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历史关系专号之三
【编辑说明：元明间的连续与断裂之辩，可谓见仁见智。李新峰教授《论元明之间的变革》（原载《古代文明》第4卷第4期，2010年）针对宋元变革论、明中期变革论、宋元明过渡论等学说所主张的元明两朝之间主要表现为连续而非断裂的观点，提出新论，认为元明之间发生了比两宋、宋元、明清之间更加全面、深刻的变革，元明之际与明中期变革之间的“明前期”可以被视为一个有独立价值的历史单元。我们节略这篇论文的部分章节，省略了许多细节考证与论述。引用请以原发表版本为准。】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以“中国中心论”为号召的“内部视角”，对宋代以来中国历史分期的新认识可以归纳为三类。
第一类可称“明中期变革说”，认为明代中期以后出现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变革，是中国历史上的划时代转变，以并未发生王朝更替的明代中期为历史界线，分别强调两宋、宋元、明清等王朝更替事件的历史变革意义。
第二类可称“宋元变革说”，认为与宋代的巨大进展相比，宋以后的中国演变缓慢乃至陷于停滞，强调金元北方征服王朝的长远影响，相对忽略甚至否认明中期变革，也不甚关注那些同为王朝更替的元、明与明、清之间的变革可能性。
第三类可称“宋元明过渡说”，认为应首先从连续而非变革分期的角度去认识宋代以来的历史，认为变革现象应置于连续的长时段经济社会史视野，去认识接续而非断裂作用。
上述学说分别对两宋、宋元、明清之间的变革意义进行了深刻的阐发，唯独对元明之间，有的论证其连续性，有的提到变革但置于较次要的位置，更多的默认连续性。
我们有必要对此议题重新审视。
明朝疆域全图
明朝是一个以汉族分布区为限的汉族国家，元朝则是一个具有复杂统治结构的多民族帝国，明朝虽然取代了元朝在中原汉地的统治，却没有理由去继承、模仿元朝的政治理念和体制。相反，明朝以恢复中华、特别是恢复汉族政治传统相标榜，揉合取法于汉唐宋旧制的、明朝建国历程中形成的特有的、元朝自然沿续下来的三种体制因素，造就了在君权、中央政府机构、中央与地方关系、政区、兵权分配方面都面目一新的明初政治体制。在明前期的体制演变中，出现权臣的可能性进一步降低，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强化，以文制武的统兵模式确立，走向了防止臣僚专擅、地方割据、武将跋扈的宋朝制度传统。
简而言之，明朝在本质上与元朝划清了界限，明初政治制度是汉族传统、红军特点和元朝基础的混合体，后来则向汉族传统中的宋制回归，与元朝之间表现为巨大的变革和明显的断裂。
明初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表现为明显连续的几个现象，同时也表现为强烈的变革与断裂。宋元繁荣的工商业与海外贸易之终结自不待言，江南经济在1000年间的连续性和领先地位虽不容怀疑，但明初的震荡无疑超过宋元之际和明清易代，当与太平天国时期相提并论。宋代以来，南方与北方各自保持基层体制的连续性，但都需要接受明初取代一切传统组织的里甲制度，接受国家掌控每一个个人的管理方式。理学观念从南宋到明初实现了制度化、常识化、世俗化的连续过渡，但最终是由突然出现的明初高压国家强力推动、突然完成的，导致了一个空前绝后的严整的社会文化秩序。
凡此种种，无不直接源于这个全面革新政治体制的新兴国家空前强大的干涉甚至支配，体现了受政治影响的综合历史变革。
元明之间表现为巨大的变革和明显的断裂
元明之间的变革，与此前的宋元、此后的明清等两次王朝变更相比，哪一次的变革幅度更大，历史意义更突出呢？
就地缘形势而言，元灭宋，汉族王朝首次彻底沦亡，北方民族的优势达到顶点；明逐元，首次恢复汉族王朝对汉地的统治，一度重建类似汉唐的声威；清灭明，重建类似元王朝的对东亚大陆的统治。这三次王朝更替中，统治阶层均有南北民族之变，王朝都有帝国与民族国家之变，版图都有大陆性与区域性之变，可以说都是东亚大陆历史上的极端性篇章，变革幅度不相上下。
就制度渊源而言，元灭金以后，行尚书省、路府州县之设多有模仿金制者，但作为基本国策的仍是怯薛、千户、分封等草原政治传统。元灭宋之前已经是一个制度成熟、体系完善的超级大帝国，东南土地与人民的加入，基本没有影响到元朝的国家体制，元朝只是因东南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在故宋之地采取了与北方有别的区划、赋役制度。所以，作为对中原汉地的外来、外部统治者，宋元之间不存在制度继承与否的问题。明逐元后，虽然因自身制度建设匮乏而不得不继承众多元制，但保留建国前地方政权特征，刻意模仿汉唐宋等汉地旧制，与元朝的断裂非常明显。与此相反，清灭明并且扩建帝国后，为了以区区小众有效统治广大汉地，不得不在维护满洲特权利益的前提下，行清承明制之实。三者相较，制度这种最易于体现连续性的历史现象，在宋元之间、元明之间均表现出了巨大的断裂。
