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门问学记
作者:李令福(陕西师范大学教授)
我出身农家,虽有幸进入大学攻读历史学本科,但直至毕业还是懵懂未化,竟没有认真读完过一本真正的古籍,更不知学术研究为何物。1987年始入史念海先生门下,学治历史地理学。六年间,史老言传身教,手把手地指导我硕士与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终于使我艰难地跨入农业历史地理的学术之门。其后随史先生从事《西安历史地图集》的编写与中日合作历史地理学课题《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逐渐让我找到了终身为之奋斗的研究方向——“城市历史地理与文化名城保护”。是恩师史先生给了我学术生命,他老人家亲手扶我步入学术之门,教给我治学方法,指引我科研方向,并扶持我走过了最初的那一段艰难路程。2012年是恩师诞辰一百周年,我翻阅日记,思绪飘过二十多年,回忆起自己追随史念海先生读书问学所走过的道路,不禁澿然。
一
第一次听到史先生的名字,是在金日寿老师讲授的“中国历史地理”这门选修课上。金老师说:陕西师范大学的史念海教授是学界公认的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之一,他与复旦大学的谭其骧教授、北京大学的侯仁之教授一起被誉为历史地理学的“三大重镇”,有人还说成是“三驾马车”或“三巨头”。那是1986年,我在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
当时的班主任老师王达天特别亲切、负责,经常鼓励同学们要努力学习,有机会的话要继续深造。他每次见到我,几乎都会说:你年龄小,成绩又那么好(我在第一学期的考试中多门功课成绩第一),不考研究生多可惜呀。只是我内心茫然,根本不知道研究生是干啥的,因为我读的本科很特殊,学制只有两年,缺乏正规科研训练的时间。我初中毕业考上了萧县师范学校,俗称“小中专”,1981年毕业后在农村中学教书两年。其后考上宿县地区教师进修学院史地班,1985年毕业获得了大专文凭。当年考上了华东师大历史系主办的师资本科班,这个班主要培训的是华东六省一市的中学历史老师。
真的要特别感谢王达天老师,他坚持不懈地鼓励我们,而且为弥补我们英语水平的不足,专门请来日语系的徐天淦老师,让他给我们开设了一年的日语课,说是日语好学考研容易过关。果不其然,后来我们班四个考上研究生的全部都是借助于日语,现在还有两个同学在日本的大学谋取了教职。
这年暑假,我回到所在的中学给学生们补习功课,把考研的事忘得一干二净。开学报到后,王老师就来催促了:还有一学期时间,抓紧复习考研啊。我想,为了王老师的这片热忱也要考一下试试,专业就选历史地理学。金老师推荐我报考史念海先生,而且给我说:史先生编写了《中国历史地理纲要》,是全国惟一的系统教材,可惜还没有公开出版。你到那里一定帮我找一套来。还有,我去年就退休了,学校返聘有时间限制,你毕业时咱们系上还会请你回来开这门课呢。一定要跟史先生好好学习啊。我心里想,我可能根本考不上呢。当时在华东师大古籍所攻读硕士学位的张祝平先生也对我说:史老先生可是大家啊,不仅在历史地理学界,在我们的古籍整理专业也是鼎鼎大名。你要真能考入史门,绝对是三生有幸。
决定报考后,我给史先生写了一封信。很快就收到了辛德勇师兄的回函,他按史先生的意思解答了我所提有关报考的问题,给我极大安慰。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报名考试。
1987年五一劳动节假期刚过,我收到了一封陕西师大研招办邮来的信,打看才知道是复试通知。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早已收到了成绩单,日语与政治都及格了,两门专业课皆是80多分,与报考华师大同学的专业课成绩相差太远了,他们都考了90分以上。当时就觉得考研没戏了。还有更让我吃惊的,就是复试日期赫然写着1987年4月30日,现在早过几天了。王老师知道后立刻打电话到陕西师大历史地理研究所,说明了情况,获准可以推迟面试。
我到达西安的当天下午,由辛师兄带着第一次见到了史先生,并得到了他老人家的鼓励。次日上午,在老办公院西南角的房子里几个老师对我进行了面试。复试就我一个人,竟询问了近两小时,每个老师的问题都要追问到我理屈词穷。史先生更不客气,一个人就问了五六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遥领着与自己本土不连属的插花地,那么他们是怎样管理的呢。这问题好难,当时我是大汗淋漓,无言以对。
二 学习与科研训练
我初入史门对此法之妙处尚未能有所深悟,只是作为一种任务来完成。开初写的札记都是现代论著摘抄,史先生就推荐学习顾炎武的《日知录》,阅读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与钱大昕的《二十二史考异》。记得我有一篇日记记载:12:50到19:30,去东大街购物。史先生批示道:“购物花去近七小时,太长。出校门的这些时间要用于考查调研才行。”我看了以后才对时间有了感觉,也隐约认识到史先生让我们写日记的良苦用心。
攻读研究生期间,根据导师史先生的意见,我选择了东北与山东的明清农业地理进行研究。但大家的研究集中在一起,不好继续展开,又加上留在西安工作,古都西安的历史文化、自然山水我特别感兴趣,所以就希望改换一个研究方向。在史先生的帮助下,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的研究方向转到了“城市历史地理与文化名城保护”。
1991年春天,史念海先生举办了一个“西安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我撰写了一篇《唐都长安的绿化》的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古都研究》(十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上,这是我研究西安的第一篇论文。1995年初,我有幸参加了史念海先生主持的《西安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负责“春秋战国秦时代”图组的初编,后来又增加了《唐大明宫图》的工作。在一年多时间里,史先生每个月定期主持召开一次研讨会,有时候还是两周或每周一次。每次都审查大家的文字资料与图稿,针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必要时还组织大家到实地进行考察研究。这次编图让我一下子进入到了秦咸阳城的研究工作状态,后来出版的《秦都咸阳》(西安出版社2010年)、《古都西安城市布局及其地理基础》(人民出版社2009年)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起步的。
