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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的由来
nzpeach
>《历史地理军事》
2016.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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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墨”的由来为何?
传说古代在没有墨的时候,写字和画画很不方便。周宣王时,有个叫邢夷的人很擅长绘画。一次,他因为弄脏了手,来到附近的小河清洗,正洗手时他看见旁边有一块乌蒳八黑的东西,好奇的捡起来一看,发现是块松炭,然后就给澤了回去。
他不经意的看到自己的手,噗…笑了出来,没想到刚刚洗过的手更黑了。他心里想,松炭可以把我的手染成黑色,那就应该能用它来写字和画画。邢夷随手就捡起松炭带回家了。
邢夷回到家里后,很快就把松炭磨成粉末,再加了一些水,但是怎么也凝聚不起来,他左思右想都没想到好办法,就在这时,他的夫人因为叫他吃饭他没听见,所以索性把糯米粥端到面前让他享用。
邢夷好像半醒似的双手拿着松炭末,全都倒进粥碗里,忽然间碗里马上变成了黑糊糊的半固体状了。邢夷看到之后,很高兴的将碗里的东西再作搅拌。这时,邢夷发现夫人的袖口上有块地方特别乌黑。
邢夷问夫人:“这片乌黑是怎么回事?”夫人一看:“喔!这是刚刚在灶炉下做饭时碰到的锅灰!”说完,就用手拍来拍去,但怎么也无法处理掉袖子上的脏东西。
这回,邢夷又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锅灰可比我检来的松炭更黑,粉末也更细,用它来写字是最好不过的了”。
邢夷便把锅灰弄下来再跟水一起搅拌,用筷子蘸了些,就在墙上画了几笔,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墨汁。
虽然邢夷发现了这样可以方便写字,但它却携带不便。邢夷就用之前的办法把糯米熬成粥,和松炭及锅灰混合着搅拌,再经过揉搓后变成方条,然后拿去晒干,要用时只要再加一点水磨一下,就可以用来写字和作画了。
邢夷刚开始把这个墨条取名为“黑土”,又觉得不妥,便把“黑土”两字合为一起单字“墨”,历史称这为“邢夷墨”,这也是中国最早的一块墨了。《述古书法纂》有记载:“邢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指的就是这个。
中华老字号:“戴月轩”毛笔
湖笔产于浙江天兴县的善琏镇,历史上属湖州管辖,因而所产之笔称为“湖笔”。湖笔风格齐全,品种繁多,根据使用和原料不同,可分为羊毫(羊毛)、紫毫(兔毛)、狼毫(黄鼠狼尾巴上的毛)、兼毫(前三种毛的混合物)四大类,规格有250多个。羊毫最软,紫毫最硬,狼毫锐而健,兼毫则刚柔相济。
湖笔关键在于毛尖上那段透亮的部份,称为“颖”。制成一支湖笔要经过70多道工序,每道工序要求都很严格。湖笔内外优美,具有尖、齐、圆、健四大特点。而由戴月轩制造的湖笔更是品质精良,具有提而不散、铺下不软、笔锋尖锐、刚柔兼备的特点,故而深受文人墨客、画家学士们的喜爱。
“戴月轩湖笔徽墨店”是整个北京琉璃厂惟一一家以人名作店名的老字号,它以制售湖笔而闻名。该店原名“戴月轩笔墨庄”,后改为“戴月轩笔铺”,匾额是徐世昌所书。
戴月轩,名斌,月轩是其号,是“湖笔”故乡浙江湖州人。幼年来京,在北京琉璃厂东口的贺莲青湖笔店当学徒。他学艺刻苦,短短几年便掌握了制笔诀窍,未出师便小有名气。
他制笔的技艺高超,经他整修出的笔特别好,书写者使用起来与同样的湖笔相比有迥然不同之处。后来,他便在毛笔杆上刻上自己的名字出售。天长日久,这家笔店的毛笔声誉大振,戴月轩三字也出了名,在许多书画家笔筒中都备有戴月轩毛笔。
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戴月轩和几个制笔工友在琉璃厂开设了一家以自己名字为店名的前店后厂式笔墨庄——“戴月轩笔墨庄”。店中所制售湖笔的原料均由浙江湖州进货,再亲手加工、精修、整理后出售,以保证其正宗。
戴月轩毛笔具有毛笔尖、齐、圆、健的“四德”,品种繁多且各有特色。山羊毛制作的羊毫笔性柔软;野兔毛做的紫毫笔性硬健;黄鼠狼毛做的狼毫笔性中常。还有用羊毛、兔毛、狼毛混合制成的羊紫狼毫笔;也有用貂毫、鸡毛制成的毛笔,都具有不同的功能和用途。
另外,有些采取特殊工艺加工的精品,如乌木镶头、玉杆或玉顶,再配上锦盒包装,更是古色古香,格外珍贵。
中华老字号:“荣宝斋”字画
在琉璃厂西街,有一家经营字画的百年老店——荣宝斋。有多少人知道,一百多年前,荣宝斋只是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店;又有多少人知道,当年荣宝斋曾经靠出售官员名录《缙绅录》而发家,分店遍布南京、上海?
