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西周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形成、发展的时期。据山东龙山文化遗存发现的随葬器物看来，已有了財产和社会地位的差别。随葬器物有的达160件以上，其中有大批非日用必需品的貴重器物，像手上戴的玉环，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要花費大量劳动有专门技巧的人才能制成。这只有对氏族成員进行剥削才可能制造这些奢侈品。它說明在氏族公社时期已有了富的分化。后来原始社会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则遭到了破坏，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人剥削人的现象，正如《礼运》所追述的阶级分化的情况：“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貨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我国奴隶制国家的诞生，是在夏王朝統治时期（約公元前21世紀至公元前17世紀左右)。古史传說中，夏部落的贵族禹首先打破了选举首长的“禅让”制，实行了“传子”的世袭制，并建立了軍队，修筑了城池，对外掠夺奴隶和財物，奴役其他部落，对内鎭压平民和奴隶。这样，我国的原始公社崩潰，出現了奴隶主貴族統治的国家。这时有了关系国家种族存亡的战争，与此相联系，产生了預卜命运的占卜迷信，龙山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燒灼过用作占卜的兽骨，这是阶級出現前后，在意識形态方面的表現。
商代（约公元前16世纪中到公元前12世纪），奴隶劳动成了整个社会生产的广基础，构成我国奴隶制重要特点的井田制和分封制已作为国家的制度巩固下来。这种制度的实质，就是氏族奴隶主貴族集体占有土地和奴隶，也是以血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奴隶主貴族对其他氏族奴隶和平民、屬国的专政。
西周（約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0年）时期，我国的奴隶制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西周在井田制和分封制的基础上，建立了礼乐制。
周王把商及其屬国的全部土地和人民，分封給灭商中有战功的亲族和同盟的氏族或部落，建立了许多“屏藩”周王室大小不等的侯国。各侯在自己的地内，又进一步分封卿大夫由若干井田构成的“采邑”和附屬在土地上的奴隶。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内， 委派“士”分别帮助管理。周統治者把这些与宗法制度联系起来，規定天子、侯、卿大夫、士的爵位和財产均由其嫡长子世襲；确立了世襲祿位制。这一制度发展了井田制和分封制，它的目的，就是保证奴隶主貴族統治网的完善，加强奴隶主貴族的专政。与此相应，周統治者又进一步发展了为奴隶制度服务的“礼”和“刑”。“礼”所包括的内容至为广泛，从奴隶主貴族的起居生活到国家的政治、軍事、法律制度都有詳細的礼的规定，刑是对于平民和奴隶的暴力鎭压。
商代的科学知識，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有了发展。
商代的农作物已基本具备了今天我国农业上的主要品种。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需要，促进了商代的天文知識的发展。在甲骨卜辞中，有关于日食、月食等天象的記載，并发现测定春分和夏至的“火”“ ”二星的名字，气象方面有風、霾、云、雨、虹等等記載。
夏代的曆法，到商代进一步完善了。商代的曆法是阴阳合曆，用隔若干年置月的方法調整季节，平年十二个月，年十三个月。月有朔望，朔月二十九天，望月三十天。商人也建立了比精确的干支紀日法。
在数学上，商人已采用了十进位法，甲骨文中也有“規”字“矩”，它說明当时数学发展的情况。甲骨文中有“共”字像双手壅土，“甽”字像田边流水。这說明当时已有培土壅苗，并利用流水灌田的簡单技术。商代已有了酿酒、絲、麻的生产，殷墟出土的石器、骨器、陶器和青銅器等，和在殷墟鑄銅場遺址中，发現有融鍋、制銅器的模型、铜矿石、燃料等，这些都反映当时农业手工业技术知識已有相当高度的发展。人們已将常見的金、木、水、火、土等物质，广泛地应用到生产的各个方面，并对它們的性能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也有相当深刻的了解。西周时期，在农业生产方面，发明了輪流休耕的三圃法，具有初步施肥知識，开始注意中耕、除草、治虫和选种的經驗。在天文曆象方面，建立了观察天象的专职人員。《詩·小雅·十月之交》中記载的一次日食，是世界公认最早的日他紀录；又用土圭观測日影，测定冬至和夏至。法精确程度比过去有所提高。关于生产斗的知識，夏、商、周三代是逐步提高，不断丰富的。自从中国历史上出現了阶級，夏、商、周三代的阶 矛盾一直是尖的。夏朝已进入阶社会。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桀把自己比做不落的太阳，只要天上太阳在，他的統治地位就存在。被压迫的人民說“时日害（曷）丧，予及汝偕亡”。意思是說，太阳哪一天才能够毁灭，我們情願和你（太阳）一齐毁灭（見《尙书·湯誓》）！从这些记載里可以看出阶压迫的惨重和人民反抗压迫阶 斗 的坚决。