1997年夏天,史念海先生与日本的妹尾达彦教授、鹤间和幸教授联合,开始了国际合作课题《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变迁》的研究,为期三年。我有幸成为其中的一员,多次带领中日联合考察队,实地考察了关中平原的古今水利工程。这次合作研究的成果丰厚,在中国的西安与日本的筑波举办了多次学术研讨会,而且出版了中日文论文集4册。其中中文的2册书名分别叫《汉唐长安与黄土高原》与《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均是史先生主编,由我来任责任编辑的。这种经历也给我带来学术上的不少收获,比如我在考察与研究基础上设计的课题《渭河平原水利开发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在2000年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资助。
史先生在我的研究生阶段引导我步入历史地理学的科学研究领域,在其后的工作中还是我研究古都西安的直接领路人。如前所述,我的第一篇有关古都西安的学术论文是史先生组织的历史地理专题研讨会的推动下完成的,而参与史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以及参与中日合作历史地理课题研究,则训练了我城市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方法,让我找到了进入古都西安与关中水利研究状态的突破口。
史念海先生传授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主要是历史文献考证与实地考察相结合。此法要求,收集古今中外文献资料要先做详细的目录,然后一个个搜寻到手,最好达到竭泽而渔;在此基础上按时代分类做出资料长编,阅读分析原典,发现问题;接下来再带着问题去实地考察、调研,最后解决问题形成自己的学术判断;如果自己的观点有所创新,则撰著成论文,贡献给学界。我在研究古都西安的时候,就自觉地训练这种方法,还是很有心得的。我常骑自行车考察西安周边的古迹遗存、原隰景观,曾经向东过灞河,访秦东陵、芷阳湖、坑儒谷、骊山、华清池、秦始皇帝陵及兵马俑坑,最远到达了鸿门宴的发生地;向西越沣河,考察过西周车马坑、灵台、灵沼与沙河古桥遗址;秦都咸阳及阿房宫、西汉长安、唐大明宫等大遗址更是我多次探访之地,尤其是唐长安城东南隅的曲江池遗址,我前后考察过20次以上;为了专门搞清楚曲江微观地貌的高低走势,我曾专门在下雨的时候来到曲池地方,观察其周边流水的方向。亲赴实地去感悟历史,更能真切地体会史书文献背后的实情。
除了治学方法,史念海先生“有用于世”的治学原则与“追求崇高”的治学境界,也深刻地融入了我的思想,时刻激励着我。史先生研究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变迁的结论,对后来国家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制定有重大理论指导价值,而其研究长安八水变迁原因以后,所提出的建立南山水源蕴含林的建议也得到规划实施。我参与曲江新区文化建设,在兴建大雁塔北广场、大唐芙蓉园、曲江池遗址公园、航天城文化生态园等现代城市建设工程中出谋划策,参与制定曲江新区中长期发展规划,在复兴唐华清宫、重建昆明池、规划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等方面有所贡献。这不仅体现出历史地理学者研究的有用于世,而且也从实践交流中丰富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为建立完善综合的“长安学”奠定了基础。
20世纪末期,史念海先生认为,相对于博大精深的西安历史文化,现在我们的研究水平还无法与其相称。这是西安整个学术界需要努力改变的,以便迎头赶上,走在世界学术界的前列。史先生曾经动情地说:据说从前有日本学者宣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却在日本。”他敢说这句话,也真有当时中国学界在敦煌学研究方面落后于人的现实存在。知耻而后勇。经过几十年中国敦煌学学者的努力,再也没有哪个外国人敢说这样的话了。联系到我们生活工作着的西安,会不会有人说:西安有汉唐长安,而长安学的研究却在他那里呢?我(按,此指史念海先生)最初研究西安历史地理时,案头上摆放的书不少,经常参阅的是三部书:徐松的《唐两京城坊考》、足立喜六的《长安史迹考》与平冈武夫的《长安与洛阳》。其中就有两本是日本人撰写的,一本中国学者写的,作者还是清朝人,这真给人一种“秦无人”的感觉。我们为何不能像研治敦煌学的先生那样争气,由西安的学者写出最令人尊重的长安学著作,让别人放在案头经常地参考与学习。只要我们脚踏实地地去努力,这个目标还是能够实现的。后来史先生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获得了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可以说初步达到了这个目标。其后史先生又规划《古都西安丛书》50本,亲任主编,发凡起例,审查各书的提纲,要求精益求精,确保达到古都西安研究的最高水平。先生“追求崇高”的治学境界,影响着一大批后辈学人,我们将沿着先生指引的路继续前进,去完成先生未竟的事业。
记得我来西安上学的时候,只上过三年学的老父亲对我说:师徒如父子。现在当我写完这篇文章的时候我更加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在我完整的生命中,血肉物质的东西来自于父母,学术精神的东西来源于恩师。
作为弟子对老师最大的纪念就是把老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余实不敏,更加先天不足后天颇不用功,故成绩不佳,但我会一步一步走下去。学术是代代相传的,我会训练我的学生,让他们把历史地理学研究做得更好。我带研究生有十多年了,在史先生日记与札记的科研训练方法基础上也在总结经验。我现在归纳的方法为“团队·例会·六个一”,即建设一个科研团队,定期召开例会,实现学术上的六个一:每天一篇日记、每周一篇札记、每月一篇读书报告、每学期一篇论文、每学年发表一篇论文、三年完成一篇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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