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德心理学家反思共产主义过去和向新政权过渡的探究
东德人在柏林墙倒塌前曾有过一段自我反省的爆发。心理学家以多种方式参与了这一趋势:(1)民主德国心理学史的学术工作；(2)东德心理学家的自传式反思。
(1)
民主德国心理学的历史研究:第三人称的反思。
在民主德国，对心理学的历史反思开始得相对较快，部分原因是一些东德学者已经掌握了历史研究的技能。其中之一就是乔治·埃尔卡特，在1992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舞台操纵的“争议”的作用的论文(梅农斯特雷特)在《东德心理学的政治学》中，以他自己的耶拿大学的社会心理学为例。埃尔卡特继续指导这一领域的一系列论文和学位论文，最著名的是基蒂·杜蒙关于民主德国社会心理学的论文。与此同时，莱比锡的曼弗雷德·沃格的学生斯特凡·布塞发表了一篇题为《民主德国心理学存在吗？》，为长篇专著奠定概念基础，自传式的采访为其提供了一些素材。
(2)
民主德国心理学的历史研究:第一人称的反思。
东德心理学家的大量第一人称反思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斯特凡·布塞(Stefan Busse)编辑的对东德主要心理学家的采访集包含了更丰富的反思内容，题为“现实社会主义下的心理学”，基于1993年和1994年进行的采访。布塞的介绍也采取了反思的策略，他详细阐述了自己作为采访者的立场。在莱比锡师从“马克思主义社会心理学”的主要支持者Manfred Vorwerg，并在20世纪80年代与不受老师欢迎的西德马克思主义方法“批判心理学”建立联系后，他承认自己的立场很难保持中立。
正如所料，布塞的研究对象采取了不同的立场。例如，弗里德哈特·克利克斯声称他在柏林建立的实验和数学心理学是“相对自由的意识形态”，但他也承认，他告诉相关党的官员，需要高质量的基础研究来提高生产率，这当然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主张。黑客更加直面这一困境，因为他在德累斯顿工业大学从事劳动和工业心理学研究的既定目标是提高国有企业的生产率。
社会主义理性在这里与改善工作条件从而提高工人自我满意度的目标发生了冲突。折中的说法是劳动心理学“有助于人格发展”，被党内官员接受，但哈克承认，真正实现这一目标的想法是“一个梦想”。其他受访者，如Gisela Ehrhardt(1996)和阿道夫·科萨科夫斯基(1996)，隶属于社会和教育心理学，自称是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他们通过创造或发明“真正的社会主义和实际的独裁条件之间的区别，避免了承认他们对政权失败的共同责任。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因为“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是通常用来描述实际政权的术语。
在他的总结中，Busse毫不留情:在他看来，既致力于心理科学又致力于民主德国社会主义的信念是一种“建设性的幻觉”。但他也指出了与西德心理学的相似之处，声称其所谓的中立掩盖了其社会功能——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合理化和人类主体的(自我)优化。
洪堡大学发展心理学的长期教授汉斯·迪特·施密特(Hans Dieter Schmidt)在1992年出版了他的老师库尔特·戈特沙尔特(Kurt Gottschaldt)的回忆录，他是东德1947年至1962年的主要心理学家，从未加入社会主义统一党(Schmidt，1992)。
该论文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但也包括揭示自传性的言论。在研究戈特沙尔特避免意识形态影响的熟练努力时，包括20世纪50年代初对巴甫洛夫主义的明确批评，施密特发现自己在问“他是如何做到的？”顺便承认，他可能会对自己的职业生涯提出同样的问题。
1998年，施密特随后出版了一本自传性反思集，名为《是与否之间的文本:一位民主德国心理学家的自我探究》，将个人、科学和政治融合在一起。在这部著作中，他试图通过与谢尔盖·鲁宾斯坦和瓦西里·列昂季耶夫等“官方”苏联思想家的批判性辩论，解释或至少解释他早期对民主德国的忠诚，以及他后来在心理发展著作中努力将自己定位为一名非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心理学家。
从本质上讲，这个故事讲述了一系列希望和幻灭的故事。他最后悔的是20世纪80年代在教育学院与党内黑客的遭遇，暴露了他认为确保在他的“利基”中独处所必需的妥协。1989年和1990年爆发了一系列明显的政治活动。
他很早就试图在1990年在基尔举行的德国心理学会第一次联合大会上阐明政治心理学的可能性(施密特，1991年a)，在同年写的一篇更长的题为《心理学与政治》的文章中(施密特，1991年b)，以及与他人共同撰写的一份关于1990年10月警察对示威者施暴的调查报告。在自传中，他公开承认了他对这种接触的失败感到沮丧。他转向自传也许可以被解释为一种补偿策略，一种帮助自己克服挫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