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社科院：九成城市亚健康 建议重点扶贫特大城市
针对我国城市二元结构加剧、空气质量较差、交通拥堵严重、房价快速上涨、城市脆弱性突出，九成城市亚健康的状况，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课题组已建议国家将扶贫重点由农村逐步转移到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
9月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秘书长晋保平在“2014年中国城市发展高峰论坛”上表示，我国已进入大城市病高发期，新时期加强特大城市治理势在必行。他认为，我国城市治理模式在理论上、实践上都应有新的突破。
九成城市亚健康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课题组9月17日发布《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7》称，我国城市健康发展水平普遍较低，九成为亚健康城市。
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单菁菁介绍，从全国城市发展的总体情况来看，为测度和检查中国城市发展的健康水平和状况，课题组综合考虑五项指标得分及分布，按指标得分将城市划分为两类—健康城市和亚健康城市。
其中，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五项指数均高于所有城市中位数的城市为发展状态相对健康的城市，包括深圳、中山、佛山、上海、苏州、常州、无锡、东营、南京、长沙、珠海、扬州、杭州、沈阳、镇江、大连、南通、烟台、惠州、克拉玛依、湘潭、威海和南昌等23个城市。
单菁菁说，相比于伦敦、纽约、巴黎、卢塞恩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我国城市的健康发展水平普遍偏低，城市内部发展不平衡现象较为突出，特别是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和健康社会指数远低于健康管理和健康环境指数，城市健康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报告提供的数据显示，2013年度城市健康发展指数综合排名前10位的城市依次为：深圳、上海、北京、佛山、苏州、中山、杭州、珠海、无锡和南京，其中珠三角城市占4席，长三角城市占5席，京津冀城市占1席。
在综合指数得分最高的城市中，综合排名第1的深圳，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健康社会和健康环境均位居前3位，而健康管理仅位居第19位，在城市公共安全和管理效率等方面不甚理想；上海综合排名第2，健康环境排名第47；北京综合排名第3，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和健康社会排名均位居前茅，但健康环境排名第206，健康管理排名第85。
“这表明我国健康发展指数综合排名靠前的城市同时存在明显的发展短板，指标得分很不均衡。”报告说。
综合排名位居第3位的北京，由于健康环境指数排名靠后（位居全国第206位），未进入健康城市行列。
在健康经济、健康文化、健康社会、健康环境和健康管理五项指标中如果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低于该项指数的中位数，则表明该城市发展存在明显的“短板”，处于亚健康状态。
“总体来看，当前全国287个地级市处于健康发展状态的不到十分之一，包括北京、天津等在内的近九成城市处于亚健康发展状态。”课题组称。
“城中村”问题突出
课题组副研究员王业强介绍，我国城市空间扩张和人口集聚过程中，城市空间二元结构和城市社会二元结构问题越来越明显，这一问题在人口增长和空间扩张较快的特大城市更为突出。
“城市空间二元结构主要表现为"一边高楼林立，一边棚户连片"。”社科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助理宋迎昌说，“棚户”主要包括“城中村”、“棚户区”两种形式，还有一部分旧城也存在着建筑密度高、环境差的问题。
课题组调查显示，北京、天津、重庆、上海、武汉、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的“城中村”问题较为突出，这与“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密切相关。
课题组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08年底，全国居住在各类棚户区中的家庭共1148万户，其中城市棚户区744万户（64.80%），国有工矿棚户区238万户（20.73%），林区和垦区棚户区166万户（14.46%）；在这些家庭中，有681万户为低收入住房困难户，467万户为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户。因棚户区标准调整，目前仍有1200万户左右的棚户区家庭，各类棚户区比重基本稳定。
宋迎昌等专家分析，在城市空间快速扩张过程中，考虑到拆迁成本问题，城市政府或者开发商更愿意低价拿耕地，而不是村庄，由此很多村庄在城镇扩张的过程中被保留下来形成各种类型的“城中村”。
“城中村”或“棚户区”往往结构简陋老化、功能设施不完善、居住环境差、缺少公共活动场地和配套设施，而且“棚户区”家庭基本是低收入住房困难户和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户。
课题组称，“棚户区”的居住条件和居民收入状况都与国外城市“贫民窟”类似。“棚户区”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城市的景观和市容；同时“城中村”或“棚户区”由于租金优势往往集聚大量的流动人口，由此形成“城中村”或“棚户区”居民与周边社区居民的隔离，以二元空间为表象反映了更深层的城市社会分异。
城市治理模式待突破
课题组成员、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蒋贵凰介绍，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和城乡一体化的逐步推进，我国的绝对贫困率一直呈下降趋势，温饱问题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得到了解决，然而在许多城市出现了新型贫困现象，特大城市表现尤为明显。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方面是随着包括经济结构转型、福利制度转型、身份制度转型等社会基本制度转型而产生转型性贫困或结构性贫困；另一方面是经济的增长速度长期超出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加上通货膨胀与货币贬值，使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难以维持多方面的支出需求，面对支出突发性问题，更难以应对，抗风险能力较差。
蒋贵凰说，新型贫困现象表现出的特征是相对贫困率和主观贫困率呈现上升趋势，这种贫困问题在特大城市尤为突出，它难以在短时间内被完全改变，其消除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
“特大城市治理既不同于国家宏观层面的治理，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区域治理。”晋保平表示，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已不能有效地应对特大城市发展特征和发展趋势，要求在理论上、实践上有新的突破。
晋保平认为，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加强主导功能同时，也要科学地引导次功能和关联性功能向区域内的其他城镇疏解、转移。与此同时，对城市的空间结构进行优化、整合，对城市的人口规模要进行合理地规划和疏导。
“在特大城市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方面，要改变长期以来单纯的用末端治理、工程治理、行政性治理的传统思路，要构建前端治理、过程治理、生态治理的新模式和新机制，并且要逐步探索区域联防联控的合作机制。”晋保平说，在继续推进城市的“低碳、环保、生态、绿色”建设的同时，要克服“千城一面”的建设模式。
课题组表示，特大城市治理既不同于国家宏观层面的治理，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区域治理。特大城市治理具有特殊性，它需要应对人口规模过度膨胀、经济过度聚集、城市功能过分聚集、环境容量不足、交通拥堵常态化、城市安全风险防范、城市民生改善、多元化治理、提升治理能力等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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