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事美
妓女是中国非常古老的一个职业。古代的大都市，哪个不是勾栏瓦舍林立，文人骚客趋之若鹭。那时的妓女不仅要有姿色，还要会琴棋书画、舞文弄墨。妓女与嫖客，也不是单纯的肉体买卖关系，而是寻求精神层面的高度契合。两人独坐阁中，吟诗对唱，绝对是浪漫情调。想不到的是，这样优秀的传统文化后来也逐渐丢失了。
还是说到晚清，大约在1860年代。此时的妓女早已没了古时妓女的文采，似乎就成了单纯的妓女。在开风气之先的大都市上海，竟然发生了众多妓女与嫖客打官司的现象。
妓女与嫖客发生纠纷，这不奇怪，两方对簿公堂就有点天下奇闻的感觉，而且这还不是一例两例。
1877年，上海《申报》报道，某个妓院的妓女周桂林与嫖客大打出手。嫖客打了妓女的脸，还将假的裴翠簪子打落在地。妓女也不是好惹的，拍着桌子大骂嫖客，要求必须赔偿17个大洋。嫖客不从，妓女狂拽嫖客的辫子，妓院的其他女人也赶来帮忙，一齐痛打嫖客。最后，妓女报警，让巡捕将嫖客抓到等待接受审讯。
清末上海的妓女
上海警方调查发现，嫖客原本是周妓女的老顾客，此次嫖客不知周妓女在妓院，便找其他妓女寻欢。没想到被周妓女看见，周妓女就将嫖客强行往自己房间里拉，由此引发纠纷、斗殴。
最终，租界公堂审理了此案。嫖客说，我被他们打得遍体鳞伤，但是我先动了手，我愿意赔偿2个大洋。法官最后判决，嫖客赔偿周妓女4个大洋，包括那个被摔坏的假裴翠簪子钱。
《申报》为此发表评论，抨击妓女周桂林是败类，指责法官是颠倒黑白。《申报》是有影响力的大报，该新闻刊出后，读者来稿如雪片般飞来。读者的意见很简单，基本都是指责那个周桂林妓女的。有读者为此揭发了多起妓女欺客的现象，指责部分妓女撒泼耍横，一言不合，就掀桌子骂街，打人，甚至以此勒索钱财。
原来妓女欺客成了普遍现象。妓女打人，巡捕抓人，公堂审案，几乎成了当时的家常便饭。
同时，读者们也纷纷感叹，没想到，如今的娼妓已经堕落到如此不堪的地步。妓女不仅打骂嫖客，还公然勒索敲诈。很多嫖客不是文人就是买卖人，大都顾忌脸面，对妓女的欺客行为根本不敢多做反抗，更不想去闹到公堂之上。也就是说，真正到公堂打官司的还是少数。奇怪的是，公堂的判决大都会偏袒妓女。
这种现象让人顿感传统文化的沦丧。因为妓女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是低贱的职业，现在妓女开始欺负嫖客，简直不成体统。当然，嫖客对纠纷也有责任，部分不遵守“嫖德”，如拖欠嫖资等，这也是引发纠纷的重要原因。
妓女欺客，至少说明晚清妇女权益意识的觉醒与地位的大幅提高。敢于报警、诉诸公堂，这也说明妓女不惧家丑外扬，敢于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当然，也不排除妓女与巡捕相互勾结的可能。当时，很多巡捕确实也愿意出警抓人，若是没有好处的话，相信不会如此积极。事实上，双方肯定是有勾结的，否则法官不会一味地偏袒妓女。由此可见，晚清的妓女已经远非古代妓女可比。
到了这里，事情还没完。那个官司打赢，拿了4两大洋的周妓女仍没有罢休，公然向《申报》投稿，为自己辩白。原来，妓女也是看报纸，关注舆论的。她发现，各种报纸上持续不断地对自己、对同行进行批评，甚至诋毁攻击。周妓女一怒之下站出来，要讨回公道。
对于周妓女的文章，《申报》也如实刊发了。周妓女在文章中声泪俱下，说自己本是一个良家妇女，自小就没了爹娘，又恰逢匪乱，生计艰难才被迫流落娼门。闯荡上海，只想找一个相爱的人白头携老。没想到，嫖客不遵守江湖规矩，而且还先动手打人。周妓女的一番辩白，引起舆论大哗。人们惊讶的不是她的辩白，谁有理没理，震惊的是一个妓女竟然敢于投书报章。这在其他年代是绝无仅有的。
周妓女的辩白虽然也为同行与自己争取到了些许同情，但仍有人大肆鞭挞妓女，说她们如今堕落得不要不要的，不仅无才华，而且只认钱不认人，冷酷无情，与嫖客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妓女打骂威胁、敲诈勒索嫖客，或许古代也有，但似乎并没有晚清上海这么猖狂。妓女与巡捕、法官相互勾结，相信这在古代是非常罕见的。妓女敢于将丑事诉诸公堂，敢于投书报章为自己辩白，这绝对是千古奇观了。
晚清的妓女，就是这么厉害，不服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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