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关术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代表,无论是在生产、生活还是军事乃至一切需要之处,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运用机械力量,巧妙地控制事物,并达到神奇的效果,这是古人对世界的贡献。而这一贡献,源自于他们对自然深刻的观察和思考。因此机关术才如此深奥玄妙。
先看连弩,《三国演义》第一○四回,孔明逝世前把这种武器传给了姜维,书中说“其法长八寸,一弩可十发。”《汉晋春秋》上也有“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的解释。由此推断,这种武器的个头儿不算小,行军携带也不方便,孔明出祁山北伐时,因路途艰险,没有用它来装备部队,所以没有用于实战,直到诸葛亮去世后,才在蜀国批量地生产了一点。
由于连弩杀伤力极强,把它作为守城的武器是十分理想的。后来,钟会率领大军进攻蜀国的时候,诸葛亮的连弩发挥了巨大作用。奇怪的是,至今流传下来的却是一弩一箭的小型弓箭,武侯的十矢弩神秘地消失了。
诸葛亮是一位机械制造的行家里手,他的妻子黄氏也是一位发明家,民间传说有一个有趣的故事,说她发明了一种可以用来推磨的木头人,只要开动机关,那木头人儿就不知疲倦地推起石磨。如果传说成立,那这个木头人儿便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机器人。 我国古代科技高度发达,机关之术也源远流长,春秋战国时期,鲁班在从事伟大的营造和工具发明之余,还发明了一种可以在天上飞翔的“木鸢”,这个飞翔的木质大鸟,应该是飞机的祖先。 因为战争的缘故,中国古代机关术很多用在了军事上,最为典型的是诸葛亮的八阵图,许多史籍中都有记载,最为详尽的还是《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中,陆逊误入八阵图后“狂风大作,飞沙走石”,落得惨败。《水经注》中这样论定:“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说明这个阵法的确是很厉害的,因为它不仅有通常的军事要素,而且,似乎还有许多深奥的玄学,分为“生、死、惊、伤、景、开、休、杜”八种阵法,而且能“变化为周天三百六十五”这样的阵法,在世界战争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中国古代机关之术,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流传至今,成为我们现代科技的基石。而很多却已经失传,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中。
机关一词在古代汉语中主要指泛指一般的机械、器械以及为捕捉鸟兽所设的陷阱等等。追寻着中华机关术起源的我们需要回首那遥远的过去,那是中华文明的神话。在各种机械装置里,机关堪称最要害的部分,它微小而隐秘“牵一发而动全身”,控制着整体的运动趋势,是人类智慧和创造力的至高体现。
弩出现于春秋时期,能控制射击的弩机已是比较灵巧的机械装置。弩同弓的发射原理是相同的,但比弓箭射得远,杀伤力强,并克服了拉弓时体力受限制而不能持久的弱点。 弓弩的杀伤力强大,嬴政在营造自己的陵墓时就使用了这种装置,以射杀企图进入墓道的人。司马迁撰写的《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传诣七十余万人,穿三皋,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
弩(资料图)
劲弩 秦始皇陵内安装的弓弩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情形,现在尚无确切的定论。但就秦俑坑出土的弓弩来看,其弓干和弩臂都较长,材质可能是南山之“柘”(山桑),当是性能良好的劲弩。据学者们估计,这种弓弩的射程当大于800米,张力当超过700斤。如此劲弩,单靠人的臂力拉开恐怕是困难的,只有采用“蹶张”才能奏效,即用脚踩踏机括而发射。如果把装有箭矢的弩一个个连接起来,通过机发使之丛射或者连发,就可以达到无人操作、自行警戒的目的。这种“机弩矢”实际上就是“暗弩”。 秦始皇陵藏有大量奇珍异宝,为了防盗,就在墓门内、通道口等处安置上这种触发性的武器,一旦有盗墓者进入墓穴,就会碰上连接弩弓扳机的绊索,进而遭到猛烈的射击。这一做法,被以后汉唐陵墓所继承,并发展到在棺椁内安装轮机,以射杀盗墓者。所谓轮机,就是在棺椁内壁安装数个像现代滑轮一样的工具,滑轮一边置弓弩毒箭,绳索通过滑轮连接弓弩与棺椁盖板。一旦盗墓贼进入地下宫殿揭椁开棺,绳索将通过轮机引发弓弩数箭齐发,射杀染指棺椁者。
古墓中的结构
连环翻板
鉴于弩弓发射有它的局限性,历代的墓主们在此基础上,又发明了一系列连环翻板、铁索吊石等反盗墓暗器。
