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搞懂中国传统文化，要读懂四书五经，关键要弄懂“礼”的含义。但是，无论是是夏商周三代，还是自西汉至民国，不同的时代，对“礼”都施加了错误的理解，给其赋予了错误的内涵，所以导致现在的中国人要真正搞懂“礼”真的不容易。需要把中国历史和文化在整体上搞通、搞透，能够看穿各个时代的局限和迷雾，然后超越时代蔽障，直达深层和本质。

孔子非常尊重“三代”的礼乐制度，但是，夏商周时期的礼，实际上和祭祀、宗教联系得很紧密，可以说祭祀仪式成为“礼乐”的核心制度，包括天子的祭天，以及普通人家的祭祖。这给现代学者一种误导，让他们认为，中国的礼源于宗教中的祭祀仪式，然后将夏商周当成一个宗教时代，然后认为从三代到春秋战国，是一个去宗教化的、世俗化的进步过程。

这样中国的历史也是和西方一样，都是由宗教向世俗演进。只是似乎中国的这个世俗化过程比西方早很多。西方只是到现代才实现这一点。

但是，孔子不仅没有把春秋时期开始的“礼崩乐坏”视作历史的进步，反而恰恰相反，而是视作大混乱和大倒退。

其实，“三代”在中国的历史框架中，远非起点和源头，而是很晚的一个阶段，在其之前，还有一个漫长的“三皇五帝”时代，而且“三皇”和“五帝”又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宗教因素是在五帝时期突然出现的，其源头可以明确追溯至黄帝时期的蚩尤，《尚书 吕刑》有很准确地记载，就是“绝地天通”的故事。

五帝之前的三皇时期，反而是没有宗教的，甚至连政府也没有。没有宗教，没有政府，也没有文字，现代人会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个原始、黑暗、无序的时代。不过我们古代的学者并不这么认为。我们的诸子百家尽管分歧很大，但有一点却高度一致，中国最上古时代，反而是一个最理想的时代。这种理想程度随着历史演进而降低。儒家、道家、法家莫不如此。

尽管没有政府、没有宗教、没有文字，但是作为中国历史最上古的三皇时期，却不仅有良好秩序和良好的治理，而是这种秩序和治理模式最最理想的，是“结绳而治”的契约时代和契约模式。《周易》、《老子》、《庄子》都对这种理想的契约时代进行了记载。

结绳是中国最早期的契约形态，同时也是人类最早。而且，这种契约的基石是义理和共识，是义理式契约和共识性契约，其签订和基石都是基于双方的共识和诚信的。现代的契约是西式的异化的契约形态，其基石是法律，而法律背后是以暴力为基础的强制。

宗教和政府，其实都是治理社会的重要工具，其实，在有另外一种更早的治理工具被忽略了，就是中国历史早期的义理式契约。在那时的中国社会，是契约，而非宗教和政府，是社会治理的工具。

同时，契约也是中国最早的制度形态，其实也是人类最早的世俗化的制度形态。

进入五帝时期，宗教才在中国突然出现，他们是随着蚩尤、九黎文化文化的出现而出现，而蚩尤、九黎文化则是自西方传入中国。

当西方的多神教文化在黄帝时期传入中国后，也引起极大混乱和冲突，然后中国就开始对其进行中国化，进行义理化的改造。这个改造的核心就是在颛顼时代完成的”绝地天通“，其实质就是将具象的多神教，改造成抽象的一神教，可以称之为“天教”。然后，到了尧舜时期，基于这种义理化的“天教”，设计出中国最早的政府。政府开始出现。随后，中国进入了“三代”的礼乐社会。

所以，政府、礼乐的出现，实际上中国固有的义理文化和外来的西方多神教融合的结果，是“中体西用”的。中国固有的义理是其“体”，西方外来的多神教是其用。

所以《礼记》说：“礼也者，理也”。“礼乐”是继契约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制度范式、制度形态，其基石依然是义理。

在“礼乐”范式中，其实上是将西方的宗教祭祀元素引入了社会治理之中。此时，宗教和政府是融为一体的，社会的治理实际上主要是传统的契约加上祭祀，政府的强制因素很少。

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礼崩乐坏”，就是三代时期的礼乐范式的崩溃，导致两个结果，一个是政府的集权化，出现集权、专制的中央政府。这也使得政府在社会秩序的维持中，开始处于中心地位。第二个则是去宗教化、去祭祀化，宗教祭祀不再是政府的主要支撑因素之一，取而代之的则是儒家的学术和教育。

因此，“礼”的核心是义理，也就是更口语化的讲理的理。契约、礼乐、礼教则是义理在三个不同历史时代的不同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