据有关史料所载,荣宝斋的前身是南纸店松竹斋,始建于清朝康熙十一年(公元1672年),后于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更名为荣宝斋,至今已有300多年的悠久历史。
松竹斋的创办者是浙江绍兴人氏,姓张,他最初是用其在京做官的俸银开办了一家小型南纸店。
纸店的经营范围主要是三部分:一是书画用纸,以及各种扇面、装裱好的喜寿屏联等等;二是各种笔、墨、砚台、墨盒、水盂、印泥、镇尺、笔架等文房用具;三是书画篆刻家的笔单(所谓笔单就是书画篆刻家们经过名家推荐,订出其作品出售的价格标准)。
松竹斋代客订购,可以从中提成。同时挂笔单的书画篆刻家们又在该店购买纸张笔砚等各种用品、使松竹斋有一笔很可观的稳定收入。
那时琉璃厂内最出名之南纸店,首推松竹斋,因其承办官卷、官折而得名。盖专制承平时代,朝内衮衮诸公无所事事,乃于阅看外省各大吏呈递奏折时,挑剔其件中之破体字及与各种款式之不符者,以为尽心于国事也。
大凡臣下呈递折件,字要工楷洪武正韵,尤当谨记本朝历代皇帝之庙讳,与天边皇、背旨、落地臣,种种之避忌。稍有疏忽,即被阅折大臣指出,轻则罚俸,重则降级,是以封疆大吏均皆引以为戒。故对于选用奏折,必须纯洁无疵者为上上品。
琉璃厂松竹斋深知奏折关系本人前程者甚大,对于此事十分留心,每一白折必经十数人之手拣选而得,稍有微细之墨迹即打入残货推内,故其价比较他铺昂贵半倍有余。凡售出者,绝无丝毫毛病,用主买去准可放心。因而各省疆吏,皆知松竹斋货物可靠,由此生意更见发达。
但是,松竹斋的店主毕竟是官宦之家,并不精谙于经商买卖之道。到了道光年间,松竹斋的生意传到了张仰山的手上。张仰山的书法篆刻堪称一流,但兴致用心却不在店铺的生意上,松竹斋的生意日渐萧条了,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
不久,气恨交加的张仰山便撒手人寰,紧随其后的独生儿子也不幸英年早逝。整个家族的重担都落在了张仰山的儿媳张李氏的肩上。此时的松竹斋已是债务缠身。在众人眼里,这份家业似乎已走到了油枯灯尽的一天。
在张李氏的主持下,松竹斋聘用商人庄虎臣为经理,下决心弃旧图新、改变面貌。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将店名改为“荣宝斋”,取以文会友,荣名为宝之意,并请当时著名的大书法家陆润庠(清同治状元,曾任国子监祭洒)题写了荣宝斋的大字匾额。
随有时光的推移,业务领域的不断扩展,以后荣宝斋又以其绝技木板水印闻名中外。
木板水印是中国特有的一种古老的手工印刷技术,用这种方法印制出来的中国画酷似原作,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这是当今任何印刷方法都无可与之相比的。当年,就连齐白石老先生面对荣宝斋复制后的自己作品,也难辨真伪。
中华老字号:“一得阁”墨汁
北京“一得阁”墨汁,距今已有近140年的生产历史。
相传清朝同治年间,安徽一位姓谢名松岱的书生进京赶考,结果名落孙山,不想身边盘缠又已用尽,不得不流落北京街头。正值穷愁潦倒之时,他忽然想起当时在考场上研墨的情景,深感研墨太费时间,耽误答卷。既然在考场上研墨既费时又费力,能不能有一种可以直接用于书写的墨汁呢?
于是,谢松岱亲自动手试验,经过多次的选料研制,终于摸索出用油烟加上其他辅料可以制成同墨块效果相同的墨汁。他将自己精心研制出来的几瓶墨汁拿到考场外面兜售,结果深受考生欢迎。
于是,这位书生放弃了考试做官的念头,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在北京琉璃厂西街44号开设了第一家生产经营墨汁的店铺,自书对联“一艺足供天下用,得法多自古人书”,并取上下联的头一个字“一得”,亲手书写匾额“一得阁”,悬挂于门前。自此,一得阁的声誉不胫而走,蜚声京城。
谢氏身后无子,在他去世以后,店铺传给学徒。后来,“一得阁”声誉日臻,生产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在天津、上海、西安、郑州等大城市先后开设分号,买卖更加兴旺。当然,“一得阁”其后的大规模生产墨汁,已经改造制墨原料和工艺,而非早期的制墨之法了。
现今“一得阁”墨汁是采用四川自贡的高色素炭黑、骨胶、冰片、麝香、苯酚为原材料,运用传统工艺精细加工而成。
四川自贡的高色素炭黑色深光亮;骨胶具有托浮力,使墨着纸而不湮;冰片、麝香均为香料,清香四溢;苯酚是防腐剂,使墨汁长期贮存不腐不臭,一年四季都可使用。
所以,“一得阁”墨汁具有书写流畅、色泽乌黑光亮、香味浓郁、写后易干、耐水性强、适宜揭表等特点,得到了书画界的一致好评。
中华老字号:“胡开文”墨店
墨是中国古代文房四宝之一,历史悠久。西周时期出现了人造墨,春秋战国时期墨被广泛使用,以后不断创新、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高峰。
据《徽州府志》记载,徽墨创始于唐末,易州(今河北)著名墨工奚超因战乱,携子廷圭南逃至歙州,因此地多松,又有清泉可供制墨,便定居下来,重操制墨旧业。
不久,他制出“丰肌腻理,光泽如漆”的佳墨,被南唐后主李煜视为珍宝,遂令奚廷圭为“墨务官”,并赐姓李,奚氏一家从此变为李姓。李墨顿时名扬天下,时有“千金易得,李墨难求”之说。
在这种风气的激荡下,各朝制墨高手纷纷涌现,推动了徽州墨业的发展。到了清代,徽墨制作出现四大名家,即曹素功、汪节庵、汪近圣和胡开文。胡开文墨店作为后起之秀,善于把握时机,在商业竞争中逐渐领先,名列清代四大墨家之首。
胡开文旧居位于休宁县海阳镇齐宁街育才巷内,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是一座由大厅、客厅、花厅、八合院、四个四合院、五个大三间以及帐房、厨房等组成的建筑群,内有128个门洞相互连接。
房屋前后还有花园式的庭院,现已毁坏过半。胡开文是绩溪人,旧居却座落休宁县城;其本名胡天柱鲜为人知,却以开文名世。欲解其中之谜,不能不说到其创业的历史。
胡天柱(1742年~1808年),原名胡正,字柱臣,号在丰,绩溪县上庄乡人。乾隆二十年(1755年)从家乡来到休宁县城汪启茂墨店当学徒。由于干活勤快,不怕吃苦,为人诚实,善于经营,因此在16岁时被汪启茂招为上门女婿。
乾隆三十年(1765年)承租屯溪汪采章墨店,这标志着胡氏墨业的肇始。乾隆四十蒳年(1782年)承继汪启茂墨店。胡天柱接管墨店后,回想到孔庙内“天开文运”匾额的象征意味,于是撷取中间两字,将“汪启茂墨店”改名为“胡开文墨庄”。
关于改换店名一事,在民间还流传着李廷圭梦点胡天柱的传说。胡天柱继承岳父汪启茂墨店时,已濒临倒闭,他日夜思索着如何振兴店业。
有一次他从老家绩溪上庄村省亲回来,经过一座叫“溪源”的山。爬到半山腰,天色已黑,只得摸到附近一座山神庙里宿夜。睡至半夜,忽然眼前一亮,只见一位白发老翁手托一墨,飘然而来。
老翁在他面前站定,问道:“你就是休宁汪氏墨店的胡天柱吗?”胡天柱说:“正是。老翁怎知贱名?”
