。”
“看完你妈妈，我还要带你去看我的爸爸妈妈。”
我笑而不答。
石也坚到学校看望我这件事，从理智层面上说，我不想让家里人知晓。第一个周末时，我忍住了，没说。到了第二个周末，我终于还是没有忍住。
“妈妈，有一个在部队医院当医生的人想追求我，我怎么办呢？在外省，很远的地方。”
“啊……”妈妈好大一阵子不说话。
我心里有些忐忑。
“最好的话，是在本地找一个。我供你读书供到毕业，找着了工作，我的责任就算完了。你想要和哪个人好，我管不过来了。”妈妈最先表示了担心，后来的结论却是这两句话。
我那命运多舛的母亲自从失去了我父亲以后，她变得越发话少了，对儿女的事也不像从前那样管得多。她任由我自己拿主意，是我不曾料想到的一种态度，倒反使我有些不自在。
三周过后，大姐特意来学校找我。她已经从妈妈那里知道了我和一个军医交往的事。
“二妹呀，不要头脑发热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他在贵州，你在云南，不现实，也不方便。”大姐不由自主地耸了耸鼻尖，稍微有些上火。
“我在本地也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想着就处一处看看。再说，我和他目前只是处朋友的阶段，以后的事还不知道呢。”
“你这是人们说的‘爱情不怕头通洞’。妈妈不想管你，我可是要警告警告你的……”
大姐希望我不要和石也坚联系了。好多年以来，她都不忍心指责我一星半点，每每说起我，都把我当成家里的骄傲来向村里的乡亲们炫耀。这一次，她不再纵容着我。我看到她隆起的肚腩，便反过来劝她，“大姐，你别上火了，小心伤了你肚子里的小侄儿。我会好好地想想你说的话的。”
吃过一顿简朴的午饭后，大姐略带几分失望的神情返回了她的婆家。
半年多后，暑假。石也坚提着一块牛干巴、两包糕点、两瓶酒和弟弟妹妹的衬衣来我家。
我提前和妈妈通报过。那天，妈妈特意穿了一件干净衣服。石也坚还没到，大姐和姐夫已经来到了家，怀里还有襁褓中的孩子。原来是弟弟前去通风报信，他们才赶过来。
石也坚来到时，已是中午十二点多。我们早做好了饭菜，为了等他共进午餐，全家人的肚子都不免有些告急。我们农村人那些年可是不吃早点。他走进了家，连连表示抱歉，让大家久等了。
饭局上，姐夫让弟弟拿烈酒来，他们仨喝一口。弟弟喝酒时，简直把自己当作局外人，自斟自酌，学不会邀约旁人，三下五除二就喝了一杯。而我那戴着眼镜的农民姐夫，倒是一副好礼仪，每次举杯，总要说一声“兄弟，来喝一口。”两杯酒下肚，还要继续倒第三杯时，石也坚不停地推辞，表示自己不胜酒力，不能再喝。大姐在一旁嗔怪姐夫，整天只知道喝酒，正事却干不了，少喝点少喝点。姐夫似乎不懂大姐的心思，偏偏要劝酒，无论如何要和石也坚再喝半杯。石也坚拗不过他，只得再喝一点。
饭后，大姐开始盘问起石也坚的各种情况，一问就是将近半小时。问完后，大姐对石也坚说：“石兄弟，我看你是个通情达理的好人，军医也是一份好工作，比我妹妹剑麻的工作要好得多。我没有文化，不懂你们之间的浪漫。只是觉得你们两个相距太远，坐班车坐一天都去不到。你们两个各自在当地找一个，日子会更好过一些。”
石也坚答道：“全国有成千上万的当兵人，都是两地分居。别人能克服的困难，我相信我也能克服。”其它的话，他没有再说。大姐听懂了他的话音，摇了摇头，欲言又止，最后只得作罢。
下午四点多，家里又来了一位客人——我的亲二舅。二舅用编织袋提着小半袋花生，来看望我们。晚宴吃得很晚，因为临时杀鸡的缘故。石也坚做事很麻利，杀鸡也还算溜刷，清洗完毕后，便用菜刀将其一块一块分解开。二舅对石也坚的表现很满意，说他“眼光不高，看得起农村人。”不过，作为长辈，他还是叮嘱石也坚：“剑麻的爸爸死得早，难得她读书读得了个工作。你既然想跟我的外甥女好，那以后就要好好对待她。”“那是当然，那是当然。”石也坚连忙答道。
第二天清早，二舅邀请我们去他家过火把节——两天后就是火把节。
到了火把节那天早上，石也坚骑着自行车载着我，带着些许礼物，去往二舅家小水沟村。山路太陡，上坡时是车骑人，下坡和平路时才是人骑车。用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才去到二舅家。
外婆和二舅家住在一起，我们的首站自然是二舅家。外婆见到了我，眼眶有些湿润，轻声说：“我的外孙女呀，你有多久没有来我这里玩，你自己都怕是记不清了。”她用她那皮包骨头的手拉着我的手，将我拉进了堂屋里。
表弟看清了是我，把筛子里盛放的东西端出来给我们吃。石也坚可谓是来者不拒，接过来就吃。我跟石也坚介绍了众位亲戚，也向他介绍筛子里的食物是一种粽子，外族人把这种粽子称之为“狗脚杆”。
黄昏将至，大舅、二舅和石也坚等人还在喝酒。表弟们缠着我，希望我带领他们去田间地头走一遭。走在窄窄的田埂上，望着曾经熟悉的土地和逐渐长大的表弟们，一丝愧意从我心底冒了出来。我本来就是壮族人的后代，身上流淌着壮族人一半的血脉，这些年却因为外人关于壮族同胞会“放毒药”的流言，我一直在逃避这个身份。若不是石也坚要我带着他来，“无事不登三宝殿”的我不知还要隔多久，才会走到这片亲情中来。反过来说，因为来看望外婆这件事，石也坚的男人形象，在我心里又增加了几分成色。（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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