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时代

   1986年，景凯旋第一次读到了捷克作家昆德拉的作品。这成为他日后致力翻译和推介东欧文学的一个源头性事件。对许多人文知识人来说，整个八十年代都充满了类似这样的源头性事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国门初开，知识热情和文化视野被长期压抑的国人，如饥似渴地阅读和感受着现代西方的文学、哲学和音乐。这种接受是狂热的、杂食的，因而也是囫囵吞枣、半生不熟的，这使得八十年代生机勃勃，文化热情弥漫在各个角落，但也不乏肤浅、夸张与消化不良。

    前不久看到一篇回忆八十年代的文章，评论家唐晓渡推荐另一个评论家看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说看了这本书，别的书都不用看了。这大概是比较典型的八十年代状态。

    对上世纪五六十代生人来说，八十年代是个大时代，多少年后，言谈之间流露出追想和怀念。八十年代成为他们人以群分的秘密语言，声气相通的精神故乡。

    有次我们有位90后的记者，就文学之事采访一位50后的作家，这位作家问我们的记者，你经历过八十年代吗，你知道1984年对中国文学意味着什么吗？

    我出生得晚，没有经历过文化意义上的八十年代，后来通过阅读，觉得那时真是个好时候。在我看来，那时候很多人对超越日常、涉及根本的东西怀有一种真诚的求知欲，热情地谈论着在今天看来无用的话题，竟至蔚为风潮，成为群体行为。

    八十年代已经翻篇，文化上讲，在它之后的年代很难再叫“时代”，共同走向分野、超越走向日常、精神走向物质，已然缺少之于个人的源头性事件，以及关乎心灵的问题感。

    在景凯旋的言谈中，在许多关于八十年代的回忆中，无论如何，八十年代对于个人，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时代。

    文/刘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