老翁笑道:“我便是南唐李廷圭,知你接替汪氏墨店,店业待兴,特来转达神明旨意。你可将店号改为‘开文’,取‘天开文运’之意。”说罢,将印有“岭耀彩”字模的神墨交与胡天柱,飘然而去。
胡天柱从梦中惊醒,朦胧间见庙堂正上方有一块斑驳的匾额,上书“岭耀彩”四字,大喜过望。胡天柱回到休宁,当天就挂出了“胡开文”招牌。
接着,根据梦中的幻境,融合徽州山水的风光,花了九九八十一天时间制作了一套“岭耀彩”墨模,用它制出的墨立刻震动了制墨界和文坛。胡开文墨店很快兴旺起来。
胡开文墨店之所以卓立于世源于其一流的质量,而产品的质量往往取决于原材料的质量。为了保证原材料的质量,胡天柱令其子在黟县渔亭办了一爿正太烟房,利用渔亭一带丰富的优质松木,精炼松烟,这就为优质产品提供了重要的原料保证。
此外,他改革配方不断提高生产工艺标准,终于生产出一批墨质极佳的著名珍品,如“苍佩室墨”、“千秋光”、“乌金”等。他所制作的“集锦墨”则长期当作贡品送入宫廷。
“鱼戏莲墨”是他制作的一锭名墨,墨体呈手卷式,长12.3厘米,宽6厘米,厚1.4厘米,重157克。
墨的正面是当时户部尚书、歙人曹文埴所书乾隆皇帝五言绝句:“鱼戏莲叶壮,潜跃适生殖,周南喻民劳,慎哉鲂尾赤。”字体为楷书填金,末款书“臣曹文埴敬书”,并附“臣”、“埴”之连珠印。墨背面镂鱼戏莲图,体现江南盛世景象。一侧楷书“乾隆年制”,一侧楷书“胡开文造”。
胡天柱以墨业致富后,曾捐官而获从九品头衔,被赐予奉天大夫,成为正宗绅士。胡氏后人世代制墨,1915年所制“地球墨”获巴拿马博览会金奖,使胡开文墨业又一次大放光辉。
中华老字号:“曹素功”墨庄
曹素功,原名圣臣,字昌言,号素功,安徽歙县岩寺人,清代制墨名家。他原是一位秀才,由于一直未能走上仕途,便在家乡潜心经营制墨。
早期,曹素功继承其亲戚明末著名制墨家吴叔大经营的“玄粟斋”墨店,以其墨模制墨,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壮大。
后来,曹素功研制出一套黄山图的集锦墨,这套名贵的墨,共三十六锭,分别代表黄山三十六峰,每锭墨形、色彩均按黄山各峰形状、大小、特征而定,拆开时,是黄山诸峰,独立成景;拼合起来,恰巧是一幅完整的黄山全景。
康熙皇帝巡视江宁时,曹素功将他精心设计制作的黄山集锦墨作为贡品献上,康熙帝看后赞叹不已,亲自为该墨赐名为“紫玉光”。从此曹素功墨名声大噪,后为避康熙“玄烨”之名讳,改店名为“艺粟斋”。
据《墨林初集.墨品赞》记载,曹素功的制墨主要有“紫玉光”、“青麟髓”、“千秋光”、“笔花”、“天琛”、“天瑞”、“非香”、“大国香”以及集锦墨“豹囊丛赏”等名墨,墨品既注重实用价值,又讲究制作精美,“其配方神秘,做工考究,名闻天下。”曹素功墨从此走上了徽墨之冠的宝座。
曹素功墨庄乾隆年间迁址苏州,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又迁址上海,子孙相传,历经十几代,绵延近400年,有“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的美誉。
曹素功墨庄制造的墨锭有着独特的优点。首先,它的选料十分考究,尤其是高级油烟书画墨,更是如此。它的原材料是以桐油、麻油等动植物油料燃炼成墨灰,再配上上等的纯牛皮“广胶”作为原材料,然后加入金箔、天然麝香、梅片、冰片和其他名贵中药材,精制而成。
其次,曹素功墨庄的墨锭制作工艺十分考究,从材料选择,到配制、燃炼、成型、出厂,每一道工序都有独到的技术要求。于是,经过特殊技术燃制而成的曹素功墨锭便具有以下特点:
(1)墨锭发出紫玉光泽,历久不褪。
(2)蘸笔不胶,入纸不晕。
(3)香味浓郁,防腐不虹。
(4)坚而发墨,托裱不化。
曹素功墨庄生产出来的墨锭具有以上独特的“国粹特色”,用曹素功墨庄的产品,“作书色泽黝而能润,作画神彩焕发,浓而不滞,淡而不灰,层次清晰”,能够充分表现出文人墨客所要表达的意象、物像,能够传神写照,因而,这样的产品不仅在中国书画界备受欢迎,而且也为世界文化界所瞩目。
天下第一墨
清朝康熙年间,乌海图是徽州知府,他不但贪赃枉法、鱼肉乡民,在任内短短几年间,就把富庶美丽的徽州古城搅得百姓生活困苦、民怨沸腾。乌海图为了自己仕途能更上层楼,还派属下四处收集奇珍异宝上贡朝廷。
一天,他从重金收买的皇宫眼线得知康熙皇帝最近迷上“墨宝”,不由得喜上心头。因为就在他管辖的徽州城内,就有许多制墨高手,其中有一个叫曹素功的秀才,他家墨坊制出的墨用料考究,墨身雕有不同的图案文字,做工十分精巧,几乎就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品。
但曹素功为人脾气古怪,从不肯为别人专门设计,只凭自己的爱好而制作。曾有许多达官贵人带着文字图案请他制墨,都被他当场回绝。这次乌海图和师爷亲自登门拜访并委托他制墨,不知是不是迫于乌海图的淫威,他爽快地答应了。知道的人都为他叹息,也有人说他假清高。
曹素功毫不理会这些流言蜚语,亲自带人上黄山的天都峰伐来几棵百年老松,运回墨坊经多种程序的精心制作后,只剩最后一道工序--雕刻。曹素功花了两天两夜将自己关在雕刻房,终于把乌海图想要的墨宝完成了。
这块椭圆形墨宝散发着淡淡麝香味,上面精雕着徽州古城和黄山峰图案,当乌海图一见这墨宝,不由得眉开眼笑说∶“曹先生果真是制墨高手,难怪你敢在墨面刻上‘天下第一墨’这五个字,真是名不虚传!如果能博得皇上欢心,本官一定厚赏你!”
不久,这块墨宝便就出现在康熙皇帝的御书房。康熙皇帝见“天下第一墨”这五个字刚劲有力,忍不住想试看看这墨有何奇特之处。于是亲自研磨墨汁,并挥笔在宣纸上写下“天下第一墨”五个大字。
等字迹风干后,康熙帝开始细细观赏,初时只见宣纸上的字墨乌黑发亮,与平常并无不同,可是拿远侧看,五个大字竟发出淡紫色的光芒。“真是天下第一墨宝呀!”康熙帝不由得赞赏起来!
再仔细玩赏,忽然发现“墨”字上下两字分得太开,不但不符章法,且图案中的黄山峰顶上的太阳也没涂金粉。康熙帝满怀疑问,心想有机会倒要问问这制墨高手,这是何故?
