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郦亮/文 常鑫/图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曾经辉煌的青铜时代虽然早已衰落，但那个时代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一直影响至今。所以回顾青铜时代，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对于中国何以成为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就此独家专访了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研究馆员、资深青铜器研究专家马今洪。
※ 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
在马今洪看来，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并且在之后中华文明发展阶段依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展厅陈列有夏代晚期的几件青铜爵、斝、角，这些青铜酒器对标的正是被认为早于商代的夏代晚期二里头文化青铜器，这也成了专家判断它们朝代的一个依据。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了青铜容器、乐器、兵器、工具和饰件，并发现铸造遗址。相比后世的青铜重器，这些早期的青铜器显然要质朴得多，但从中已经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基本要素。
马今洪说，这些青铜酒器都是出土于贵族墓葬，而且贵族等级越高，出土的青铜器越多、越精美，相比之下，在平民墓葬里是很少见到青铜器的。这就说明了以等级制度为核心的青铜礼制初步形成。其实在此之前的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等级制度已经开始出现了，这在当时的器物上都会有所投射，如在青铜器出现之前的陶器就有这样的反映。
中国的先人选择青铜器来作为礼器有其必然性。马今洪告诉记者，礼制萌芽之后必然会在物质文化上有所反映。先人先是找到了陶器，后来随着他们对冶金技术认识的不断加深，青铜器便替代了陶器成为了礼器。马今洪说，现在学界普遍认为青铜冶炼技术是外来的，首先到达西北地区，再至中原。青铜其实是一种人工的铜锡合金，与红铜相比，具有熔点低、硬度高、便于铸造和塑形的特点。
可以说从一开始，青铜器就打上了深深的等级烙印。马今洪说，青铜器的铸造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种“高科技”，原料的稀缺性往往需要来自不同的地区，只有掌握权力的贵族掌握和组织生产，因而垄断性很强。贵族通过铸造青铜器来显示自己的等级威严，奠定社会秩序的基本框架，这也就是平民墓葬见不到青铜器的原因。
※ 青铜器文化影响至今※
在马今洪看来，青铜礼器就是等级制度的一种物质化的反映，等级制度就是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对整个社会的统治至关重要，而对于秩序的追求，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历代统治。
青铜器时代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马今洪介绍，商代早、中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重要时期，奠定了青铜艺术鼎盛繁荣的基础。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中国青铜文化迎来了第一个艺术高峰。商代礼器的重酒体制臻于完善，满布器身的纹饰大量采用浮雕和平雕相结合的方法，精美绝伦；以动物神怪为主题的兽面纹空前发达，既庄严神秘又富有生气；纪事体铭文开始出现。
西周中期至春秋早期，周人推翻商王朝后逐渐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在青铜器上可以看到风格发生很大改变。新的器类出现，器形端庄厚重；纹饰或流转舒畅，或朴质简率；经常出现具有长篇铭文的重器。
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中国青铜艺术的发展再次出现高潮。诸侯列国的青铜器发展趋向成熟，北方晋秦、东方齐鲁、南方荆楚的青铜艺术交相辉映，出现了许多奇谲瑰丽之器，铭文字体亦注重美化。但此时各诸侯国为确保生存和争夺霸权的机会，摆脱了强调等级的礼制束缚，出现了所谓的“礼崩乐坏”，青铜器也随之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兴衰交替，这是许多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马今洪说，青铜时代虽然结束了，但是青铜器强化的礼制却一直延续到后世。西汉时期，汉高祖刘邦平定天下后，就命博士叔孙通制定了一系列礼仪制度，使朝廷秩序井然。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高峰，宋人的制礼活动极其兴盛，随着夏商周三代青铜器的不断发现，蕴含礼制的复古青铜器又很盛行，这种复古青铜器主要作为各级学宫、宗祠的祭器，这不仅延续至后世，而且影响到东亚文化圈。
