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王文胜
1949 年4 月间，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还到处宣传他们的“一甲一兵一枪的反共总体战”，白崇禧在省保安司令部举行“剿共誓师大会”，会场挂着刘、关、张像，供奉猪头三牲，各行政区专员和县长及连以上军官，喝鸡血同心酒，盟誓反共。
全州县的一些国民党官绅见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他们像热锅上的蚂蚁，紧张而慌乱，都在谈论着当前的局势和考虑如何应付的办法。以蒋余荪、王竹斋、邓俊夫等为首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商量组织一个自卫团，推举蒋文度为团长。副团长是蒋山、滕瑞侬、蒋澎等。这些人都是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团长的。
全州县是桂北门户，白崇禧、李品仙非常重视，他们在全州组织全面
他的侄儿朝济（又名蒋明）也受党组织的委派来做他的策反工作。据他侄女婿曾定之（朝渊之夫）讲，朝济、朝淮、朝洛、朝渊和他，1941 年在桂林淮南俄文专修学校学习时，就已与中共接上了关系，并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解放前夕，他和朝渊进入了华北解放区工作，解放后，曾在中央财委、国家计委、国家统计局工作，而他的大舅哥蒋明却
蒋继伊本就不愿与中共为敌，他也想为家人留一条后路，于是授意家人将重机枪一挺、长短枪7 支，及弹药一批，由其侄儿蒋明交桂北游击队，以表示不与共产党为敌之意。7 月，李任仁通过秘密渠道准备离开桂林，临行时，他专门通知蒋继伊，让他自行设法离去，而蒋继伊同情人民解放事业，且认为自已与共产党并不存在什么恩怨，故土难离，不愿离省他去。
9、10 月间，解放大军已经逼近广西。衡阳战役后，国民党的军队如惊弓之鸟，白崇禧赖以抗衡中共的桂系主力张淦兵团消耗殆尽，省府不得不搬迁至南宁。一些桂系军政高官到达南宁后不久，又先后乘飞机出奔香港，如安徽省主席夏威，广西军管区副司令吕竞存，前广西建设厅长曾其新，前31 军军长贺维珍，桂林绥署参谋长孙国铨，省府秘书长黄中廑，民政厅长罗福康，省府委员兼南宁专员林茂，省府审计长白日新，188 师前师长海兢强，桂林警备司令刘舫等。
桂林绥署主任李品仙仍然要作困兽之斗，他在共和路乐群社礼堂召集各机关主管及南宁士绅开会，提出要坚持到底，并提倡“一甲一枪运动”。但因形势急转直下，这个命令尚未被执行就胎死腹中了。
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这时仍然在做固守待援的迷梦，为了安抚人心，他派人从香港把美国参议员诺兰请来南宁，为他准备了一个盛大的阅兵式，以显示国军的实力。可是美国参议员诺兰怎么看都觉得国民党气数已尽，回天乏术，用再多金钱也挽救不了国民党灭亡的命运。因此来检阅了一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1949 年11 月间，蒋继伊因是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南宁的行动已被CC 的特务全面监控，已经无法自由行动。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家园，但是白崇禧已经下令，要他乘飞机去香港。他有预感，不走看来是不行了，这时如果再不走那就坐实了通敌嫌疑。于是他打电话给南宁市警察局局长唐超凡，因唐超凡是灌阳人，可以算是老乡，平时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他知道唐超凡与共产党已经接上了头，是准备留下来迎接解放的，所以他想拜托唐超凡安置好他的勤务员和司机。据唐超凡先生回忆，蒋继伊当时直言相告：“我不想走，相信共产党不会杀我，但现如今不走恐怕是不行了，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人，是我的勤务员唐济元（灌阳人）和司机谢毓才（邕宁人）。”
