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诞生以来，我们一直在和自然做斗争，人与人之间也有各种斗争。斗争是一个中性偏积极的词汇，因为正是斗争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推动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进步与发展。宗教是古人总结这些斗争经验后得出的一种充满了超自然色彩的观念。它在人类的历史中经历了萌芽、发展、鼎盛和的衰落，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后也必然会消失于现实的长河中，只留下一些淡淡的回忆。
在华夏文明五千年历史中最早期的神话时代，宗教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一定是非常重要、也许是占据统治地位的。这些生活在原始部落时代的人们，对于大自然的风雨雷电是敬畏交加的。但是可以想象的是，即使生产力低下生产关系落后，人们也不会停止改造大自然，不会停止思考人与人的关系。在人与人、人与自然斗争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将神秘与事实区分开来，将虚伪与正直区分开来，形成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到了尧舜时代，部落联盟首领的选择流程进入了以贤任之的新阶段，这是华夏文明历史上重大的突破。遗憾的是，因为宗教很早就从人与人的斗争中失去了主导地位，先辈们关于神、自然与人的讨论都已经轶失了，只留下口口相传的神话。舜后来将首领的位置传给治理洪水有功的禹，禹改变了禅让制度将大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建立夏朝，华夏进入封建时代。
至少从商朝开始，我们已经形成了系统性文字并有了把金文甲骨文记载在青铜鼎和乌龟壳等坚固物体上的习惯。从这个时候开始，古人留给我们的信息才逐渐丰富起来。在商朝文化中，祭祀是头等大事，王用祭祀上天来换取自己统治万民的授权。进入周朝后，祭祀礼仪逐渐世俗化成为了王公贵族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这套礼仪制度不断发展，最后奠定了西周以礼治国的政治体制。礼治，就是最原始的法治。随着西周天子权威的崩塌华夏文明进入东周时代，很多王公贵族阶层阶级下移，他们把礼仪也带入了寻常百姓家，成就了孔子接触学习周礼的社会基础和他复归周礼的毕生愿望。
在中国之外，西方的宗教和俗世的博弈经历过一次较大的反复。苏美尔、埃及、巴比伦文明都是政教合一形式治理国家的。这些国家相继灭亡后，几乎和西周处于同一时间的古希腊文明则剥去了宗教的神秘面纱，奥林匹斯山的众神经常成为希腊戏剧里被调侃的对象。然后进入古罗马时代后，基督教异军突起占领和主导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导致了西罗马的陷落并开启了一千年的中世纪。西方人再次找回调侃神明的那股劲头，已经是十三世纪的文艺复兴萌芽时代了。中世纪期间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诞生、发展并壮大，佛教在印度大陆持续进化。东汉年间白马驮经而至，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并逐渐剥离神话色彩孕育出了禅宗；伊斯兰教因为发源于地处欧非交接的沙漠地区，资源匮乏，教义缺乏回旋余地，所以和周边基督教、犹太教冲突不断，并在顶峰时期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和犹太教控制的大部分土地。
宗教探讨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第一个问题是，人应该怎么看这个世界？第二个问题是，人应该怎么看他人？第三个问题，人应该如何看自己？在这几个问题特别是最后一个问题上，几大宗教都有根本的分歧。比如说基督教认为凡人皆有原罪，无法完整了解自己和他人。只有神才是至高无上纯洁无暇的，所以也只有神才可以创造这个世界并对凡人做最终审判。然而佛教乃至禅宗认为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个佛祖，只要放下屠刀就能立地成佛。正是佛教的这个理念，才促使王阳明重新解释儒学宣扬只要知行合一存天理灭人欲则人人即可成圣，而不是只有孔子一个圣人其他人都只有听他教诲的份。几乎在同一个时代，马丁路德也是基于类似的理念打破天主教牧师、主教和教皇对与上帝沟通渠道的垄断，创立新教宣称只要肯读圣经则人人可与上帝直接沟通。
然而王阳明和马丁路德虽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也有本质的不同。前者说的是人人皆可成圣；而后者说的是人人皆可和上帝直接沟通。西方文化中，人类最开始的祖先亚当夏娃在蛇的诱惑下偷吃禁果犯了原罪。前世的原罪只能在来世接受神的最终审判，今生是一个赎罪的过程。从这点出发，可以理解西方人所有有形和无形对自己生理及心理上的折磨和宽大的利他行为。王阳明和佛教以及禅宗都认为人的本心是纯良无暇的，只要抹去尘世沾上的尘埃就可以复见本心成王成圣。所以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对于一个人如何看到自己的本心，禅宗南北分宗时，神秀说对本性要“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推崇渐悟得道；而慧能说本心“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推崇顿悟成圣。
鸿蒙初开那一刻，带给了地球第一个生命。这个生命携带一颗纯洁无暇的本心，又在同一刹那受环境的影响惹上尘埃。生命经过累世的轮回，尘埃也在本心上不断积累，成为本世我们带有贪嗔爱欲痴的本性。相不相信自己能看到本心，to be or not to be，这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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