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景凯旋第一次读到了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作品。这成为他日后致力翻译和推介东欧文学的一个源头性事件。对许多人文知识人来说,整个八十年代都充满了类似这样的源头性事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初开,知识热情和文化视野被长期压抑的国人,如饥似渴地阅读和感受着现代西方的文学、哲学和音乐。这种接受是狂热的、杂食的,因而也是囫囵吞枣、半生不熟的,这使得八十年代生机勃勃,文化热情弥漫在各个角落,但也不乏肤浅、夸张与消化不良。
前不久看到一篇回忆八十年代的文章,评论家唐晓渡推荐另一个评论家看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说看了这本书,别的书都不用看了。这大概是比较典型的八十年代状态。
对上世纪五六十代生人来说,八十年代是个大时代,多少年后,言谈之间流露出追想和怀念。八十年代成为他们人以群分的秘密语言,声气相通的精神故乡。
有次我们有位90后的记者,就文学之事采访一位50后的作家,这位作家问我们的记者,你经历过八十年代吗,你知道1984年对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吗?
我出生得晚,没有经历过文化意义上的八十年代,后来通过阅读,觉得那时真是个好时候。在我看来,那时候很多人对超越日常、涉及根本的东西怀有一种真诚的求知欲,热情地谈论着在今天看来无用的话题,竟至蔚为风潮,成为群体行为。
八十年代已经翻篇,文化上讲,在它之后的年代很难再叫“时代”,共同走向分野、超越走向日常、精神走向物质,已然缺少之于个人的源头性事件,以及关乎心灵的问题感。
在景凯旋的言谈中,在许多关于八十年代的回忆中,无论如何,八十年代对于个人,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时代。
文/刘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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