隔天早朝时,康熙皇帝命小太监把这块“天下第一墨”拿给群臣轮番观赏,还把自己写的那幅大字向他们展示。消息一下传到徽州城,乌海图好不得意,摆酒宴、请戏班唱大戏,一连热闹了三天以示庆贺。
曹素功真是一举扬名,各地墨商都纷纷赶到徽州城向曹素功订购墨宝,这下也招惹城内同行妒嫉,但曹素功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整天皱着眉头长叹气。
第二年开春一过,曹家墨坊忽然来了两个客商,一个相貌堂堂,自称是京城来的墨商“黄三”,另一个显然是跟班。他们拿出一张两万两的银票,还带来一张“天下第一墨”的拓图,说是花重金收买皇宫太监才取得,想订制一模一样的的墨宝。
曹素功当场回绝并说:“原以为皇上是识墨之人,所以费心给他制了‘天下第一墨’,但看来皇上也看不出我墨中的奥妙呀!”
黄三爷听了说:“我听朝中大臣们说,皇上不但赞赏你所制的墨宝,还亲自写了‘天下第一墨’五个大字,而且发现所写的字侧看会出现淡紫光芒,说有机会要见你一面呢!”
曹素功摇头说:“我不是想让皇上看到这些,而是雕在墨身上的字和图案呀!墨制得再好只是书画之用,让皇上知道这一州百姓生活疾苦才是主要的啊!”曹素功看黄三爷不吱声,便说:“黄三爷远从京城来,不如先陪黄三爷出外走走,制墨之事日后再商量吧!”
黄三爷立即答应了,于是一行三人走到大街上,看到一个衣衫不整的年轻人,正跪在许国大学士的八角牌楼下磕拜,嘴里喃喃自语:“许阁老呀,你得为晚生做主……还我娘子啊!”
黄三爷见了忙问其故,曹素功低声说:“这是当地的方秀才,前年春天他和娘子到郊外踏青,碰上知府大人的公子,那公子见他娘子美貌非凡,便仗着家势把她抢去。谁知方秀才的娘子是个烈性女子,在经过‘万年桥’时,便跳进河中自尽了!”
黄三爷听完怒问:“难道这里没有王法吗?”曹素功摇摇头说:“我再带你去一个地方,你就知道有没有王法。”
他们转到街尾的一片废墟前,曹素功指着废墟说:“这原是城中首富赵百万的家。因为知府大人知道他家有一祖传翡翠白菜,就要他交出来,说要进贡给皇上。但赵百万不答应,当天半夜这里发就生火灾,赵百万一家二十余口全都葬身火海。听说那翡翠白菜已进皇宫,当今皇上哪里知道这棵白菜是多少人命换来的呀!”
走了大半天,天色已暗下来。黄三爷要回客栈休息,约好来日再与曹素功商量制墨之事。
第二天一早,黄三爷独自一人来到曹家,神色凝重的说:“昨天与曹先生在街上走了一趟,回去后再细品先生的墨作,觉得图案中的‘墨’字上下分离太多,实是故意所为,分明是说图案中的徽州城,乃天下第一‘黑土’啊!”
曹素功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说:“黄三爷真是我的知己啊!如果皇上也像你一样洞悉这墨宝里的秘密,能把这乌海图狗官查办了,也就不枉费我苦心制出那‘天下第一墨’了。”
黄三爷听了“哦”的一声说:“曹先生不必灰心,多行不义必有报应,依我看乌海图也快活不了几天了!”曹素功看了黄三爷一眼笑笑说:“真如黄三爷所说,曹某到时就送你一块真正的‘天下第一墨’!”
没想到黄三爷的话很快就应验了,第二天早上,徽州城里来了大队官兵,把知府衙门团团包围,原来两江巡抚于文龙大人接到皇上密旨,特从杭州带兵来这里查办乌海图。当日午时三刻,乌海图就被押往菜市口开刀问斩!乌海图被斩后,徽州城内百姓都欢欣鼓舞,家家燃放爆竹,比过大年还要热闹。
这时,两江巡抚于文龙也陪同黄三爷来到曹素功的墨坊,黄三爷的随从大喝一声:“曹素功,还不快跪下叩见皇上!”曹素功好像并不吃惊,领着墨坊的一帮伙计跪地高呼:“吾皇万岁万万岁!”
黄三爷笑着上前扶起曹素功说:“其实朕的身份曹先生早就知道了,这次微服私访能遇先生,朕不虚此行呀!”
曹素功赶忙道:“草民不敢欺瞒皇上,宫廷中有位画师是我小时同窗,他曾给草民看过皇上的画像,所以皇上一进墨坊,说要买‘天下第一墨’墨宝时,草民就猜出皇上的身份了。”
说着曹素功转身进了墨坊,出来时手里捧着一块椭圆形的墨宝,墨宝上那黄山峰顶的太阳也涂上金粉了,正闪烁着金黄色的光芒。曹素功微笑着说:“皇上,这块墨是我早就制好的,下面该写什么,还是请皇上御笔亲题吧!”
康熙皇帝哈哈大笑道:“朕可不能学那乌海图贪得无厌呀!曹先生之前已经送了一块‘天下第一墨’给朕了,这块墨宝你还是自己留着,不过这字朕还是要题的!”于是命人取来文房四宝,就挥起狼毫在宣纸上写下“紫玉光”三个遒劲的大字,还在旁边落了款。
后来,曹素功把这“紫玉光”三个字和“康熙御笔”的落款,雕刻在那块椭圆形墨宝上,作为他们曹家墨坊的镇店之宝。自此,“紫玉光”墨宝之名誉满天下,人们不远千里前来求购徽州曹家墨宝,他们不仅是冲着这墨宝的名气而来,更景仰制墨大师曹素功智告赃官的智慧和高尚人品。
盛世明君唐太宗之书法逸事
唐太宗李世民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在中国书法史上,他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唐太宗从小就受翰墨薰陶,虽然半生戎马倥偬,但只要有机会就会挥毫作书。
唐太宗在《指意》中说:夫字以神为精魄,神若不和,则字无态度也,以心毫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他尤爱王羲之的书法,谓之“尽善尽美”。曾下诏重金征求羲之遗墨,并自撰《王羲之传》。
据载,唐太宗每得王帖,不仅自己锐意临仿,还命诸王子临帖五百遍。唐太宗的书法深得王羲之神髓,笔划爽利,激越跌宕而又浑然天成。其所书的〈晋祠铭〉不仅开了行书于碑之先河,而且也是难得的书法名碑。
唐太宗练字
唐太宗的笔法源自“二王”,但他也很善于向当时的书家学习。他在处理政事的空闲时间里,潜心研习书法,经常与大臣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切磋书艺。被誉为“初唐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虞世南,精通古今,文章书法下笔如神,唐太宗一向很尊敬他,也经常临摹学习虞世南的书法。
在练习书法的过程中,唐太宗深感虞世南字体中“戈”字最难写,不容易写出其中的神采。有一次,他练习“戬”,因怕写不好有失体面,于是便故意将“戈”字空着不写,而私下请虞世南代为填补。
随后唐太宗请谏议大夫魏征观看,并征求魏征的意见说:“你看朕的字是否像虞世南的字?”魏征恭恭敬敬地仔细看了一遍,含笑道:“臣不敢妄加评论陛下的书法。”唐太宗说道:“你直言无妨,朕恕你无罪。”这时魏征才奏道:“今窥圣作,惟戬字戈法逼真。”唐太宗不禁赞叹魏征的眼力高,也更看重虞世南的书法了。
李世民身体力行地倡导书法,促使唐代书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
唐太宗设宴写飞白书
飞白书是一种书写方法特殊的字体,相传为东汉书法家蔡邕受了修鸿都门的工匠用帚子蘸白粉刷字的启发而创造的。飞白书的笔划有的部分呈枯丝平行,转折处笔划突出,显现苍劲浑朴。北宋黄伯思说:“取其发丝的笔迹谓之白,其势若飞举者谓之飞。”“书圣”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俱精于飞白。据《书史会要》载,“(唐)太宗善飞白,笔力遒劲,尤为一时之绝。”
唐张彦远在《法书要目》中记载着这么一个故事。贞观十八年二月十蒳日,唐太宗在玄武门召见三品以上大臣,并且设宴款待他们。在吃饭期间,唐太宗提笔写飞白书。大臣们看了十分赞赏,乘着酒兴争着从唐太宗手里夺取墨迹。散骑常侍刘洎跳到皇帝的龙床上抢到了飞白书,其不得者纷纷指责刘洎踩了龙床,冒犯了皇上,罪该万死。
唐太宗笑了笑,很风趣地说:“过去只听说嫔妃找藉口坐皇上和皇后的车子,今天我却亲眼看见常侍大臣跑上皇帝的龙床上了!”
