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邬达克诞辰120周年
史学专家薛理勇解密邬达克的“上海建筑”（附照片）
番禺路上的邬达克纪念馆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记者 李婷
今年1月8日是匈牙利籍建筑师拉斯洛·邬达克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在上海，第一座以建筑师名字命名的“邬达克纪念馆”已在番禺路的邬达克自宅启幕。日前，记者独家采访了上海史研究专家薛理勇，听他解读邬达克在上海留下的建筑。
邬达克出生于奥匈帝国，却因缘际会成为了一个“上海人”。当25岁的他身无分文流落到上海的时候，他一定不会想到在远离故乡的这座东方城市，他的个人命运会与这座城市的梦想产生奇妙的契合。在这个“第二故乡”，他的才思喷涌而出，29年间(1918年——1947年)，由其设计建成的项目不下50个，单体建筑超过100幢，其中50多幢已先后被列为上海优秀历史建筑。
他一生90%的作品留给了这座城市。在上海人心中，他就是一名地道的“上海”建筑师；他的传奇，也是上海都市文化的传奇。
“被迫”流浪的建筑师
20世纪初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大批外国人涌入上海，在这里开办企业。邬达克便是其中的冒险家之一，然而，他的冒险却有着“被迫”的因素。
邬达克189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时期的匈牙利北部高地，父亲是营造商人，他从小就在建筑工地里摸爬玩耍。1910年，17岁的邬达克进入布达佩斯的匈牙利皇家约瑟夫技术大学学习深造，在大学的第二年，设计并参与建造了他的第一个建筑作品——女王教堂。就在邬达克行将大学毕业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年轻的邬达克参了军，1918年他被俘，几经周折最终在当年年底来到了远东地区赫赫有名的港口城市——上海。
那年，他25岁，身无分文，流落异乡。是他的建筑教育背景帮他度过了难关。最初，他在美国人开的建筑公司克利洋行找到了一份当助手的工作。邬达克的幸运就在于，他在上海的几十年，恰好赶上了上海的建筑黄金时代。当时的上海已是一座国际大都市，来自各国的建筑师和大批的“海归派”带来了世界上最先进时髦的建筑理论、建筑模式和建筑材料，上海因此成为展示世界近代建筑风格的大舞台。
在克利洋行的7年中，他谨慎细微，设计了一批包括医院、俱乐部、学校、银行、教堂、电影院、剧院在内的建筑。这段时期的代表作便是坐落在西藏中路与汉口路街角处的沐恩堂。沐恩堂带有明显的复古主义的色彩，重细节的装饰、复兴的哥特式塔尖，有着浓厚的欧洲情节。
邬达克真正意义上的声名鹊起是从1925年开始，他在圆明园路209号开设了自己的建筑事务所——邬达克打样行。花旗总会、大光明戏院、国际饭店、诺曼底公寓……一个个如雷贯耳的作品问世，让邬达克逐渐成为上海最有名望最活跃的建筑师。上海史研究专家薛理勇这样概括邬达克成功的因素：特殊身份+自身努力。因为是流亡到上海的，邬达克一直在寻求认同，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才争取到匈牙利国籍。这倒也带来了一个好处，他的事务所不属于任何国家，如果在建筑上出现纠纷，不用通过公共租界解决，在上海解决就可以了，这是一开始客户愿意找他的原因。后来则是因为他敬业——据邬达克的子女回忆，他们住在上海时，很少有跟父亲待在一起的时候。父亲总是在自己的书房里查阅资料，画图纸，或者是出去跟客户见面，去工地勘察工程，非常努力。
大光明大戏院：赋建筑以上海文脉
邬达克设计的建筑作品没有固定的风格，英式的、法式的、西班牙式的……但这些建筑都有一个特征——它们是真正从上海的泥土里“长出来”的。邬达克设计的每一座建筑都是为地基而生的，他很看重建筑所在地的“文脉”，使建筑优美、实用，与外在环境融为一体。
大光明大戏院便是成功的案例。其实，这座“远东第一影院”处于租界内被挑剩的位置，面积也十分有限。邬达克正是在“先天不足”的条件下，建起了能容纳2000多人的大戏院，成为沪上建筑业的传奇。
大光明戏院位于黄浦区南京西路216号，东近黄河路。戏院创办于1928年底，开张时，请梅兰芳、包天笑、严独鹤等名流揭幕，可谓轰动一时。可没过多久，因为放映丑化中国人形象的美国影片《不怕死》引起声势浩大的群众抗议，戏院卖座率一落千丈，在1931年11月宣告歇业。l932年，英籍广东人卢根与美国国际抵押银公司经理组成联合电影公司，租赁下了大光明及其附近一带房产，用110万两白银，拆除旧屋，重建10000平方米的建筑。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脱胎换骨，淡化观众对这家影院的坏印象，为此聘请当时已在上海声名鹊起的外籍建筑师邬达克承担设计。
