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明朝“空印案”

蒋戬

    近日，拜读孟森先生所著《明史讲义》，对洪武年间发生的“空印案”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尤其是张士利上书太祖朱元璋的那番陈词，对其顿生敬佩之情的同时，亦油然而生一种悲怆之感。 

    “空印案”，生动折射出朱元璋以重典惩贪杜弊、整饬吏治的思想。其偶然得知官府在核对钱粮数额中，长期使用空印文件已成惯例，便怀疑官员存在营私舞弊之举，更认为这是对皇权权威的轻视。因而一时盛怒，遂兴大狱，致牵连者甚多。张士利之兄，时任湖广按察使佥事的张士元，也因该案被问罪下狱。张士利深感不平，为兄上书伸冤。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诛之，何以使受诛者无辞?” 

    概括来讲，张士利所持态度为:倘若国家对禁用空印文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且已昭告天下，触犯者就应当受罚。反之，就不应对其惩处，否则，难以服众。 

    首先，从法理学角度看，法律要起到令行禁止的作用，必须先要加以公布，而公布是法开始生效，具有约束力的前提。故张士利“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的观点实际上是反对朱元璋在“空印案”中以随心所欲的“心治”或“身治”为表征的人治。 

    其次，将此话置于当今法学语境与中国法治环境下考察，则不难发现其意蕴与我国刑事司法制度颇有契合。详言之: 

    其一，体现了刑法“罪刑法定”的基本原则，即:法无明文不为罪，法无明文不为罚。成文律法是“何为罪”及“何为罚”的绝对前提与基础，无此则必将导致罪刑擅断、法外用刑。 

    其二，与“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原则相符，即:正所谓与刑事诉讼法“作奸犯科者，绳之以法”，须应有犯罪之实、违法之实、证据之实，方得定罪量刑。 

    张士利生活在封建社会，时值中央集权制的鼎盛时代，皇帝作为最高立法者和执法者，凭其主观臆断，行使自由裁量权，这并不奇怪。但难能可贵的是，“空印案”发生后，在朱元璋震怒、群臣噤若寒蝉这种令人窒息的政治氛围下，张士利敢于直言不讳，阐明兴“空印案”之大狱并无法律依据，若仅凭怀疑、猜测，就疑罪从有、滥用刑罚，使上千无辜者为惩治莫须有之罪名付出或死、或杖、或戍的代价，成为善法沦为恶法的牺牲品。那么，法律的稳定度、严肃性与公信力势必大打折扣。 

    然而，不幸的是，张士利至情至理的申辩不仅未打动朱元璋，反而更加激怒了他。最终，“空印案”以张士利、张士元两兄弟被判有罪并发配到江浦罚作劳役，朱元璋“竟杀空印者”而收场。 

    至此，钦佩与悲怆交融之余，不禁感叹张士利之生不逢时!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