这时，他想到的不是他的家人，而是自己的下属，蒋继伊的宅心仁厚，让唐超凡很感动。解放后，唐超凡为安置这两个人，确实花了不少精力，后来唐济元考上了武汉汽车司机学校，在武汉工作，还入了党；谢毓才后来跟着唐超凡在南宁市公安局工作，任司机。据曾定之回忆，蒋继伊还曾经收留一位来自江西的青年做马夫，此人（姓名不详，只记得叫“xx 哥”） 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红军强渡湘江之战流散的战士。蒋继伊心中明白，一直把他带在身边，但是从未点破。就在他们谈话第二天，白崇禧派了四个手枪兵，上门催逼，要“护送”蒋继伊去飞机场。当时，他的妻子和儿女大多在桂林。他只得携幼子朝汾匆匆登机南下，临行前竟未及与家人告别，他两手空空地上了飞机，没有带任何财物。
蒋继伊抵港后，曾对《中央日报》记者朱袭文先生吐露心声：“我不该离开大陆。”1949 年冬，他在香港给在上海工作的第六子朝淮（蒋路）写信时，也表示离桂是出于无奈。蒋继伊到港后，不久李宗仁也到了香港，桂系集团的骨干又聚集到李宗仁的周围。李宗仁原本是希望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能把桂系的主力从广西撤往越南或海南岛休养生息，徐图东山再起。但是谁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把桂系的主力分割包围在桂南、桂西，除部分军队退入越南外，桂系的主力几乎被全歼，李宗仁的桂系集团已走到了穷途末路。蒋介石从台湾派居正（司法院院长，1948 年曾与蒋介石竞争总统，1949 年李宗仁代总统时曾想以他为行政院院长）、朱家骅（行政院副院长）等，前来邀请李宗仁赴台湾共商国是。李宗仁知道，他的实力已经荡然无存，蒋介石这个时候来邀自己赴台，不会有什么好心，于是断然拒绝。不久就赴美国就医，开始了流亡生涯。大难来时都是各顾各，李宗仁走了，桂系集团也就散伙了。
蒋继伊旅港期间，本有观望待机之意，蒋介石多次要求前党国高级军政官员去台湾共商国是，蒋继伊本不想去台湾，他想找机会回广西，因为那里有他祖先坟莹、有他始终牵挂的家人。但是后来陆续传来一些不好的传闻，他的大儿子朝粤不知道父亲是被迫离开广西的，竟然妄想螳臂挡车，与堂弟朝清、朝翰等人东拼西凑了一些队伍，与人民解放军相抗衡，结果当然是可想而知的。蒋继伊在香港举目无亲，囊中羞涩，生活困苦。而这时在台湾蒋介石成立了“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白崇禧为副主任委员。在归国无门的情况下，蒋继伊遂于1951 年春黯然赴台北，蒋介石还算不忘当时曾说过的“一笔难写两个蒋”的旧情，让国民党政府赠予他“总统府顾问”虚衔。来到台湾的蒋继伊，面对着浩瀚的太平洋，他念念不忘的是在海峡彼岸的妻儿和家乡的山山水水，相思有时就是一副毒药，到台北不久，他就积郁成疾，旋即中风瘫痪，卧床年余，回天乏术，在无穷无尽乡愁里，他走完自己劳碌奔波的人生旅程，1952 年8 月7日逝世，享寿71 岁。蒋继伊去世后，按习俗规矩，其骨灰需由其子捧回故里安葬，但由于当时国共关系相当紧张，只能遗憾地在台北选地安葬。他的坟墓在台北木栅，就像所有当年从大陆退守台湾的外省人一样，他的坟头始终朝着祖先所在的方向，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回归故土。改革开放后，国共关系出现缓和，曾在他家作过长工的汪记雨对蒋继伊之骨灰回乡安葬一事，专门做过筹划和安排，遗憾的是，最终未能如愿。（汪记雨曾经是蒋家的长工，后来加入桂北游击队，曾奉命对蒋继伊进行统战工作，对蒋家有较深的感情，对于蒋明携枪械加入桂北游击队之事，应该起了重要的作用。汪记雨后来曾担任中共临桂县委书记、桂林行署副专员。）
本文选自蒋钦挥主编；宾恩信，王文胜，王清荣副主编,全州民国人物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2 本文经作者授权刊发 。版权所有。别的媒体采用请联系作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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