御史萧翼智赚〈兰亭序〉
唐太宗十分喜爱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收藏了许多王羲之亲自书写的作品,据说有三千六百幅。但是,他一直没有得到〈兰亭序〉。为此,唐太宗一直感到很遗憾。
当年王羲之的〈兰亭序〉作为王家的传家之宝,一代一代往下传。到王羲之的第蒳代孙智永时,他出家当了和尚,便把〈兰亭序〉传给他的弟子辩才。辩才如获至宝,将它藏在梁间暗槛中。唐太宗得知〈兰亭序〉在辩才的手中,曾三次向辩才索要〈兰亭序〉,均被他矢口否懧。太宗无奈,便命“负才艺多权谋”的“智略之士”监察御史萧翼相机行事,计取真迹。
萧翼扮成一介穷书生,带着“二王”的一些杂帖拜访辩才,两人一起谈诗论赋,品书赏画,十分投机,于是便成为了朋友。一次,辩才透露他藏有〈兰亭序〉的真本。萧翼佯笑道:“经过多次的战乱,〈兰亭序〉的真迹怎么还会在呢?我想肯定是别人仿写的。”辩才和尚见他不信,便从梁间暗槛上取下了〈兰亭序〉。萧翼仔细观察,故意说道:“果然是仿写的。”两人为此争论了起来。
第二天,等辩才有事出门,萧翼赶忙取下〈兰亭序〉真迹,来到地方官处,命令他传辩才面叩朝廷御史。辩才到后,萧翼对他说,他奉圣旨来取〈兰亭序〉,现在已经到手,特唤他来告别。辩才听后,大呼上当,气昏在地。
回到了京都,萧翼把一切禀报了皇上。唐太宗得到了〈兰亭序〉真迹,高兴极了,特别奖赏了萧翼,封他为员外郎。唐太宗把〈兰亭序〉放在座旁,早晚观赏,并令人摹刻翻拓,赐给他的皇子近臣。到临终时唐太宗还留下遗诏,要把〈兰亭序〉作为陪葬品,埋入昭陵。
这一故事记录于唐人何延之的《兰亭记》中,唐代大画家阎立本根据这一记载还创作了一幅〈萧翼赚兰亭图〉,流传于世。
翰墨精神
王羲之,字逸少,号澹斋,我国东晋时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称为“书圣”。其字飘逸而端庄、真率而蕴藉,自然生姿,又给人以静美之感,被誉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
王羲之从小就喜欢写字,7岁时字就写得很端正了,12岁时在他父亲的藏书中发现有前人写的《笔论》,便悄悄的拿出来懧真阅读。他父亲发觉后,恐他看不懂,就对他说:“等你长大了,我会给你看的。”
王羲之跪拜说:“现在就让孩儿看这书,教孩儿书法吧!”他父亲高兴的说:“好吧!你一定要记住学书法不仅仅局限于笔端纸墨之间,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写字与做人的学问。只有人品高尚,书法才能超凡入圣。”
王羲之牢记父亲教导,日夜阅读各种经书和《笔论》,勤学苦练,因常临池书写,就池洗砚,时间长了,池水尽墨,人称“墨池”。他做人诚实、举止稳重,书法上博采众长,兼善隶、正、行、草各体,尤善隶书。
相传王羲之有一次来到了神奇秀丽的天台山,山光胜景使他的书法也得到润色,但他对自己所写的字还不满足。忽见来了一位鹤发银髯的老人,笑呵呵的对他说:“你的字写得不错呀!”王羲之说:“哪里!笔力不足,请您多多指教。”
老人拿起笔写了一个“永”字,说:“我看你志坚心诚学写字,让你领悟一个笔诀。把这个‘永’字写好,书法的真功夫就在其中。”老人给他一笔一笔讲解笔画和架子结构,并告诉他写字要净心,要永远保持高洁的心境。
王羲之顿觉心明眼亮,连连拜谢先生教诲之恩,再看时,老人已飘然离去。王羲之急忙喊道:“先生家居何处?”只听空中隐隐约约的传来:“卿的书法感动我,我乃天台白云……”王羲之得白云先生指教后,练字更加勤奋,就住在山中一个岩洞里静心抄写了道经《黄庭经》,这是一部道家修道之书,他的书法笔势也更加开放俊明、结构严谨。
一次,晋元帝要到北郊祭祀,让王羲之把祝辞写在一块木板上,再派工匠雕刻。工匠在雕刻时非常惊奇,字迹竟然渗入木头三分多,众人赞叹说:“王羲之的字真是入木三分呀!”(成语“入木三分”即源于此。)王羲之因才华出众,被朝廷任命担任过刺史、右军将军等(人们也称他王右军)。
他淡泊名利、爱民如子,到任会稽郡守时,正值当地遭受旱灾,他先行开仓赈饥,救助百姓,然后详细列灾情上报,多次上书要求减免赋役,为民请命。虽身为地方官,但对国家政治弊端和百姓宿愿的大事,每每直言上谏,因此而触怒权贵,他毅然辞官不做,决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
王羲之始终保持质朴的本色,虔心信道、修道,他的美文妙笔《兰亭序》、《十蒳帖》等,堪为我国古代书法艺术灿烂的瑰宝。他以纯正的心感受天地造化自然万物之美,探索宇宙的深奥精微,印证到书艺上,在《书断》中说:“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在《兰亭》诗中说:“大哉造化工,万殊莫不均。”在给友人的信札《十蒳贴》中表达了对友人的关怀和尊道爱民的思想。他这样总结作字:“凡书贵手沉静,含意在笔前,字居心后,未作之始,结思成矣。”“争先非吾事,静照在忘求。”懧为静心凝神、心正气和,才能写好书法。
王羲之书品亦如人品,清秀超逸、精妙绝伦。李白称赞说:“右军本清真,潇洒出风尘……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王右军》)唐太宗李世民评价王羲之书法尽善尽美,称其性格“以骨鲠称”,骨鲠意即耿直、正直,并亲笔撰写了《王羲之传论》,提倡天下学习他的字体,尤其隶书。
王羲之身处乱世,能够坚守信仰和节操,不事权贵,人们懧识王羲之的书法之美,更重要的是懧识到作为文人应具有的正气和风骨。
隶书的渊源
汉字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流传数千载,具有高度艺术成就。其书体变化丰富多彩,概括起来大体可以分为:篆书(包括大篆和小篆)、隶书、楷书(也叫作真书,包括魏碑和唐碑等)、行书、草书。在这五种书体中,篆书、隶书和楷书都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依次孕育、转化,逐渐形成的。