元明清时期，不仅出现了大量的复古青铜器，而且也出现了很多仿青铜器器型的瓷器作为祭器，甚至一般的碗、盘等日用瓷器，用来盛肉和酒等祭品时，会赋予祭器的地位，被称为“鼎”“爵”，形式已经不重要了，内涵的“礼”才是重要的。直到今天也还可以看到青铜器的影子，比如寺庙里焚香的香炉，祭孔时使用的礼器，无不让人想起礼制的存在。马今洪告诉记者，有关青铜器时代对今天的影响是一个深刻的命题，需要专家学者不懈探索和研究。
※ 上博青铜器研究取得众多成果※
上海博物馆是中国青铜器收藏的重镇，上博对于青铜器的研究，尤其对青铜器铭文的研究，在学界具有重要的影响。马今洪告诉记者，青铜器上出现文字应该是在商代中期以后，青铜器本来就是礼制在物质文化上的呈现，而青铜器的文字也大多是记录贵族的各类活动，如祭典、征伐、训诰、赏赐、分封等，青铜器上的铭文是第一手资料，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对于还原历史有很大的帮助，这一点非常重要。如铭文记载的内容与流传下来的史籍能形成对应，可以补充史籍中没有记载的内容，还可以纠正史籍中的记载错误。所以，上博一向重视青铜器铭文研究。这方面有两项著名的发现和研究，而且都与上博老馆长马承源先生有关。马今洪说，马承源1975年在北京筹办赴日本中国出土文物精品展，于陕西省送展的一件1963年就已在宝鸡出土，但一直被认为无铭文的青铜尊内底，发现有笔道痕迹，经过不懈努力，最后清理出一篇12行共122字的铭文，即为“何尊”。“何尊”铭文记载了周成王五年营建成周洛邑之事，对研究西周早期文字、词义、历史等极具价值。“宅兹中国”即出于此尊铭文。这是“中国”一词最早出现的记载，指的是当时天下的中心、王朝的中央“洛邑”，就是现在的洛阳一带。去年“宅兹中国——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展”在上海博物馆举行，虽然“何尊”没来，但展览依然以“宅兹中国”为名，这也有后人致敬老馆长这一重大发现的含义。
另一项发现与研究影响也很大。1992年，马承源获得一条信息，即香港文物市场上有一套十四件的编钟，钟上的铭文是整刻的，这是比较特殊的情况，据说当地某些博物馆和收藏家都不敢轻易出手。当照片和铭文传到了上海后，马承源凭他多年研究青铜器的经验，根据仅有的资料，判定是真品，毅然决定抢救回归。编钟到达上海博物馆后，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精心清洗、去锈，奇迹出现了，这十四枚编钟的铭文都可连读。全篇铭文355字，完整地记录了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受命伐夙夷的全过程，它具体记载了周厉王亲征东夷之事，是对西周史料的重要补充。晋侯苏钟归藏上海博物馆的当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对盗掘后的山西翼城与曲沃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8号墓发现两件编钟，其铭文也是凿刻的，与上博所藏的十四件编钟铭文可以连读，原来它们竟是完整的一套，十六件编钟的来龙去脉因此真相大白。晋侯苏编钟现在陈列于上博青铜馆，由编钟鸣奏的古曲依旧余音袅袅。
※ “三星堆考古大展”将呈现各地文化交流※
目前，上海博物馆正在筹备计划于今年年底举行的上博东馆开幕展“三星堆考古大展”。近年三星堆考古热度不断攀升，有关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也备受市民关注。
马今洪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是中国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大的神像、造型奇特的头像与面具、各种神灵动物、神树与神坛等祭祀器物、黄金制作的金面罩等，这些都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器物，大大丰富了中国青铜器体系。
三星堆遗址虽地处西南地区，远离当时的中原文明，但古代各地文化的交流和传播远比今人想象得要快。马今洪告诉记者，三星堆青铜器的一些细部纹饰，很多就与中原纹饰很接近，他们借鉴了中原文化的因素，又与当地文化相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顶尊跪坐人像”的脑袋上顶着一个大尊，另外也出土了一些尊、罍、瓿之类的容器，这应该与长江中游地区（比如湖南、湖北）的青铜器系统息息相关，大概是这些青铜器朔江而上到达四川盆地的，这些外来的器物融入了当地的文化，显示了当时各地文化交流的状况。
马今洪说，一些三星堆出土青铜头像在脸部附贴有黄金面罩，还有金箔包裹的木质杖体，都不见于中原文化，但放在欧亚大陆文明视野下来考察，就可以理解了，这些都是不同文明之间交流互鉴的产物，这也是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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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张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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