就王朝更替后的内部演变趋势而言，元朝基本上没有表现出统治策略或制度上的更新，明朝与元朝渐行渐远，而向宋朝制度回归，清朝则把汉族政治文化发扬光大，在君主专制方面实行了变本加厉的革新，实现了明朝未能实现的政治理想。三者都沿着建国之初设定的方向演进，则明朝对于变革的巩固最为彻底。
明朝与元朝渐行渐远，而向宋朝制度回归
在经济领域，元朝继承了两宋以来对繁荣发达的工商业的扶植与参预，也继承了唐宋以来持续发展的海外贸易事业，对被征服的东南地区未形成严重破坏。与元朝相反，明朝尊奉简单的重农抑商政策，严厉压制、操控了工商业，基本取缔了海外贸易，对作为东南核心的江南地区实施重点打击。清朝出于政治、军事需要，对明朝中后期出现的海外贸易、江南重心地位，基本上采取了类似明初的禁海和其他一些压制破坏政策，对官私工商业则采取控制与扶植并重的做法，没有造成明初那样彻底的经济动荡。
毫无疑问，宋元、元明、明清三次王朝更递，元明之间的经济变革是三者之中最剧烈的。
在社会领域，元朝对汉地人口、家庭、职业、人际关系等各方面的影响相当巨大，但对社会分层、基层组织影响不大。蒙古人自身拒绝汉化，即使付出统治秩序被颠覆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可以说实现了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部分改造。
明朝继承了元朝的户籍分类等形式，但力图洗去元朝的痕迹，以强大的国家控制力为后盾，推行了户籍制度和里甲黄册制度，对阶层、组织进行了深度重组与改造。清朝与蒙古人相反，统治阶层汉化，对汉地社会基本上未予触动，只是顺应明中期以来的演变趋势对卫所、里甲、保甲等进行调整。可以说，元朝与明朝对社会的改造方向各异，程度则不相上下。
在文化领域，元朝统治者对中原文化不感兴趣，又无意中奉行宗教、观念宽容政策，所以未曾触动北方地区和东南地区的文化生态。明初对意识形态、教育体系和士大夫进行了严格的统一管制，造就了一个与此前此后形成巨大反差的、持续一个多世纪的“淳朴”时代。清代的文化管制力度甚于明朝，曾一改晚明文化风气，且一度以文字狱的方式愈演愈烈，但管制的结果更多地是文化钳制，未能真正控制全民观念。应该说，明清两朝的建立都带来了文化观念的巨大变革。
明清两朝的建立都带来了文化观念的巨大变革
总而言之，元明之间的变革幅度，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不仅大于明清之间，而且比宋元之间也有过之而无不及，理应成为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中的一道重要界线。这对于认识宋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整体演变过程，会起到什么参照作用呢？
北方民族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革，可以归纳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纯粹的对经济社会诸层面的破坏，第二个层面是给中国文化特别是以后的历史注入了不可忽视的外来元素，第三个层面是其负面影响导致了随后乃至长时期的发展停滞。宋元变革论主要是从第三个层面来淡化元明清王朝变更和历次经济增长、彰显金元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但是，与宋元之际的破坏和破坏导致的变质、转向、停滞相比，元明之际的建设和建设导致的回归、转向，至少同样值得重视。一方面，外来入侵的破坏尽管在某些领域相当明显，但总体来说仍然无法深入汉地社会的基层、民间、地方、观念，无法动摇中原文明的整体特征，而明初国家对社会、经济、文化的改造和干预，却在不改变华夏色彩的表象之下对全社会进行了深度塑造。另一方面，明朝在政治的地缘格局、制度来源、变化趋势方面，在文化的国家意识形态方面，都体现出对宋代的强大回归趋势，而在社会组织、经济政策方面又体现出与宋元迥异的方式和效果，这些都不是金元“后遗症”所可以涵盖的历史现象。