隶书始创于秦代,普及于汉魏。晋代人卫恒的《四体书势》说:“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注:指吏役)佐书,曰隶字。”后世也有“秦狱吏程邈创隶书”的说法,其实程邈应该是将当时这种来自民间的书写体加以搜集整理而已。
秦代是书体继承与创新的一个重要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蒳曰殳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当时字体的面貌。
秦朝官方用的书体是篆书,称为“秦篆”,又叫“小篆”,但是当时的各种量器都需刻有诏书,而书刻时间紧迫,不能拘泥于篆书圆转的笔划、谨严的体势,于是利用了趋向横直方拆、便于写刻的笔划。这种变圆为方,变弧线为直线,在转变处采取折笔,不用篆书的转笔,的确比篆书的写刻要快捷、方便得多。故古人说:“篆之捷,隶也。”
早期隶书的字形构造,保留篆书形迹较多。后来在使用过程中加以发展,成为笔势和结构与小篆完全不同的一种字体。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
隶书在汉代获得发展和成熟
西汉前期,农业经济的逐渐恢复,手工业的发展,商业的繁荣,国家的统一,各地交通的发展,都促成文字书写的相应发展。这样,隶书的应用广泛了,逐渐取代了篆书的地位,而成为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隶书发展到东汉达到了成熟阶段,并被逐渐加工、整理和规范化。其笔划的趋向工整,波势的产生,点划的俯仰,以及带装饰性的挑法,都是这种规范化的结果。
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与篆书相比,隶书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呈长方形状,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从书法的技巧来看,西汉隶书之点萌如儿童用笔,其后渐次进步,执笔正直,起笔、止笔、波磔等,亦能逆笔突进,或捩、或押、或浮,故至东汉隶书用笔的技巧,比篆书圆转的线要复杂丰富得多。故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刘勰在《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东汉是隶书进入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其碑刻文字,数量比较多,又各具风貌,五彩缤纷,姿态万千,各臻其妙,是汉隶书体一大宝库。
东汉二百多年间,是“八分”体的全盛之时。
在此期间,采用“八分”字体的碑碣,数不胜数,仅传世的拓本就约有一百余种,东汉年间的碑碣,如“石门颂”碑、“乙锳”碑、“礼器”碑、“孔庙”碑、“华山庙”碑、“史晨”碑、“西狭颂”碑、“熹平石经”碑、“韩仁”碑、“尹宙”碑、“曹全”碑、“张迁”碑等,其碑文有纵长茂密者、有宽平疏落者、有朴茂雄万者、有骏爽疏宕者、有高浑凝整者、有华艳秀丽者、有丰厚温润者,无不各极其态,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到了晋唐,虽然楷书已非常盛行,但隶书依然不废,直至今日,这也正是由于隶书的结体和运笔都很富于变化、风格多样和艺术性强的缘故。
书圣之师——卫夫人
卫夫人(公元272~349年)名铄,字茂漪,河东安邑(今夏县尉郭乡苏庄)人,东晋汝阴太守李矩之〔,世称“卫夫人”。卫夫人的从祖卫觊、从伯卫?、从兄卫恒,都是著名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卫夫人继承先祖家传之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
从存世书迹看,她的小楷深得钟繇神气,其笔法结体不在王羲之《曹娥》《乐毅》之下。卫夫人最善隶书及正书,曾拜钟繇为师,深得其“古隶”及“汉隶”笔法,据她自述:“随世所学,规摹钟繇,遂历多载。”她将卫氏家传之风融为一体,创立了一种新的隶书,时称“今隶”。
唐代书法家韦续曰:“卫夫人书,如插花舞女,低昂芙蓉;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又若红莲映水,碧治浮霞。”连用三组美丽的形象来比拟其书法,可知卫夫人的书法充溢着美感,带有女性特有的妩媚娇柔的风格,又与钟繇迥异其趣。这是卫夫人结合自身气质特点,在学习钟繇基础之上的发展和创造。
韦续因此将卫夫人归入著名书法家,列为上品之下,即第一等第三级。唐代李嗣真对此持相同意见,他在《书后品》这样评价卫夫人:“卫正体尤绝,世将楷则。”卫夫人正书,被评论者誉为楷书之法则,她为魏体的创立,以及向隋唐楷书的过渡拓平了道路。
唐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张怀罐称誉其书能“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婉然芳树,穆若清风。”更加把卫夫人的书法归入妙品,仅仅屈居最高一等神品寥寥数人之下。杜甫诗曰:“学画先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卫夫人的正书,方笔凝重、体态端庄、字体端正、用笔合法。她那种精湛纯熟的笔书,姿态妩媚的形神可称“源远流长,曾未深有。”
卫夫人在书法理论上亦有创见。她写的《笔阵图》,仅五百余字,全面深入地参考了有关的书法理论,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她在书中首先提出,书法之妙“莫先乎用笔”。主张学习书法要上溯其源,师法古人,反对谙于道理,学不该赡,以致徒费精神,学无成功。