大光明大戏院虽然地处跑马厅对面黄金地带，但用地逼仄。南京西路临街面狭小，与北面凤阳路也只有两开间的窄长通道相连，基地形状狭长而不规则。在这样的基地上做豪华的影剧院，绝对是个极富挑战性的课题。邬达克却创新地将观众厅布置成钟形，并设计了两部大楼梯直通二楼，竟建造出了上下两层2016个软座的大戏院，休息厅中央还布置了灯光喷水池，噱头十足，真正体现了“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功力。
大光明大戏院外形是艺术装饰风格(ARTDECO)，南立面采取横竖线条交错的形式，东侧入口上面有一乳白色玻璃板雨篷，其上是大面积玻璃长窗，形成强烈的竖线条。入口左侧上方耸立一方形半透明玻璃灯柱招牌，高达30.5米，晚上灯光透过乳白色的玻璃映射出来，光彩夺目，远远就能从周围建筑中脱颖而出，十分有招揽性。两大开间的底层门厅宽敞明亮，地面为嵌铜条彩色磨石子，西侧设售票处，东边设观众服务处，门厅左右倚墙设两个对称大楼梯，可直达楼座休息厅。楼梯两边墙上做大理石护壁，并有ARTDECO的装饰处理，楼梯的位置显要，处理简洁大方。从两个楼梯之间的通道进入一层腰果形的休息厅。
这一腰果形的休息厅可谓设计中最精彩的一笔。当然，这一神来之笔包括整个紧凑布局决非一蹴而就的事。根据当年的设计资料可以看出，老大光明戏院的门厅和观众厅在一条轴线上，均垂直南京西路布置，观众厅设计成椭圆形，与其说是观众厅，不如说是大舞厅，显然无法满足业主追求最大利益的要求。邬达克在此基础上修改的第一轮方案中，观众厅已改成声光效果最好、容积最大的钟形，但观众厅与门厅仍在与南京西路垂直的一轴线上，此轴线上布置三个不同形状的大厅；对称的大楼梯已出现，但不在门厅，而在中间大堂。在方案的第二稿中，观众厅被转向，沿基地长边布置，充分利用了基地，与后台联系更方便，大楼梯移至入口门厅中，但进入观众厅仍需经过三个不同的大厅空间，门厅与观众厅之间的轴线变化通过一个六边形的大堂过渡。二楼休息厅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喷泉，最终的平面布局已初见端倪，然而转折还比较生硬，形式也不够统一，而且观众厅前的休息厅显得过于狭窄。此时的立面以横线为主，主入口上部有一较高的竖板，似乎想做个制高点，使立面高低错落，不致过于单调，然而整个立面还比较单薄，横竖线条缺乏规律而略显凌乱。通过一年多反复修改权衡后，终于设计出这样布局紧凑、优美流畅的平面了，沿南京路的立面也变得有机、有力，入口左上方标志性灯塔在这最后阶段才出现在图纸上。
国际饭店：为第一高楼穿国产“衣服”
在邬达克的建筑作品中，国际饭店是一个无法被忽略的名字。这幢建成于1934年的建筑曾保持“申城第一高”纪录长达近半个世纪，测绘部门一直以饭店顶端旗杆中心的位置作为上海的原点。
国际饭店落成时，当时只有17岁的贝聿铭也在上海，他不相信一座高83.8米的大楼真的可以建成，还专门跑到建筑工地去看邬达克和他的事务所如何打地基、开始这幢第一高楼的建造。
据说，正是因为国际饭店，才使年少的贝聿铭将建筑定为自己一生的理想。
时间在上海滩上交错，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一代建筑师对另一代建筑师如何发生影响，但留下来的建筑勾勒了城市在时光中的容貌。那是1931年，金城、盐业等4大银行联合创办“四行储蓄会”，为树立形象，决定投资建远东最高楼。然而，70多年前，在上海这种软地基上盖摩天大楼，谈何容易。当时，公和洋行、康益洋行等沪上大公司都没有把握，是邬达克敏锐的判断和大胆的决定促成大楼建造。
当时的跑马厅一带寸土寸金，地皮仅有1176平方米。邬达克几易草图，最终定稿为一幢美国现代派风格的摩天大厦，地上22层，地下2层，高度83.8米。整栋建筑为钢框架结构，钢筋混凝土楼板，平面布置成工字形，立面采取竖线条划分，前部15层以上逐层4面收进成阶梯状，造型高拔。其地基均用美国红松，5根一捆，用蒸汽机打桩，最长的桩达39.8米，接近大厦地面总高的一半。由于桩又密又深，所以近代上海高层建筑中，它沉降最少。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时候的上海，绝大多数高层建筑使用的均是进口石材饰面，邬达克却让国际饭店内外统统穿上国产的“衣服”——大楼的外墙，1层至3层用青岛崂山黑花岗石贴面，4层至22层用泰山砖厂的棕色面砖；内部门厅，地坪用山东玉佛石铺砌；大厅柱子和墙面，均是国产大理石，淡黄、淡绿相互映衬，十分华美。邬达克曾多次到现场，与中国建筑工人探讨施工问题，饭店建成时，还与工人合影留念。薛理勇透露，正是因为邬达克，国际饭店使用的国产建筑材料之后被许多建筑商广泛使用，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建筑材料行业的发展。