如果把宋元明清这个整体过程分为前后两部分，那么，突出“元明变革”的宋元与明清这个貌似古典、权宜的分期模式，其合理性绝不会在突出“宋元变革”的两宋与元明清分期模式之下。
外来入侵的破坏总体来说无法动摇中原文明的整体特征
以王朝兴亡为界的“明清”概念，会遭遇明中期变革这个不争史实的挑战。在“明中期变革论”的视野中，16世纪以来的变革不但是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也体现在除王朝变更以外的各种政治领域，不但是全方位的，而且是空前的，比以往的王朝变更具有更深刻的历史意义。所谓“明清”、“明清社会经济”，已经越来越习惯于指向“明中后期和清”，而变革之前一个多世纪的“明前期”，似乎只是一个“明清”的模糊的前期附属物。
无论改朝换代的历史变革多么重大，也不会削弱明中期这个分期标志的合理性和解释力，但既偏重政治文化又注重综合的元明分界线，另有不可忽视的价值。
一方面，明中期的全面变革，除了有外来因素如海外贸易复苏、白银大量流入乃至世界贸易体系初现端倪之外，主要动力应该还是中国社会内部的长期积累，而时代前后相续的“明前期”可能与此动力有最密切的关系。明初的文化高压和社会控制导致明前期的文本生产规模较小，与印刷出版业终于繁荣昌盛的明中后期相比，体现明前期社会状况的史料非常匮乏。这个在后人心目中的“淳朴”时代，有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已经出现了后来的变革趋势，却因史料匮乏而被掩盖的“前”变革时期呢？甚至，有无可能正是这“淳朴”伴随的管制下的长期稳定秩序，才为明中期变革提供了真正深厚的土壤呢？
另一方面，明中期变革除了在政治、文化方面继续向宋代的回归之外，在经济、社会领域也出现了类似宋代的现象。这隐隐体现出宋代以来中国历史走向的深层潜流，相比之下，无论金元还是明前期都可以视为不和谐的插曲。这正是李治安注重“元及明前期”整体特征的原因。但是正如本文所展示的，宋代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金元所继承而被明朝所斩断的，特别在经济与社会层面，是“明前期”而非“元及明前期”才构成了从宋元到“明清”之间最显著的断层，才是明中期变革姗姗来迟的原因。如此，明中期变革又是在什么内部动力的推动下发生的呢？甚至，它是否在一定程度是因为和明前期的突兀、沉闷对比，才显得那样石破天惊呢？
是“明前期”而非“元及明前期”才构成了从宋元到“明清”之间最显著的断层
无论是作为前奏还是断层，“明前期”与明中期变革的独特密切关系，使得它成为一个介于元明变革与明中期变革之间的特殊时期，表现出与前后迥异的历史特征。这与宋元明过渡论所秉持的连续理念或平缓进展的历史认识稍有不合。就历史连续性而言，元明之间至少可以说发生了脱离连续轨道的、比其它时期更加强烈的震荡，对变革和对连续的认识可以并行不悖。
就平缓进展的历史认识而言，宋元明过渡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两宋变革和清中期变革为前提，来突显两者之间的连续演变过程的，而两宋变革主要基于对地方社会组织模式的观察，清中期变革主要基于对全国人口、经济新状况的认识，两者的综合变革意义并不突出。
“宋元明过渡说”对“盛清”的理解，把清前期国家在政治领域的成功与后来的经济大增长接合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明清王朝变更与清中期变革的距离。但“盛清”说的视野受明清之间的特殊连续现象影响，对以往的王朝变革采取淡化处理方式，其中格外忽视明清变更之前的那个元明变革的意义。
如果把两宋、明清与元明之间比较，把清中期与明中期比较，后者的变革特征会更加突出，既然两宋之间、清中期可以视为变革时代，元明之间、明中期其实至少有同样的理由成为历史界线，这就使得过渡论失去了证明宋以来历史连续性的逻辑基础。
“盛清”格外忽视明清变更之前的那个元明变革的意义
总之，宋元变革说、明中期变革说、宋元明过渡说均淡化元明易代的历史变革意义，其实元明之间的变革幅度超过宋代以来任何其它王朝变更，元明之际与明中期之间构成了一个突兀的、特殊的“明前期”。明前期既不应该与元代构成一个整体，也独立于一般观念中的“明清”之外，可以视为宋代以来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独立历史单元。在此视野下，对宋代以来的中国历史或可衍生更加丰富的认识。
本文作者（右一）与王小甫、吴玉贵、张帆等在吉林集安考察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