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书写载体,简帛承载了春秋战国至汉代作为官私文书的功能。他记录了税赋、戍卒、烽燧、军队、屯田、生活及其他公私活动情况,对于研究先秦及汉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俗等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同时作为书写形式,简帛又再现了先秦至汉晋时期的一种书法状态,成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书法史的第一手珍贵墨迹。
图1 河西简牍
长期以来,要了解先秦至汉晋时期的书法状态,我们所熟知的都是青铜彝器或碑版石刻的铭文和碑刻。这种书法形态虽然也能反映这一时期的书法风貌,但毕竟已经经过翻刻,非书写者直接所书,因而已是下真迹一等,无从直接了解当时的书写状态。自从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各种简帛终于从沉睡千年的地底重现真容,让我们可以真真切切地面对两千多年以前书写者的墨迹,无论对于书法史研究者还是书法临写者来说,都是一次石破天惊的大事,可称得上是书法研究史上的一场革命。
近年来,饶宗颐提出学术研究的“三重证据法”(即传世古书、考古实物和古文字材料)已远远超越了王国维所提出的包含“纸上之史料”(指《诗》、《书》等古书)和“地下之材料”(指殷墟甲骨和商周金文)的“二重证据法”。简帛书作为考古材料与古文字材料的双重身份,早已成为学术界的新宠,倍受关注。同时,作为一种书写形式,简帛书的书法学意义亦已受到推重,成为研究先秦书法史的不可绕过一座重镇。
图2 居延汉简
我们所关注的书法史,往往是名家书写的历史,如书写者或长于诗词,或雅擅丹青,或位居官位,又或其他方面名垂青史者,因而书迹得以流传于世。所谓“书以人传”或“书以人贵”便是此理,从魏晋王羲之以来到隋唐的虞世南、柳公权、颜真卿,两宋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直到元明清的赵孟頫、鲜于枢、文征明、祝枝山、徐渭、铁保、刘墉、郑板桥、何绍基、康有为等等,无不如此。但在简帛书法中,却并不如此。简帛书法并不具作者名姓,现在也无从考证其作者身份。作为在纸质类载体尚未发明以前的书籍文献和公私文件,简帛书法的书写者大多数只是普通的工匠或类似于今天秘书角色的人员,因而更能反映出当时的“流行书风”。由于材料和书写的工具不同、或者内容的相异,甚或是形制的不同,以及书写者的身份不同等,因而简帛书法表现出各自不同的艺术风格,如《河西简牍》古拙粗率,《居延汉简》挥洒淋漓、纵横张扬,《马王堆帛书》静谧淡泊,《武威汉简》端庄谨严……等等。没有统一的书风,成为这一时代平民书法的特色。
另一方面,简帛书法所记载之文字内容大多相当于今天所常见的书信记事、政府公文、或短笺便条,因而拘于不同的内容,简帛书法往往表现出不同的书写状态。除少量的一丝不苟、处于隶变中的汉简所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整齐与端正外(如《武威汉简》),绝大多数简帛书法多不拘形迹,自出机杼。明显看得出来,作者是在一种较为草率和急就的状态中一挥而就,客观上早就了简帛书法大多纯任自然、无拘无束的形态,这也是简帛书法刚一被发现,便受到书学爱好者和书史研究者追捧的主要原因。
图3 马王堆帛书
竹简的构造大多简面狭长,书写者往往拘泥于狭窄区域的限制,因而将字写得修长,纵笔取势,在方寸之中将篆、隶、真、行、章草各体运用得淋漓尽致。这种在章法布局上表现出的匠心独运,是汉简书写者的可贵之处。大多数汉简,均表现出错落有致、挥洒自然的书风;而帛书相对于竹简来说,发挥的空间要大一些,但却受制于内容(大多数为公文),因而反而要比竹简要规整与严谨一些。这是笔者在考量竹简与帛书的书风时所得到的视觉感受和美学体验。但不管是竹简还是帛书,它们和同时期的碑刻或青铜彝器上的书法相比,其书风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后者往往中规中矩,其书写者的个性不太突出,似乎可代表当时一种正统的书风。因此可以这样说,在简帛书出土以前所看到的中国早期书法史,是不完整的。当我们在饱览了全国各地出土的简帛书法,再对照传统意义的金石碑刻,共同来考察这段离我们最为遥远的书法史的时候,发现这段历史其实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近,其面目也越来越清晰了。这便是简帛书法的魅力所在。
当然,有一点必须注意的是,简帛书法既然不是专业书法家所为,我们在高歌其自然天成的率性之时,不得不认识到其中良莠不齐的史实。简帛中粗率得有些野狐禅的书法也不时可见(如《河西简牍》)。如果后学者或治史者囫囵吞枣式地全盘吸收,必将走向一个误区。这是笔者在遍览诸地所出简帛书法之后的另一感受。
图4 武威汉简
有意思的是,20世纪以来,自从简帛书法纷纷浮出地面,临习简帛者如雨后春笋般代不乏人。但真正有成就者,却微乎其微,能因此而成为书坛大家者,至今尚未出现。虽然也有如钱君陶、孙其峰等名家临习并卓有所成,但他们真正立足于艺坛的却并不是简帛书体而是其绘画艺术。这就说明一个问题,临习简帛者也许很容易,但要取得书法成就者却不太容易。简帛书法本来是在一种非艺术创作的形态中完成的。它的没有法度、没有拘束的书写状态是其魅力所在。这也许是简帛书法易学而难工的真正原因吧。
(本文原载《第八届中国书法史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作者朱万章系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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