在当年，上海国际饭店运用的许多设施堪称尖端，比如纵贯整栋大楼的奥的斯电梯等。饭店拥有3部时速达每分钟600英尺的自动电梯，可迅捷直达顶楼。当年除了纽约有2部这样高速的电梯外，国际饭店成为世界上第二家拥有这样先进、现代、新型电梯的大饭店。国际饭店营业后，不少高档社交活动纷纷来此举行。1935年2月18日，梅兰芳与胡蝶赴苏联访问前夕，外交界、影视界的人士假座此处二楼举行盛大的欢送会。从当时拍摄的新闻电影中可以看到，著名影星阮玲玉也在场，她频频露出动人的微笑。可谁也没有料到，只过了短短18天时间她便告别了人世。号称默片时代影后的阮玲玉竟在国际饭店内为世人留下了她人生的最后一个微笑。
从1934年到1982年，在这长达48年的岁月中，国际饭店一直将申城第一高楼的桂冠牢牢地戴在自己头上，直到改革开放之后的1983年才易手于高91米、共26层的上海宾馆。更值得骄傲的是，刚建成的国际饭店还是当时整个远东地区的第一高楼。直到上世纪60年代，日本才出现比它更高的建筑。
仍有作品尚未被认定
在上海，由邬达克主持设计的建筑如珍珠般散落在大街小巷，这些建筑涉及办公、医院、教堂、学校、私宅、工厂等，所在区域从外滩附近蔓延至西郊，乃至吴淞口。薛理勇认为，实际上邬达克还有不少作品至今尚未被认定或无人知晓，这之中，住宅类的房子最多。新开张的邬达克纪念馆中陈列的邬达克的照相册以及私人信函泄露了天机。在这些相片和私人信函中，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建筑，也有一些生面孔，邬达克在上面标明了地址和简短的说明。
其中，有被俗称“白宫”的汾阳路79号住宅，邬达克注明“Beudin-house”；今汾阳路150号住宅，被称之“白公馆”，邬达克在照片下注“Madierhouse”。Beudin汉名“盘滕”，旅沪法国商人；而Madier全名HenriMadier，旧译“麦地”，这二人均是万国储蓄会的发起人和主要股东。薛理勇还见过另一本相册，其中一张是今太原路160号的太原别墅，上标拍摄时间为 “Dec.15TH.1925.”，注明“DUPACRESIDENCE”，即“逖百克住宅”。逖百克是法租界大律师，也是万国储蓄会的法律顾问和大股东之一。
薛理勇推测，为了给股东分红，万国储蓄会当年兴建了一批高档住宅作为抵扣，请来的设计师正是邬达克。
万国储蓄会开张于1912年，由法国人在上海法租界爱多亚路7号(现为延安东路)设立。它以有奖储蓄的办法吸引了大量资金，在我国风行了20多年。储蓄会实行会员制，凡参加储蓄者即为会员。会员又分全会、半会、四分之一会三种，全会每月必须储款12元（当时一个男性全劳力的月收入在4-6元之间），半会每月存储6元，四分之一会每月存储3元，连续储蓄20年后，公司一次性偿还全部储蓄的本金、利息、红利，会员不得中途退会，但可以转让。公司提取当月储金的25%为奖金，以2000户为一个单位公开开奖，设头奖（2000元）、二奖（300元）、三奖（200元）、四奖（100元）各一名，并设末奖（12元）200名。2000户会员一个月的储蓄总额为24000元，25%的奖金为6000元，头奖到末奖的奖金总额为5000元，尚余1000元则作为开奖及宣传活动的开支。
这种储蓄方式吸引了无数的中国人入会参加储蓄，据1934年统计，该会会员达13万人以上，吸收储蓄6500多万元，占全国储蓄的1/5强。在此基础上，储蓄会有足够的时间和余地发挥资本的作用。他们组建了“中国建业地产公司”，开发和经营上海的房地产业。事实上，楼盘或楼房名称中有“I.S.S.”字样的，实际上都是中国建业地产公司的产业。而这些建筑多半由邬达克曾经工作过的克利洋行设计。早在1919年，邬达克就帮克利洋行完成了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9-11号的万国储蓄会新楼设计和监造。1925年前，他又帮克利洋行为万国储蓄会设计了诺曼底公寓（即今淮海西路1842-1858号武康大楼）、戤司康公寓（即今淮海中路1200-1220号淮海公寓）等一批高档公寓和花园洋房，不但名声大振，也让他与万国储蓄会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薛理勇认为，基于这层关系，万国储蓄会主要股东的住宅很可能出自邬达克之手，对它们的研究将丰富上海建筑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