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通常是指由私人利害关系结成的小集团，在我国古代，“政党”指的是官员结成的党派。所谓“党争”就是这些利益小团体为了自己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利益，进行激烈交锋的行为。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王朝里，大都包含以下势力：宦官、外戚、士大夫官僚。所以说，在历朝历代所进行的任何斗争，都绕不过这几大利益团体，或者说，是这三大利益团体围绕皇权进行的争夺战。
其实，每个朝代的背景不同，就造成了每个朝代三大势力之间的关系不同：
宦官可以与外戚勾结；
士大夫可以与外戚合作；
士大夫内部也可以爆发冲突。
笔者发现，在中国古代，党争最激烈的朝代应属东汉、唐朝、北宋和明代。
在东汉时期，是三大势力互相倾扎；
唐末是著名的牛李党争；
明末是东林党与阉党的决斗，即：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
宋朝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新旧党之争”。
其实，新旧党争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士大夫内部之间爆发的冲突。正如前文所说，三大势力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时代背景，时代背景的不同，三大势力之间的关系也会相应的做出改变。
今天，笔者就带大家梳理一番新旧党争的特点。
虽然，北宋是中国古代经济最为发达的朝代，但却是军事实力最弱的一朝，这和宋朝的国家政策密切相关。宋朝的统治者吸取了唐末藩镇割据之祸的教训，削藩集权，收拢军权，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重用文臣，压迫武将。在这种种措施实行之下，也算是效果显著了。
因此，北宋一朝没有宦官乱权，没有外戚干政，没有藩镇割据之祸，唯一有的便是士大夫。之后，士大夫们实现了“众正盈朝”的夙愿。一时之间，这些士大夫有些迷茫，他们发现自己竟然没有了对手，这怎么可以。于是乎，调转枪头，就在内部掀起了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新旧党争”。
第一，士人官僚内部的政见之争：
其实，政见之争是新旧党争区别于其它历朝历代党争的最重要特征。毫不夸张地说，新旧党之争是士大夫官僚们唱的一出大型独角戏。新党的领袖是王安石，他推行的变法行动是新旧党之争的导火索。
王安石的目标是富国强兵，统一全国，收复失地，均济贫乏。但是，他操之过急，不仅没有将新法与具体实际相结合，还识人不明，以至于，侵犯了官僚集团和地方的利益。而且，他不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地位崇高的阶级利益受到了侵害，自然会将这部分损失掉的利益转嫁到农民身上。
因此，新法的失利是必然的，农民活不下去奋然反抗也是必然的。
然而，旧党领袖司马光的理念却与之截然不同。
他始终坚持富国强民，始终和地方官僚势力统一战线。在外交上，他属于“鸽”派，对农民起义以安抚为主，对少数民族的侵略他更是一直忍让退缩，割土赔款，是一个软到了骨头里的人。此外，两派斗争愈演愈烈的根源，还是宋神宗的态度。他在章惇等新党成员的怂恿之下，处理了很多反对新政的官员。
之后，官员人人自危，反对的投向司马光一边寻求庇护，赞成的奔赴王安石一边协助变法。但是，新法改革还未见成效，宋神宗却死了。之后，宋哲宗即位，此时的朝政大权被高太后把持，她重新启用了司马光、苏轼等旧党成员，将新法彻底废除。
一个势力的崛起必然伴随着腥风血雨，于是，各个势力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由此可见，新旧党争说到底还是改革派和守旧派之间的激烈角逐。
第二，新旧两党处于不断地分化组合之中：
由上文可知，新旧两党是由于政见不同而分化。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旧党在元祐年间由于地域，政见的不同再次分化为洛、蜀、朔三派。
更要强调的是，这三派在反对王安石新法上是一致的，但具体来说，却又不同。洛党坚持进行改革，但是，要去掉新法之中不合理的部分，因为，洛党在重人与重法方面和新党有不同的看法。程颢曾说：“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又说：“岂惟得士浸广，天下风俗将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
朔党反对新党的侧重点，在于新党改革迈的步伐太大，手段太过激烈。该党的领袖是司马光，他认为对社会的改良要逐步进行。他曾经说过：“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可更造。”由此可见，洛党与朔党之间的不同，在于一个主张部分废除新法，另一个则是干脆利落的废除一个不留。
然而，以苏轼为首的蜀党态度却有些令人捉摸不透。因为，苏轼父子对于新法的态度摇摆不定，时而肯定，时而激烈反对，没有什么新的看法，始终做着站队的事。综上可知，新旧两党由于政见不同被分化，而旧党由于政见不同被再次分化为洛、蜀、朔三党。
第三，新旧党争具有明显的地域性：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三次衣冠南渡，不仅使北方的文明得以传入南方，还使南方在北方文明的影响下成为了继北方之后中国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早期，北方政权的官员大多由北方人担任，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南方人逐渐进入官场。到了宋朝时期，南方人的势力在官场上已经初具规模，且呈现逐渐上升之势。仔细研究新旧两党的成员会发现，新党骨干王安石、吕惠卿、蔡京等人均为南方人；旧党核心成员司马光等人均为北方人。
当然，要注意，这只是大致情况，也有极个别的南方人加入旧党，个别的北方人加入新党。因此，从北方人独占朝堂到南方人进入朝堂争夺权力，这其中的冲突难以避免。
都知道，人们的关系都有远近亲疏，所以，王安石上位后提拔了很多相熟的南方人。而北方人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之后，便对南方人多加诽谤。比如：在皇帝询问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印象时，司马光说：“人言安石奸邪，则毁之太过；但不晓事，又执拗耳。”
对此，钱穆先生的观点比较客观。他认为：南方人透漏出了一股开放、激进的气味，而北方人表现出了一种传统、稳健。
第四，由前期的理念之争到后期的人事之争：
其实，新旧两党之争的起因是政见不同，但不管如何大家都是为了社会更好的发展，为了国家的进步。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却逐渐变成了排除异己，争权夺利的行为。
这要从宋神宗驾崩后说起。
公元1085年，宋哲宗即位，太后把持朝政重新启用司马光等旧党成员。在太后的指示下，改革派的官员在九年的时间里遭受了大范围的迫害，章惇等核心成员甚至被流放到岭南地区，开了历史的先河。
公元1094年，宋哲宗终于重掌大权，新党迎来新生。
章惇被召回重新推行新法，但他在执政期间，却仅仅做了一件事，那就是打击报复。他以诋毁先帝，变易法度为名追回了司马光的赠谥（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元祐元年已经病逝），又大肆贬谪旧党官员，将他们流放至岭南地区，甚至，一度提出废了当朝太后，幸被皇帝阻止了。
后来，到了宋徽宗时期，章惇获罪，蔡京得势。蔡京此人奸诈狡猾，与宦官勾结，将司马光等旧党成员定为奸党。细察两党之争的持续时间会发现，新旧党争从宋神宗时期一直到北宋灭亡，可以说，朝堂内部的争斗极大消耗了国家实力，也成了北宋灭亡的催化剂。
笔者认为：新旧党争的根源还是北宋的国策。大宋自建国之日起，便树立了士大夫崇高的地位，官员的俸禄为历朝之首。都知道，良好的环境会激发知识分子的热情，使得人才辈出。当知识分子都遵守着一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时，对于政治的好处自然不言而喻。但是，当这些知识分子丧失底线，丧失良知之时，给政治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想象的，朝堂混乱也就成为了一个必然。
参考资料：
【《宋史纪事本末》、《宋史·卷三百三十六·列传第九十五》、《宋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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