连环翻板,即在墓道中设置的陷坑,坑下分布长约10厘米左右的刀锥利器。坑上层平覆数块木板,木板中间有轴,下缀一相同重量的小型物体,呈天平秤状,板上有掩盖物。若盗墓者踏上木板,板的一端随之翻转,人必掉入坑内的刀锥之上,锋利的尖刀利刃将穿透盗墓者的胸膛及五脏六腑,活着爬出来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所谓连环翻板,即在墓道中挖掘深约3米以上的陷坑,长短与宽度视墓道具体情形而定,坑下分布约10厘米左右的刀锥利器。坑上层平覆数块木板,木板中间有轴,下缀一小型相同重量的物体,呈天平秤状,板上有掩盖物。若盗墓者踏上木板,板的一端随之下陷,人必掉到坑内的刀锥之上。 这是一组盗墓贼进入墓中遭到袭击的示意 与连环翻板功能类似的,是铁索吊石。主要是在墓道顶和墙壁隐蔽处固定若干金属滑轮,利用滑轮将巨石吊起,悬于顶端。墓道地下铺木质跷板,索链由石板而下,通过滑轮以隐蔽的方式连接跷板,中间有挂钩和脱钩相接,遇外力压迫可自动脱落。跷板呈条状,长宽根据墓道具体情况而定。吊起之石可在墓道顶部悬挂三层,各层互不相依,索链通过石上孔洞收缩进出。 吊石铁索 一切完毕后,施以伪装,外人不知其诈。若有盗墓者进得门来,踏中跷板条,外力作用迫使绷紧的索链某处挂钩脱落,如同打井的轱辘突然放松,悬空的巨石疾速落下,将躲闪不及的盗墓者拍成肉饼。因跷板呈细窄的长条状,只有被踏后才能导致悬石落地,而相邻的其他跷板则安然无恙,仍静静地伏在原处等待下一伙盗墓者的进入。一旦盗贼的脚步踏上,与之相连的悬石相继落下,再次对胆大妄为者给予致命一击。如此往复,直至三层悬石尽坠于地,杀伤数人为止。 有的墓主将古代的塞门刀车用于墓葬中作为防盗暗器 民国年间,山东青州一带农民在垦田时,于云门山发现一大冢,墓道之中就发现了带轴的翻板,板下有坑,坑中密布利刃。当时坑中积水甚多,待把水抽干,发现有两个人骨架一仰一趴倒毙于利刃之中,身边有铁锹、锤子、绳索等工具,显然是盗墓者所携。但此墓还是遭到盗掘,墓室内器物所剩无几。清理人员发现,在连环翻板之下有两架木梯相接,木梯已经腐朽,但仍能看出形状,这无疑是后来的盗墓者想出的破解之法。只要将木梯放入墓道,盗墓者沿梯而入,则如履平地,一切翻板与陷坑、利刃都枉费心机、无济于事了。由此看来,盗墓者与反盗墓者的智慧较量,着实令人惊叹。 当然,若盗墓者晓得内情,只要小心谨慎,想法“断其机”,便万事皆休,任意盗掘,大发横财了。晚清学者俞樾在其所著的《茶香室四钞》中引用元人吾衍在《闲居录》中所写的一个故事就再现了这一情景:“陈州古墓,俗云高柴墓,为冯马儿所发。初得石刻,曰'冯马儿破’,遂发之不疑。毒烟飞箭,皆随轮机而出,因断其机,得金铸禽鸟及玉甲片若龙鳞状,其他异物不可数记。”由此看来,盗墓者与反盗墓者的智慧较量,着实令人惊叹。 根据《墨子》中关于机关术的记载,当时墨家发明出来的机关器械有: 1.连弩车 游戏“轩辕剑4”中的机关鸟 转射机 见于《墨子·备城门》。转射机也是一种置于城墙上的大型发射机,机长六尺,由两人操纵,与连弩车不同的是转射机更为灵活,能够在一人射箭的同时由另一人将机座旋转。3. 藉车
见于《墨子·备高临》。连弩车是一种置于城墙上可同时放出的大弩箭六十支,小弩箭无数的大型机械装置,需十个人驾驶,最为巧妙的是长为十尺的弩箭的箭尾用绳子系住,射出后能用辘轳迅速卷起收回。
墨子的行迹很广,东到齐,西到郑、卫,南到楚、越。鲁阳文君要攻打郑国,墨子知道后又前去说之以理,说服鲁阳文君停止攻郑。他“南游使卫”,宣讲“蓄士”以备守御。又多次访问楚国,献书楚惠王。但后来他拒绝了楚王赐给他的封地,离开了楚国。墨子晚年来到齐国,企图劝止项子牛讨伐鲁国,但没有成功。越王邀请墨子作官,并许给他以五百里的封地。墨子以“听吾言,用我道”作为前往条件,而不计较封地与爵禄。
关于墨子的事迹,最著名,也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是“止楚攻宋”的故事。
战国初年,楚惠王意图攻宋,墨子求见楚惠王,陈述厉害关系,还当着楚惠王的面和公输般用皮带当作城墙,用小木板当作攻城器械,互比攻守城池的技术,来了一场精彩的攻防“论战”,最终阻止了楚国对宋国的侵略战争。其间墨子的口才固然了得(先秦的名辩之学到了墨子手中才真正达到完善,成为与古希腊逻各斯,天竺因明鼎立的三大逻辑系统),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他的防御器械以及让弟子禽滑嫠等三百人守住了宋城策略。
战国初年的楚国是一个国力强盛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军事计划竟然被墨家这个学派的力量所改变,可见墨家在当时具有相当强的实力和影响力。
在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称为“孔墨显学”。孟子曾说:“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
