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王文胜
蒋继伊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来到正在进行资本主义建设的蒸蒸日上的日本,一切都感到非常新鲜与好奇,更痛感祖国的落伍与危机,他决心刻苦自励,勤奋好学,吸取他认为对祖国有用的一切新知识,他抱定了一个信念:“冀以留学所得贡献母国,以为海外文明之渡舟焉。”
到日本,他就跑书店、看报刊、听演讲,广求新知。和大多数留日的学生一样,他的学习生活十分清苦、紧张。夜以继日地学习,每周上33节课,每天早上六点起床,晚上十点半就寝,放了暑假仍是早六时起、晩十时睡,足见功课之多、涉猎之广、好学之勤。
他在日本接触到的各种新知识、新思想,促使他滋长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但是让他受到更深刺激的是由于祖国的贫弱而遭到日本人的歧视和侮辱,这一切都强烈地刺激着他的民族感情,激发了爱国热情,也使他更加不满清政府的腐败卖国。随着国内民族危机和革命形势的发展,加上他们在日本接触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的思想逐渐从爱国和改良主义走向同情革命。
这一时期,留学和救亡已十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这股爱国热潮冲击下,凡是有损中国国格的行径都会使他们这些留日学生痛心疾首,奋起反抗。有一次,蒋继伊和同学们去东京卧龙馆游玩,
当时东京卧龙馆在举行“活动写真”展出活动,其中有丑化中国妇女的“小脚女人”展出,参观的中国留日学生以退场相抗议,蒋继伊和宋教仁、陈天华等同学站在展馆的入口,劝诫中国人不要进去,并请人写了条子贴在门口告诉大家原委。该馆的管理人员不让张贴,双方争执起来,宋教仁义正辞严地指出,他们有展览的自由权,但我们有不让中国人看的自由权,他们侮辱中国,中国人就要抗议。结果该馆馆主无言以对,只好赔礼道歉。弟弟蒋继尹所在的成城中学开运动会,张挂各国国旗,唯独没有挂中国国旗,几百名留学生痛哭流涕,一致抗争,并明确表示不挂出中国国旗就别想开运动会。经过长时间抗争,最后迫使校方挂起了中国国旗。
1905年末发生的陈天华蹈海自杀事件,对他的思想震撼尤为剧烈。
1905年10月,为了扑灭在日本留学生中越来越高涨的暴力推翻清朝政府的革命火焰,清朝政府勾结日本政府文部省,发表了一个严格管束中国留学生的规则,即《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这个规则有很多内容,主要有三条,第一是中国留学生一定要在清朝政府驻日公使和日本学堂登记,留学生的活动、到哪里去都得要登记;第二是通信要登记,给国内亲人、给朋友写信都必须登记;第三是不准住到别的地方去,只能住在学校的留学生宿舍。
蒋继伊家乡青龙山泗溪源
这个规则一推出,就引起广大留日学生的抗议,蒋继伊也觉得这是对大清国留学生的一种极大侮辱。1905年12月4日,他和在东京的全体中国留日学生一道,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后来驻日公使杨枢亲自到东京法政大学组织留日的官费生训话,要他们与政府的立场保持一致,否则就要取消他们已获得的功名。在驻日公使杨枢强大压力下,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们后退了,在具体应对的方式上,留学生们出现了严重分歧。一派以秋瑾和宋教仁为代表,主张全体同学罢学回国;另一派以汪兆铭(汪精卫)和胡汉民为代表,主张忍辱负重,留在日本继续求学。蒋继伊是主张继续在日留学的,他站在汪兆铭和胡汉民一边,他认为,只有掌握了扎实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服务祖国。两派发生了激烈争吵,甚至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以至最后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们不想承担责任,纷纷辞职不干了。
这种情况让日本报纸很是幸灾乐祸,描述中国留学生是“乌合之众”,1905年12月7日的《朝日新闻》甚至干脆说中国留学生是“放纵卑劣”的一群,挖苦中国人缺乏团结力。
日本人的挖苦,深深地刺痛了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心,那就是蒋继伊在东京法政大学的同学陈天华。陈天华就是在看了这张报纸后的当夜,气愤难平,他决心以死抗争,警醒国人,唤醒同胞。于是他连夜挥笔写下《绝命书》。12月8日晨,陈天华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12月25日,黄兴为《绝命书》作跋,孙中山称赞其为“热心血性的革命党”。
陈天华以死抗争,唤醒国民和同胞的行为,深深地刺痛了留日同学们的心,蒋继伊和留日的同学们为陈天华举行了沉痛的悼念活动,很多同学离日归国。次年闰四月初一,其灵柩经黄兴、禹之谟倡议筹办运回长沙,各界不顾官方阻挠,决定公葬于岳麓山。初七(5月29日)举行葬仪,长沙全城各校师生纷纷参加,送葬队伍达数万人,绵延十余里,凄凄哀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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