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发现美洲》(冯翔、李达合写,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一书,内容主要综述近一二百年来国内外研究早在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前,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包括两三万年前、六七千年前、先秦、汉唐、直至南北朝)都曾有中国先民及华人东渡太平洋到过美洲,叙述中并加入作者自己的观点,洋洋二十八万字,还有大量对比的插图,以补文字叙述的不足。书中所提出的论证,范围甚广,涉及到考古学、人类学、海洋航行、天文星宿、文化艺术、宗教信仰、民俗民风、龙凤图腾…等。对中国古籍如《山海经》、神话如伏羲女娲兄妹相配等,从中国美洲两地文化交流的角度,作出重新评估。
我在查阅《大英百科全书》哥伦布条时有点问题,通过电话请教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附带提到《中国人发现美洲》(以下简称《发现》)这本书的观点,陈教授当然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他指出要论证中国人发现并进入美洲大陆,不能专凭旁证推测,要有直接的论证,并且要发表在正式的学术刊物上,他知道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旁证也不少,他以为必須要有正式的论文发表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上。他指出像《发现》引用美国著名的《NaionalGeographic》(《国家地理》)杂志的材料,即不属于学术杂志。由于《发现》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专著,我又是外行,对此没有发言权,只能到此为止。以下想说的是我阅读《发现》的过程中,感到书中论及与农业有关的一些地方,是有问题的,不利于论证中国人陆续多次到达过新大陆。现分三方面试述如下:
一,关于粟的问题
《发现》转引了美国《国家地理》1991年(180卷)上发布的一幅中华“轩辕黄帝族酋长礼天祈年图”,据说这图在北美易洛魁部的次顿哥村人中长期流傳,图中与动植物有关的部分据《发现》的介绍:“在轩辕酋长四周有植物7
种,动物16
种。植物有杉木,桧木,扶桑,玉蜀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粟(小米)。众所周知,粟最早起源于我国的半坡氏族时期,在北美易洛魁人的“轩辕黄帝族酋长礼天祈年图”中发现粟,这足以发人深思。”这七种植物是写实的,除木本的杉和桧以外,剩下的五种是草本植物,以玉蜀黍最典型,腰部有伸出的玉米棒子,顶上有正开花的雄穗,叶片也是玉米的叶片。另外四种植物,很清楚都是双子叶植物,无论怎样看,都不是单子叶禾本科的粟,可说与粟毫不相关,不知作者是怎样鉴别为粟的?如果只有文字,没有附图,读者将完全相信作者的介绍是粟了。
这个被误认作粟的作物,依我看,可能是食用苋(Amaranth),我们日常吃的苋菜是蔬菜苋(Amaranthus
tricolor),原产亚洲。“轩辕黄帝族酋长礼天祈年图”中的苋是食用苋(A.
caudatus),又称粒用苋。原产南美洲秘魯安第斯山脉地帶,是当地印第安人早年所驯化的粮食作物,南美洲印第安语称“Quihuicha“,英語称之为“印加麦”(Inca
wheat),印加人是印第安族的一支,主要分布于秘鲁。但食用苋在我国西南如云南也有分布,云南少数民族种植也很普遍,称“天雄米”或“苋米”,汉族人去调查时误记音为“籼米”。我国西北也有栽培,称“千穗谷”,不知道是否係同一种。
《发现》的作者只介绍了七种植物中的五种:杉、桧、扶桑、玉米和粟(可能是食用苋),另两种没有介绍。我看其中一种有点像南瓜(Cucurbita
maxima),南瓜也是南美洲原产地,但不能肯定。另一种像芋(Colocasia
antiquorum )但芋是迟至16世纪才传入美洲,不大可能进入祈年图。我发现图中其实不止七种植物,在玉米植株的背后还有一些植物枝叶,更无法辨认,一共应有八种植物。
否定了《祈年图》中的所谓“粟”以后,产生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既然《祈年图》中没有粟,那末,怎样解释书中一再考证的殷人东渡到了南美洲?《发现》书中说商纣被周武王伐下商都以后,
“商留存于东夷地区的25万精兵及家属神秘消失,成为中华民族早期历史上的一桩重大悬案。……恰在殷军于东夷失踪之时,奥梅尔克文明却于中美洲尤卡坦半岛突然兴起……此外,还有众多语言学、文字学、民俗学方面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都是如出一辙地证实着同一观点,即两洲之间应存在一次重大的文化人种交流事件…。”
如所众知,殷人是以粟为主食的,当他们集体大规模出海东渡时(且不论这种数以几十万计的人海上航行是否可能),随身携带足够的粮食(粟)是最起码的常识。到达新地方,安顿下来以后,首要的大事当是开辟耕地,以便生産所需的粮食。即使当地有可食的其他食物,但自己吃惯的粟,一下难以改变,何况粟不仅是粮食,还代表祖先的恩赐,岂可轻易放弃。
吴越人及以后的徐福东渡日本,都帶去稻种,日语称稻为“ィネ”即是越语稻词为“依缓”的对音,好比美洲玉米传入欧洲帶去印第安语maize
一样。《发现》书中还论证徐福一行最终到了美洲,如果粟和稻传入南美,也应该有相应的外來词在印第安语中得到反映。《发现》书中说“祈年图”中有粟、借以证明殷人东渡到了南美洲,
可惜“祈年图”中没有粟,文字的叙述落了空。
二,扶桑的问题