卫夫人又以简练的文辞,对笔、墨、纸、砚的选择,执笔部位及传统书法的法则,均作了深入浅出的阐述,强调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卫夫人在《笔阵图》中理论之精辟,见解之卓越,堪称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之精髓。
“书圣”王羲之就是从师于卫夫人,可谓她的衣钵弟子。他在〈题夫人笔阵图〉一文中说:“余少学卫夫人画,将为大能。”由此可见卫氏书法造诣之深。
书圣王羲之(下)
王羲之之子王献之书法亦造诣非凡,“内擫近古,外拓趋今。古质今研,不言而喻。”穷微入圣,由于对书法的巨大成就,父子二人被誉为“二王”,变古趋今,独步书坛。以“二王”为代表的晋代书法,代表了中国书法的高度,成为书法史上的并峙的双峰。
其实“二王”书是神为人奠定的正统书风。王羲之的书法合自然之姿,刚柔兼济,美仑美奂,处处渗透“不激不励,风规自远”的中和之美。
藏骨抱筋、含文包质、温尔文雅,这种俊迈蕴藉、神骏天真的审美意识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才会被历代帝王所重,被历代文人学士奉为圭臬。正是这一刚柔相济的书法获得了“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的美誉,从而雄视百代,规范了两年的中国书坛。
今人变异观念,对王羲之书法的浅表理解,使王书似乎越来越成了漂亮与甜美的象征,很多人一提到二王书,首先想到的是婉转流美,一提到赵孟俯就是圆熟,媚如其人,实在是表面的很,哪里知道他们的真实意义。
梁武帝所看到的是“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时人的评价是“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体会的是书法蕴含的力量,而不是婉转柔美。
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在当时绝不是一句形容的话,王羲之笔力雄健,笔法超绝,其笔力之巨是后人无可比拟的。在浑圆平和之中蕴含无穷力量,契合传统文化的精神。如行云流水,感受到的是浑然天成的天籁之美,平和之下涌动的无限力量。
后世懧为社会是进步的,一切艺术都是发展的,以此割裂分解文化的庄严神圣。“风情笑拍古人肩”,懧为自己和他们一样,甚至已经超过了他们,以所谓今天的所学藐视古人,俯览先辈,内心充满了优越感。
汉代、魏晋之书,大唐书法,构建了一座座令后人仰止的丰碑,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色。或许蔡、钟境界并不在二王之下,针对不同的层面,唯是历史的安排。
上古之人,说出的话,或许就像诗一样美,我们看《诗经》,朴素自然,好像简单,却内蕴深远;看似随便,实无处不合机要。古人讲“无法而法”,不讲法度却一切都暗合法度,自然而然。今天讲这话,却是乱象丛生,真无章法规矩了。
书法以简静平和为上,弩张剑拔为次,狂怪诡异为下。只有在中正平和的时候,才是理性的、善的,才是美的、正的。去私欲,摈杂念,修心净虑,通神明之德,承圣人之训,宣善扬德,而化天下。
随着人心的变异和道德的下滑,渐渐以自我为中心,所谓个性复苏,个体觉醒。“信手拈来自有神”、“吾自写我家法”标榜个性,鼓吹自我,以为法为我开,一切为我所成,藐视传统,讪笑古人,发泄情绪,极力宣扬个人面目。
后人以晋人尚韵,唐人尚法,宋人尚意论及前代书法,语出明代董其昌之口,形象别致。王羲之被推为书圣,为万世法,后代所有书家都在学习他,难道没有法吗?意境高远,难道不尚意吗?风神醇厚,仅是一个“韵”字吗?其实法、意、韵俱在,全而不显,正是高于后人之处。
后世强调书法特色,要有个人面目。常因囿于技法的表面,在一定层次上,再难以提高,不知从心性品操提升,而是几乎都走了改变书法文字表面的跌宕变化,误以为这才是书法之正路。
清代杨钧言:“凡面目特异者,其道必小。字之冬心板桥,一入藩篱,终绝出路,小道数载可成,中庸百年莫尽”。真正面目诡异,很奇特者,其道必小。像金农、郑燮,二人都是近代名气很大的人。你说是特色,其实也反应了他们的不足。其实他们的书法也是走了怪异之路,当为下举了。
南朝齐国人张融,喜欢书法,皇帝见了批评他没有二王之法,张融道:“不恨臣无二王法,恨二王无臣法”。是何等之自负,后来很多人引为冲破藩篱、自立门户的壮语。然千秋而下张融之法安在?终究是偏门小道。
其实王羲之秉承天命,天造其极,绝非后世狂妄所端倪。王羲之天赋超凡,蒳岁善书,“十二见前代《笔说》于其父枕中,窃而读之,父见其小,恐不能秘之。语羲之曰:‘待尔成人,吾授也。’羲之拜请,今而用之,使待成人,恐蔽儿之幼令也。父喜,遂与之。不盈期月,书便大进。卫夫人见,语太常王策曰:‘此儿必见《用笔诀》,近见其书,便有老成之智。’流涕曰:‘此子必蔽吾名。’”
王羲之人品高尚,超尘绝俗,委任自然,一派晋人风度。尽管家世显赫,但不慕荣利,辞官之后,遁迹山林,修心向道。高洁的品性和淡远的怀抱,令人敬仰;书法“声华四宇,价倾五都”,留下了很多典故和传说,为传统文化奠定很多方面和内涵。
相传蔡邕神授笔法,撰《笔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等。曾书写《黄庭经》,书毕,空中传语:“卿书感我而况人乎!吾是天台丈人”。书法之妙,果然通神。
但是,到今天他的书法真迹,一个字都没有留下,今天传世书法全是复制品。后人懧为〈兰亭序〉殉葬昭陵,王羲之的不世之作从此便成绝响,成为千古憾事。
其实一切都是安排的,当时用那种方式把王羲之的书法整理推广到全社会,留下了大量的名家仿作,滋育了当时的几乎所有的书家,便消失于历史之外了,给人留下一串谜团,茫然而来,悄然而又被收走了。
正如吴道子的画一样,或许后人实在不配看到他们的真迹,能看到临摹之品就已经不错,缘分就不浅了。其实唐时是千余件,到宋太宗时尚存160余件,到现在竟然一个字也没有了,岂非天意?