商代奴隶主貴族对人民的统治也是十分殘酷的。据地下发掘材料，奴隶主貴族为了一个死去的奴隶主殉葬，要杀死成千上百的奴隶。年青的奴隶，牙齿都很完整，但牙齿的沟槽都磨了，这說明奴隶們吃的是十分粗糊的饭。所以周王朝起兵攻打商王朝时，上万的奴隶在牧野战场起义，从而摧毁了商王朝的政权。
周王朝的統治者取得全国性的政权后，看到商朝和夏朝复灭的教訓，对人民采取了比較緩和的政策，比較重人民的要求。可是，到了厉王統治时期（公元前841年）周王朝統治者忘記了历史的教訓，对人民进行殘酷的压迫，因而爆发了大規模的奴隶平民的暴动，把厉王赶走。以后，在人民反抗和外族入侵内外力量夹击下，幽王被杀，国都被迫东迁。到了春秋时期，出現了新的封建生产方式，奴隶制逐漸崩潰了。
由于阶級和阶級斗争形势的变化，在思想意識域中也引起了相应的变化。
大约在夏代，奴隶主已开始利用宗教来欺骗压迫人民。《尙书·召誥》說：“有夏服（受）天命”；《論語·泰伯》說：禹“致孝乎鬼神”，說明夏代已假借宗教进行統治。考古学在先商时期文化存中发现的许多卜骨，以及随葬的生活用具和生产工具，也证明了这一点。
到了商代，形成了一种和巫术紧紧結合着的宗教迷信。
这种宗教认为宇宙間有个至高无上的神，叫做“帝”或“上帝”，它是宇宙間一切事物的最高主宰。如殷虚甲骨卜辞有：“甲辰，帝其命雨？”“帝其命風？”“帝其降董（饉）？”“帝降食受（授）又(佑)。”“伐舌方，帝受我又？” “王封（建）邑（城），帝若（諾）。”“我其已 ，乍（則）帝降若（諾）；我勿 ，乍（則）帝不降若（諾）。”这都說明当时宗教迷信认为雨变化、年成好坏、战 胜 、筑城、任官都是由上帝的意志和命合决定的。恩格斯說：“任何宗教不是别的，正是在人們日常生活中，支配着人們的那种外界力量在人們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3頁)。随着原始公社的崩潰，奴隶制国家的形成，宗教的幻想也开
始被灌注以阶級压迫的内容。宗教迷信认为上帝是自然、社会的主宰，日月風雨山川和死后的商王及其大臣，都是上帝所統率的天神，它們分别担任上帝的“臣正”、“工臣”，輔佐上帝統治世界。商王朝的統治者經常以天罰来威吓他统治下的奴隶和平民。这时的宗教迷信表明从自然物的崇拜（多神）走向絕对权威（一神）的过渡。这是地上王权統治力量加强的反映。
宗教迷信是商奴隶主貴族的宗教世界观，是他們压迫奴役奴隶、平民和屬国的思想工具。他們經常利用巫术，假托神的意旨，
迫使奴隶、平民和屬国人民为他們从事战 、耕作和貢納財物，經常把奴隶做为殉葬品和祭祀的牺牲。
商奴隶主的这种宗教世界观，特别是它的上帝的观念，对西周及其以后的宗教有重大影响。
宗教迷信的产生，除了阶 根源，还有认識論的根源。由于当时生产力低下，人們对自然炎害无法抗御，又找不到合理解释，因而把它的原因归为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的作用，产生了宗教迷信。宗教迷信思想帮助了統治阶进行統治，对广大人民起着麻痹作用。在奴隶制社会初期，系統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体系还不可能形成，只能有一些零星的观点。
西周时期，周奴隶主貴族取代了商王朝的統治以后，西周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周公（姬旦，是交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总了夏商以来奴隶主統治人民的經驗，制定了一套完整的周礼（奴隶制的上层建筑)。据《尙书》保存的資料，关于周公的政治言論很多。“敬德”、“保民”是周公的基本思想。周公一方面继承了过去的天命思想，自称周得到上帝（天）的保佑支持，才灭掉商王朝，商王朝不服从天命，才失去天下的。西周的統治者說“天命靡常”(《詩經·大雅·文王》)，又說：“非我小国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尙书·多士》)，意思是說，不是我們周朝敢違背殷（商）的命命，是天不保佑商朝。这是西周统治者利用宗教迷信思想論证灭商的根据。
另一方面，西周統治者，对于“天”的宗教观念比过去有所修正。因为他們看到劳动人民武装叛变的结果，才使西周打了商王朝，所以周公說：“天惟时求民主”(《书·多方》)，这是說，上帝关怀下民，为民求主，又說：“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傅》襄公三十一年引《泰誓》)。《孟子》引周公的話也說：“天自我民 ，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这些思想都說明由于人民的反抗，阶级斗争对統治阶级的教，使奴隶主貴族宣揚天命統治人民的时候，也被迫不得不考虑人民的願望。西周統治者說“保享于民”，“享天之命”(《尙书·多方》)，这是說要敬德（不敢 背天命）才可以“保民”（占有奴隶）。
特别值得提出的《周易》中的辯证法思想和它在宗教体系内包含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以及相傅箕子作的《洪范》篇中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这些极朴素的哲学思想，对于推动中国唯物主义哲学和证法思想的发展都起着深远的影响。在当时宗教思想占統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周易》和《洪范》中的某些具有唯物主义因素和朴素的辯证法观念也只是比较原始、低的，在宗教内部对宗教起着破坏作用，还不能完全摆宗教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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