《发现》介绍的杉、桧、扶桑、玉米和粟五种植物中除粟可能是苋以外,扶桑也是个大问题。扶桑是个古籍上屡见的名词,争议颇多。既是地名,又指某种植物,当然地名是取自这种植物,但也有可能扶桑只是地名的汉语译音,如何新即认为扶桑是日本“富士”的音译。《发现》引《山海经·东山经》说:“又南水行五百里,流沙三百里,至于无臯之山。南望幼海,东望榑木,[或扶桑],无草木,多风。是山也,广员百里。”其实《山海经·海外东经》即直说扶桑:“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黒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郭璞注说扶桑当作扶木(笔者按,故亦作榑木),那末,扶木即与桑无关。但到了东汉东方朔《十洲记》里才把扶木说成“叶似桑树,长数千丈,大二十围,两两同根生,更相依倚,是以名之扶桑。”许慎和郭璞因之,遂成定论。所谓两两同根生,是很难理解的,除非是藤本植物(叶如桑)的交互緾绕在大树上的景象。
《发现》据上引《山海经》的文字,又据南美洲帕拉卡斯山有一幅巨大的摩岩石刻,其所刻的图象似桑(?),即把甲骨文桑字放在摩岩图片之下,合成书中的第52
图,表示中国和南美都有桑,用来解释扶桑,显然十分牵强。
又,由于 “祈年图”中只有两种木本植物,已说明一是杉,一是桧,其余五种都是草本植物。则这个高达数千丈的扶桑,又在那里?若说是杉和桧中有一种是扶桑,则杉或桧中那一种是说错了?从两者的株形看,都不像桑,倒象原来说的杉和桧。
书中第51图的标题是“墨西哥和美国东部地区的十日扶桑图”,没有说明这图的来源出处,这标题显然是作者所加。图中的扶桑树有三根粗大的根,象三足鼎立。中央树干共分出九大分枝,左边四分枝,右边五分枝,左半树身及分枝打上黑影,右半树身及分枝为白身。左半树身的三个分枝上,各立着一只鸟,共三只。似乎代表太阳(金乌)?右边的分枝上没有鸟。既然是十日(乌),何以只有三日(乌)
?这树是抽象画,不同于《祈年图》中的植物是写实画,当然这树不象桑树,也不象其他任何的树。这图怎么能体现中国古籍的“十日扶桑”呢?
桑科的树木多达1400 余种,中国古代的桑是专指桑属(Morus)16个种中的一种饲蚕之桑(Morus
alba)甲骨文的桑就是养蚕之桑,怎么可以等同于南美摩岩上石刻的似桑之大树?
三,花生、蚕豆、芝麻和玉米的问题
《发现》第一章以相當多的文字论证古代中美来往交流作物的“事实”,说:“60年代,在我国江西和浙江距今四千年前的遗址中竟发现了6
颗花生,众所周知,花生发源于美洲,可以推测在远古时代中国与美洲之间已有了接触联系。另外,在距今四五千年前良渚文化钱山漾、水田畈遗址,与水稻一起还同时发现了许多植物种子,已辨明的有花生、芝麻、蚕豆…,其中花生已经碳化,形狀近似于小粒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155页,认为碳化花生距今已有五千年)据认为花生原产地在美洲,可为何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遗址中会有呢?如果没有中国人作为媒介,它们是不可能轻易而远渡大洋的。近年来对四川茂汶汉魏时期敉岩葬石墓进行挖掘,所发现的墓主遺物中有玉米棒子(1983年11月5日《北京晚报》中文章《中国与美洲交往的两个特征》中指出“玉米在汉魏墓中多有发现,……原产于美洲大陆的玉米、向日葵、番茄、烟草等作物,通常被认为在明代由美洲传入中国的。实际上已经在中国的中医本草和地方志等记录,在唐、宋时代就已经在中国种植和传播了。这是从美洲回国的人,将种子带回中国,才能在国內种植,并经过适应土壤和气候条件,逐步传播开的,不然絶不会自己远渡太平洋往来的重要物证。”
在1950年代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一些植物种子,考古人员是陌生的,他们把种子送到当时的浙江农学院农学系及园艺系鉴定,系里的教师都是从事现代农业科学研究的,从来没有接触过出土种子,也没有考古方面的知识,只能是就种子的外表和现今的种子进行外形比较,给出鉴定,但鉴定的语气不是很肯定的。到了发表的时候便变成非常肯定的结论,在报刊上宣布开去,便成了国內外同行引用的依据,至今如此。其实当时的报刊上即有过专家学者怀疑的文章,但不符合“越早越好”和“爱国主义”的风气,不大有人理睬。1980年代以后,学术气氛正常发展,又有人专门撰文对花生、蚕豆、芝麻等逐一辩驳纠正,在考古界也得到认可。但《发现》一书仍旧只引用早期的文献,不注意后起的文献,当然只好陷于失误。至于玉米的问题,引用《北京晚报》的这些不可靠的新闻炒作,不仅无助于论证玉米、向日葵、番茄、烟草等“是从美洲回国的人,将种子带回中国,才能在国內种植。”反而适得其反,给《发现》一书凭空增添了没有科学依据的资料,把书中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材料给冲淡了,很是可惜。
本文不是全盘否定《发现》一书,任何优良的书本也难免有这样那样的不足或差错。这书綜述了大量有力的论证材料,很有启发,大有进一步筛选、研究的价值。但因内容牵涉面极广泛,不是一个人的知识面所能理解和鉴别的。笔者只是就农业的角度谈一些看法。笔者是有感于目前的学术界有一股不谨严的风气,即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越多越好,不问是否可靠,即使依据不足的也采纳;不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即使正确,只因与自己的观点不合,便视而不见,弃而勿用。我想,这或许正是陈教授强调正式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原因之一罢。
2001,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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