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阶段是学习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喀山时期，包括被放逐喀山省拉伊舍沃县科库什基诺村一年和回喀山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的半年时间，即从1887年12月至1889年5月。
列宁在流放科库什基诺村期间，大部分时间都用在读书上。这个时期读书之多使他以后都难以忘怀。他曾回忆道，后来在他的一生中，即使在彼得堡的监狱里，在西伯利亚，也从来没有像从喀山放逐到乡下的那一年读那么多的书。简直是从早到晚手不释卷。
由于当时列宁和姐姐都受警察监视，平常几乎没有什么人来访，因此列宁很难读到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其他违禁的革命著作。列宁主要阅读的是已故姨父书橱里留下的旧书籍杂志，亲友从喀山图书馆借来的书籍杂志和订购的几份报纸。
他除了自学大学课程之外，努力研究社会政治、经济和统计方面的著作。尽管列宁当时阅读的并不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他的思想却是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因为他读书的目的是要探求革命真理，因此他能从各种杂志报纸的文章中，特别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作品中，吸取革命思想的营养。
而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一些优秀著作，也的确具有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革命精神。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著作充满阶级斗争的精神，贯穿着推翻专制制度和消灭农奴制的革命思想，并且阐述了唯物主义观点。
1888年夏天，列宁曾在几个星期中把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一书反复读了5遍，并且每次都在书中发现新的使他激动的思想。看来，正是由于列宁有这个时期的亲身体会，所以后来他才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善于通过自己的受检查的文章来教育真正的革命者。
列宁在科库什基诺村读书之后，没有信仰别的什么主义而是向往马克思主义的有力证明，是他在1888年秋天被允许回到喀山之后马上参加了尼·叶·费多谢也夫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小组。
费多谢也夫是俄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后来从事革命活动，死于西伯利亚流放地。在喀山马克思主义小组时，列宁与费多谢也夫没有见过面，后来互相通信，讨论过世界观问题。费多谢也夫死后，列宁对他作了肯定的评价。
据列宁的姐姐安娜回忆，列宁在喀山时期开始深入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并热情洋溢地给她讲解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原理和这一学说开拓的新天地。安娜认为，列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在1888年冬天形成的。
在喀山马克思主义小组里，列宁和小组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研究和讨论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秘密版本或译文手稿以及普列汉诺夫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并组织有关马克思主义的专题报告，共同讨论，相互启发。
这个时期，列宁已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过,列宁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没有经受理论和实践上的考验。
第三个阶段是同民粹主义斗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经受考验并进一步成熟的萨马拉时期，即从1889年5月至1893年8月。
萨马拉是民粹主义者的聚居地之一，具有相当浓厚的民粹主义传统。列宁在这里也的确同民粹派的各种代表人物有过较多的交往。有的西方学者据此认为，列宁这时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列宁早期思想发展中存在一个民粹主义阶段。
这种观点没有科学根据。他们提到的一个具体证据是列宁同持有民粹派观点的“雅各宾主义者”哥卢别娃的交往，因而认为列宁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雅各宾主义者”，是“民意派”的拥护者。但哥卢别娃本人的回忆，证明与这个结论完全相反。
哥卢别娃回忆说，当列宁“知道我是因雅各宾—布朗基派案件被流放，我是一个雅各宾派时，他对这个情况非常感兴趣，他似乎把我当成了一个研究对象。
一般地说，当我回忆萨马拉时期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时，我总要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当时不仅研究马克思，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一切交往吸取以往革命运动的经验。”他们相识的第一个晚上“就辩论了很久”。
列宁“平心静气、坚信不移地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略带讽刺但决不使我难堪地驳倒了我”。他们虽然争辩，但友好交往从未停止，每星期总要见两次面。从认识列宁之后，哥卢别娃逐步放弃了用阴谋手段夺取政权的观点，90年代末完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现有的回忆资料证明，列宁在萨马拉的四年间，一开始就展开了反对民粹派思想的斗争，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并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于俄国社会实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889年5月列宁来到萨马拉时，那里已有主要由具有革命情绪的青年组成的几个秘密小组。但这些小组中民粹派思想影响很浓厚。他们把米海洛夫斯基看成是那个时代的“思想权威”。
列宁参加的是当时最活跃的阿·巴·斯克利亚连柯领导的秘密小组。列宁向这个小组的成员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批判民粹派的观点。
在列宁的影响下，这个小组的一些成员，包括斯克利亚连柯本人在内，都抛弃了民粹派的观点。从1890年春天起，萨马拉的秘密小组逐渐从民粹派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1891年3月初，一个游动的民粹派宣传员罗西涅维奇来到萨马拉作报告，大谈民粹派的陈词滥调。列宁参加了这次报告会，就俄国经济的发展道路问题发表演说，反驳了罗西涅维奇。
“这个民粹派宣传员是来驱散对俄国'不适宜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在所有的人，连罗西涅维奇本人在内，都看清了他的失败，因此第二天这个民粹派的台柱就从萨马拉走了，拒绝了许多次预定的报告。”
列宁在萨马拉对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学习和研究已相当广泛和深入。他曾利用去彼得堡参加彼得堡大学法律系课程考试的机会，会见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得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刊。
他在这一期间，除了继续钻研《资本论》之外，还学习和研究了《哲学的贫困》、《反杜林论》、《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其他著作，其中有些著作当时只有德文本和法文本。
他曾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并在秘密小组中宣读过译文。他曾同斯克利亚连柯小组成员一起作所谓“环球旅行”，即坐小船顺伏尔加河而下，直到萨马拉河湾尽头，渡过向北流入伏尔加河的一条河流。在旅行期间，他们作专题报告，讨论大家最关心的种种理论和实际问题。
列宁在萨马拉已着手利用一切机会调查研究俄国农村的实际情况，他还善于利用地方自治局的统计材料了解和分析农村情况。
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和分析俄国农村经济情况，批判民粹派的观点，多次给萨马拉革命小组作报告。
1891年末，列宁给萨马拉铁路工人小组作《论村社及其前途和革命道路》的报告。报告用大量数字说明俄国村社的瓦解，证明民粹派关于俄国经济发展的独特道路的观点是梦话。
1893年春季或夏季，列宁批判尼·弗·丹尼尔逊的《我国改革后的社会经济概况》一书，并在萨马拉小组作了报告。1893年8月20日以前，列宁就瓦·巴·沃龙佐夫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一书写了《瓦·沃著作中民粹主义的论证》一文，并在萨马拉小组中作了同一题目的报告。
可惜，这些报告和论文的文字记载都没有找到。唯一保存下来的，只有1893年春天列宁研究了弗·叶·波斯特尼柯夫的《南俄农民经济》一书之后所写的《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不过，从这一篇文章已完全可以证明，列宁这时已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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