据《汉书·艺文志》,墨家之学出于清庙之守(掌守宗庙),即巫祝,有浓厚的宗教倾向。墨子的思想共有十项主张:兼爱,即治国者应“兴万民之利,除万民之害”,提倡无差别之爱;非攻,即否定非正义战争(“攻”),肯定正义战争(“诛”);尚贤,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应唯贤是用;尚同,即“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为天子”,达成社会的统一;节用,即节约财物;节葬,即反对奢侈的丧葬;非乐,即反对当权贵族的“繁饰礼乐”和颓废淫荡的靡靡之音;天志,即把一切自然现象看成是上天爱人的表现;明鬼,墨子以有人“尝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为理由,得出“鬼神之有”的结论;非命,墨子在先秦思想家中第一个明确反对儒家的“命定论”,认为 “执有命是天下之大害”。
公元前376年,墨家创始人墨子卒。墨家弟子将开派鼻祖的遗体从简安葬于狐骀山下的苍松翠柏之中。他的陪葬品极其简单,最有价值的是一部《墨子》的手稿。墨子生前对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自己的学说非常自信,曾经慨然而呼:“天下无人,子墨子之言犹在。”
墨子及其弟子的著作,在西汉时刘向整理成七十一篇,统称为《墨子》。其中《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时间、空间、物质结构、力学、光学、声学、代数、几何等内容,前人称其为《墨经》。《墨经》代表着战国时期中华科学发展的一个最高峰。在力学方面《墨经》中提出了关于机械运动的定义为:“动,域徙也。”意思是说,机械运动的本质是物体位置的移动,这与现代机械运动的定义完全一致。同时墨家学派掌握杠杆定律比阿基米德早了2个世纪。在光学方面,在我国浩如烟海的经史著作中,《墨经》是唯一一本对我国古代几何光学发展进行系统性论述的典籍。《墨经》中记载了墨子及其学生做的世界上最早的“小孔成像”实验,并对实验结果作出了精辟的见解,这是对光沿直线传播的第一次科学解释。在数学方面,《墨经》提出了一些几何学的定义,例如中学数学教材中所举的《墨经》中对圆的定义:“圆,一中同长也。” 这与近代数学中圆的定义“对中心一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
在游戏《轩辕剑》中,墨家大寨的居民是一个秉承了墨家思想的团体。而在真实的历史上,墨家是中国最早的民间武装团体。墨家的亲信弟子达数百人之多,最高的领袖被成为“巨(钜)子”,巨子有绝对的权威。巨子的职位是由集团中公认的贤者互相传让的,而墨子就是墨家的第一任巨子,墨子的大徒弟、守住宋城的禽滑嫠则是墨家的第二任巨子。墨家的成员都称为“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墨者大多来自社会的下层,能够吃苦耐劳,平时一律短衣草鞋,参加劳动,“串足胼胝,面目黎黑”,以吃苦为高尚的事。他们勤于进行实验,作战十分勇敢,平时从事生产劳动,主要职业是教师、工匠等。墨子及其门人为人们做好事,即使是牺牲了个人性命也在所不惜。《淮南子》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 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而且他们功成不受赏,施恩不图报。
墨家有着严密组织和严格纪律的团体。战国时,秦国巨子的儿子犯法,秦王顾念他年老而饶恕了他的儿子,但巨子却以墨者的律法将儿子处死了,这足见墨家的纪律非常严格。
但是墨家并不是出身于侠的武士团体。而主要是一个学术团体,他们所从事的是一般游士的共同事业:完成学业,然后四处游说,用自己的观点和辩才去影响诸侯各国,并争取出仕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以建功立业。如墨子他曾使其弟子耕柱子于楚,游高石子于卫,游公孙尚过于越,出曹公子于宋,使胜绰事齐国项子牛。很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味道。
其实,用现代学生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来形容墨家子弟并不为过。墨子的五个“家”里面就有一个“教育家”。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设有文、理、军、工等科的综合性平民学校,就是墨子约在其三十岁之前创办的。这个学校培养了大批人才,史称“弟子弥丰,充满天下”。
墨子的思想的十项主张: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想来应该是这个学校的必修课。
