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精神状况来看:有些人有心理问题,有些人比较清醒
大凡犯罪,通常都有其特定目的,如“谋财害命”。也有一些犯罪,并非谋取特定的利益,而是单纯地发泄,这就是所谓的“报复社会”。巧家县爆炸案,虽然犯案者有其动机,但犯案结果对犯案者而言并无特定作用,无疑这也是“报复社会”的一种。近年一些比较严重的、造成多人死伤的恶性犯罪,不少都带有“报复社会”的意味,以致很难去理解犯案者为何要这么做。
在这些“报复社会”者中,有一类人有着严重的精神、心理问题,或者是人格缺陷。典型例子是福建南平屠童惨案的凶手郑民生,他有着偏执的人格,总是认为“我受挫,是别人的错”,而其内心又极端渴求得到认同——于是,他便要去做一件轰动的大事,靠杀死儿童来证明他的不卑微,证明他的价值。
另一个例子是成都公交纵火犯张云良,他因人生失败而“悲观厌世”,作案前曾说活着没意思,不如死了算了,但为了“不让人瞧不起”,要死得惊天动地。
还有一些人,精神状况相对比较清醒。他们之所以做出“报复社会”的行为,有着较为清晰的脉络可循。例如不断上访的抚州爆炸案凶手钱明奇,与警察有过多次冲突的上海杀警案凶手杨佳。他们之所以“报复社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抗争失败已经受够了,不愿再忍耐命运的不公。
…[详细]从报复对象来看:有些针对特定目标,有些针对不特定人群
“冤有头债有主”,这是中国人信奉的一句古话。在“报复社会”的过程中,有不少人仍遵循着这一点。例如,湖南永州保安队长朱军枪杀三法官事件,他的作案动机就是认为法官对待他不公,于是便把目标锁定在了法官这一群体身上。杨佳杀警,钱明奇炸政府均是如此。当钱明奇炸政府遭到保安何海根的阻拦时,钱明奇曾朝何大喊:“赶快走,里面有炸弹,我和你无冤无仇,不想伤害无辜。”其实,这些死去的法官、警察又有何辜,只能说,这些报复社会者至少能把目标对准某一群体。
但对于另一些“报复社会”者而言,往往并不讲究报复的具体对象是谁。张云良在公交车上纵火,郑民生向儿童举起屠刀,受害者都是不特定的人群。在他们的袭击之下,毫无瓜葛的人完全没有理由地遭到屠杀,成为“报复社会”的牺牲品。
…[详细]从实施手段来看:有些人宁愿同归于尽,有些人让别人送死
在可以观察到的“报复社会”的行为中,不少犯案者在作案中已经完全不顾后果,在报复社会的同时,也自我结束了生命。像张云良,钱明奇都称得上是自杀式袭击。即便当场没有结束自己的生命,也都很清楚当场被抓获会是什么样的后果,如杨佳、郑民生。
但也有一些人,心存侥幸,自己报复社会,却要让别人来送死。
利用“肉弹”的邓德勇、宋朝玉,属于最恶劣的一种
本次巧家县爆炸案的犯案嫌疑人邓德勇、宋朝玉,利用“肉弹”,遥控炸弹爆炸,用罕见的方式犯下了罪行。他们的精神状况很好,在赵登用被怀疑为凶手的时候,邓德勇还接受过媒体采访,大谈是拆迁引起的问题。他们的报复对象不特定,不仅雇佣赵登用执行必死的任务,也明知道炸弹引爆时最有可能死亡的并不是国土局工作人员,而是来此办事的自家村民。他们报复社会,却不仅让一个无辜的人当了肉弹,还要让他承担犯罪的恶名。
毫无疑问,在所有“报复社会”的行为中,邓德勇、宋朝玉属于最恶劣的一种。
…[详细]只有不择手段的邪恶,没有不择手段的正义
抗争不公,不能以暴制暴
可以给这两人报复社会的行为一点理解吗?毕竟,巧家爆炸案的发生,并不是毫无来由。当初巧家政府极力否认赵登用与拆迁征地有关,把问题统统都归结到赵登用本人的反社会人格,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拆迁征地中存在的问题。如今真相大白,邓德勇、宋朝玉的行为,归根结底是为了反抗当今中国社会最为普遍的一种不公——强拆征地,说到底,他们也不过是不公的抗争者罢了。
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正是因为人是有底线的。对命运、对不公的抗争不能够不择手段,尤其不能以暴制暴。所有正义的实现都不可能只看目的而不顾手段的。当为了实现自己的目的而伤害无辜者的生命,“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时,这个底线便逾越了——尤其在这种行为纯粹只是泄愤的情况下。逾越了底线,便成为了绝对的恶。
…[详细]弱者发怒,至少莫拔刀向更弱者
可是,面对不公,究竟该如何做呢?不去反抗,公正永远不会降临,向恶低头,只能永远遭受侮辱与损害。因此,人总是要学会抗争的。然而遗憾的现实是,中国人的抗争,往往是鲁迅所说的“弱者发怒,拔刀向更弱者”,南平屠童惨案如此,巧家爆炸案同样如此。
他们能否明白,这样的抗争方式不可能成功,即便能够一时成功,也决不可能塑造一个永无争端的社会——如果处在所谓“弱者”地位时尚且肆虐于更弱者,那么万一他改变“弱者”身份、甚至成为“强者”后,谁能说他不会肆虐于所有的人或整个社会?
…[详细]唯有公正才能制止“报复社会”
对于“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难以强求理性
在飞速转型的当代中国,各阶层、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已是层出不穷,太多太多让人觉得悲惨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出现。而考察这些事件,大多是同一轮回——“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不甘心不公的命运起身反抗,而居于优势地位的人不允许这种反抗。
例如杨佳,因骑无牌自行车被上海警方盘查,感受到侮辱的他杨佳多次通过信访件、电子邮件等形式,向上海市公安局和闸北公安分局督察部门投诉,提出开除相关民警公职、赔偿其精神损失费的要求。而他的诉求始终没能得到回应。
例如钱明奇,因认为自己合法新建的楼房被非法拆除,十年不屈不饶地上访,不仅诉求得不到回应,反而在自己扬言要采取激烈行动时遭到嘲讽——“你一直说要炸,几年都没炸!”。
对于身处侮辱与损害之中,正承受着不公的人来说,很难用理性说服他们不要以暴制暴,不要“报复社会”。
…[详细]停止“不公”这把刀的砍凿,木桶才不会破裂
《
拿什么阻止钱明奇》中曾打过一个比喻,“极端行为和极端思维就像木桶里的水,如果桶璧破了,水就会流出来。不公像斧头,在砍凿桶璧;理性像胶水,在粘合桶璧。”在每一次反抗不公的事件中,我们都很清楚地看到,理性这“胶水”的力量是多么的有限。要想桶不破裂,唯有停止“不公”这把刀的砍凿,唯有公正才能制止“报复社会”。
在巧家爆炸案的背后,为什么抗争者有这样极端的表现,还需要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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