墨子死后,墨家分为三大派别,分别为相里氏之墨,相夫氏之墨和邓陵氏之墨(见《韩非子·显学》)。分别以谈辩,从事,说书为主要思想,其中谈辩即辩论,从事即研究科学,说书即教书和研究各种典籍。他们各自以为是正宗,不相上下,谁也不服谁,甚至互相倾轧窝里斗,致使墨家元气大伤。到了战国后期,墨家三派又汇合成二支:一支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另一支则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
可惜的是此后的时间,也就是从秦统一六国以后到清朝初年的近两千年里,墨学进入最低潮的时期。墨学基本上是处于停滞阶段,治墨者屈指可数,能找到的的有:晋时的鲁胜,唐时的乐台,宋代的何芜及元代的陆友等。这些人名都生疏得很,可谓是“凤毛麟角”。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秦始皇的以法为教、焚百家之书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等政策,但也有墨家自身未能保持生机和活力,以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的内因。大抵说来,还是墨家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难以实行,加上墨家独特的巨子组织,已经是一种变相的神秘组织,既不如儒家有治世的理想,也不如道家可深植于心灵,更不如法家能被巧妙的应用在政治上,因此,墨家思想慢慢的没落了。
但是墨家精神并没有失传,而是在中国民间的社会底层流传着。汉代以后的侠士是墨家“兼爱”精神的继承者。中国歌颂侠义精神的诗歌和侠士小说,其精神源头莫不与墨家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
DOMO之所以一再使用墨家文化背景,其原因不外乎有三:一是由于墨家主张 “明鬼”之说,与中文RPG游戏当中神人不分的世界观一致;二是墨家主张“天志”之说,相信天的决断,同时又反对宿命论,相信自身的努力,在这一点对于当今的青少年上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三是墨家的科技成就很高,在这一点上可以由编剧自由发挥,展现出一段波澜壮阔的剧情。
作为中文RPG中的人物,辅子辙、辅子洵和水镜,还有其他一些角色,多少都带有些“侠”的影子。但是上面说过,墨家有严密的组织,并不适宜于具有自由意志、主张人格平等的游侠,何况墨家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和严密的逻辑思辨能力,也绝非“重气轻命”的武侠所能为之。这点倒是可以从水镜的处境上体现出一二。
然而,墨家却与侠的生长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首先,墨家对武侠现象进行了观察和研究,提出了完整的“任侠”观念和理论主张。《墨子·经上》曰:“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注曰:“谓任侠。”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侠”观念,指出任侠出身于“士”阶层,武侠是“士”的一部分,这是指侠的社会性质。墨子还精粹地概括了“任侠”精神的实质和内核——“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损己利人。接着,墨子进一步阐述了任侠精神的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这句话翻译出来是:干己身所厌恶的事来解放他人的急难。也就是要不顾一切地去扶危救困,为人解难,正是侠的行为准则。墨子对刚出现的武侠现象十分关注,并及时地对侠义精神与侠义行为作了系统的闻述,论证它们是合理的,这无疑给初生的尚在用生命和鲜血去探索行动宗旨的武侠提供了所急需的精神武器。可见,墨者对于武侠的出现是充满同情和好感的。
墨家团体还收留了一些迹近武侠的人。例如被称为“东方之钜狡”的索卢参,由墨子的大弟子禽滑嫠收为及门弟子。又如好勇的武士屈将子“带剑危冠”去见墨子的另一名弟子胡非子。胡非子向屈将子阐述了勇武的真正含义。屈将子为之心折,“乃解长剑,释危冠,而请为弟子学”。这些记载的字里行间,保存了墨家对受迫害的侠士加以保护的记录。而部分侠的弃武就学,也给墨家输入了新鲜血液。 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如今留下的只是一部残缺不全的《墨子》和种种神秘的传说,但墨家的精神永远不会消亡,因为它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它将永远流传。实际中的机关术显然不如游戏中那样神奇且令人惊叹,但以两千多年前的生产力,能够设计并制造出如此复杂的机械,也是相当的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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