书圣王羲之(上)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以黑白二质,用灵动的线条传达幽深之理,体现玄妙之意,融人生体悟于笔墨浑化中。兼具音乐、舞蹈之美。所谓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墨气四射,臻达无穷。
这种以线条表意明道,以简略之迹传神造境的观念,正是中国书法的精要。
汉代以后,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众体兼备,成就辉煌,涌现出一大批彪炳千秋的书法家,尤以王羲之最为杰出。王羲之家世显赫,世代簪缨,自己做到将军,人称“王右军”,为人性情豪爽,潇洒俊逸,学识渊博,最令人称道的是他那一笔让人惊叹的天人之书,“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在两千年书法史上无人能出其右。
王羲之自幼勤习书法,师从当时著名书法家卫夫人。后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广闻博取,探源书理,精研书势,而成自然超迈、神骏典雅的书法。正如张怀?《书断》所言:“千变万化,得之神功,自非造化发灵,岂能登峰造极”。
其诸体皆精,自成一家,真行尤为卓著,为百代法,亦是草书的完善者。真书多以小楷传世,有〈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孝女曹娥碑〉等。平和简静、丽质天资、不施粉黛,“笔势精妙,备尽楷则”,因其去古未远,故而高妙绝伦。
行书自然洒脱、俊逸雄健,有〈兰亭序〉、〈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奉橘帖〉、〈丧乱帖〉等。特别是〈兰亭序〉万法齐备,炉火纯青,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晋穆帝永和九年,时任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的王羲之邀亲友在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祓禊之礼,面对良辰美景,饮酒赋诗,王羲之乘兴挥毫,“思逸神超”,用蚕茧纸、鼠须笔,一气呵成,写下这清逸遒劲、一片神机的〈兰亭序〉,这也是他平生最得意之作。
笔势雄健,一点一画都富有情趣,书写时悠游自在,心手相应,把萧散超脱之意发挥的淋漓尽致。中锋起转提按,如行云流水,全幅意境浑穆,神气洞达。可以说是境与神会,真气扑人。
王羲之在当时已名倾朝野,其后梁武帝萧衍对他推崇备至,搜集二王书法作品达一万五千纸以上,视为至宝。至大唐太宗皇帝更是喜爱他的字,予以高度评价:“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
唐太宗亲自为《晋书.王羲之传》撰赞辞,懧为右军书法“尽善尽美”,全力收集王书,并让释怀仁集王字集自己所撰〈圣教序〉,令当时书法名家临摹〈兰亭序〉及其它作品,极力推广王羲之书法,使王羲之书法从此受到社会的普遍推重。
后武则天遍求王书,王羲之的九世重孙王方庆将家藏十一代祖至曾祖二十八人书迹十卷进呈,编为《万岁通天帖》。宋太宗赵光义醉心翰墨,购募古代名家墨迹命摹刻《淳化阁帖》,其中一半为二王作品。
宋仁宗、宋高宗、康熙、乾隆等历代皇帝都以王羲之书法为正宗。后世虽不乏浅薄狂妄者,即使近代碑学极盛,欲以北碑颠覆传统帖学,但始终未能动摇其崇高的历史地位。
王羲之书法清旷优雅,散淡自然,正是晋代书法风韵的集中体现,所表现的韵味,从内容和形式臻达神采和形质的完美统一,成为中国书法文化中最为亮丽的风景,王羲之书法对后世书法影响巨大,滋润并成就了一代代书法家。
隋代的智永,唐代诸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和颜真卿等无不受王羲之书法影响,曾有“虞世南得其美韵”、“欧阳询得其力”、“褚遂良得其意”、“薛稷得右军之情”之说。
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元代赵孟俯,明代董其昌等名家无不崇尚王羲之。欧阳询说:“冠绝古今,唯右军工逸少一人而已。”李嗣真《书品后》云:“右军正体……可谓书之圣也。”
梁武帝评价王羲之的书法说:“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唐太宗李世民评他的字:“烟霏露结,减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
因为他的书法骨力强健,合乎自然,“天造神运,变化悠忽,莫可端倪”,后人誉之为“书圣”。
为什么王羲之的书法被历代如此看重,成为千年正宗了呢?表面上看是经历代帝王的推崇,加上他博采众长,精研体势,人称创出妍美流便、秀丽俊逸的书风,懧为王羲之是中国书法由“古质”、走向“今妍”的关键性人物。
魏晋之际,人以清简为尚,虚旷为怀,而成一种风流蕴藉的文化氛围,故晋人书,风神疏逸,姿韵萧散,自有一种超然于尘表之外的雅逸之风。
性情淡泊虚怀大度苏轼逸事
北宋一代宗师苏轼,他的诗词、散文、书法,世称“三绝”。而他性情淡泊,性格洒脱,虚怀大度,屡处逆境却不改忠君爱民,甘为苍生造福的高古风范,更引历代文人士大夫竞相折腰。
宋元符三年五月,苏轼在流放中遇赦,结束蒳年流放生涯,从海南北归。苏轼北归一路受到热情款待,有人是他朋友,有人慕其文名。路经靖江的时候,许多文人朋友都来拜见他,但章惇的儿子章援却没来。当年苏东坡作主考官,亲自第一名录取章援,按照当时的传统,章援当为苏轼之门生。
原来,当时传闻,苏轼北归将入朝拜相。曾在哲宗朝为相的章惇之子章援,因害怕其父曾经对苏轼的迫害甚多,而受苏轼打击报复,特意写了一封长信给苏轼,请求他的宽宥。对官场恩怨早视作过眼烟云的苏轼即作覆书,坦诚相告:“伏读来教,感叹不已。某与丞相定交四十余年,虽中间出处稍异,交情固无增损也。闻其高年,寄迹海隅,此怀可知。但以往者,更说何益,惟论其未然者而已。”这种不咎既往,珍惜情谊,以德报怨的胸怀,着实令人击节赞赏。
苏轼与章惇确有“同年”之谊。宋仁宗嘉佑二年,苏轼、苏辙兄弟俩和章惇为同榜进士。早年,章惇和苏轼结交于陕西,后过从甚密,无话不谈,是为颇有情谊的好友。但在宋哲宗赵煦亲政后,苏轼反对王安石的激进改革,并进谏哲宗皇帝好好学习,远离女色,宋哲宗颇为不悦。
章惇、蔡卞当权后,因与苏轼政见的分歧,以“讥刺先朝”的罪名将苏轼降职免官,于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贬置苏轼至岭南惠州。岭南彼时为蛮荒之地,瘴气盛行,语言殊异,苏轼在惠州以苦为乐,写诗曰:“为报诗人春睡足,道人轻打五更钟。”
诗传到京城,章惇听后更为恼怒,他嫌苏轼在逆境中也能这么逍遥,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再贬六十二岁的苏轼为琼州别驾,发配儋县。身为宰相的章惇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不准苏氏兄弟在官舍居住。于是,苏轼只得租用民房栖身。但是,苏轼仍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虽然在海南住茅屋,还写下了“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这样的诗句。
宋徽宗即位后,章惇失势,被贬到雷州。不念旧恶的苏轼非常怀念与章惇的“同年”之谊,为其遭贬后的生活、健康而牵挂。在给章援的覆信中,苏轼叮嘱他好好照顾年迈的父亲,多备些“家常用药”,“切不可服外物”。苏轼还给病中的章惇寄去一些药方,嘱其多多保重自己。
苏轼对迫害过自己的章惇,仍像对老朋友那样,关爱有加,不计前嫌。他的宽容大度,如此博爱、宽厚的胸襟,为后人所敬仰。
篆刻(下)
对比汉印,再看近代篆刻,真是差别很大,无论多大的盛名,都是无法和汉印相比的。那是一种雍雅高贵之美,一种精整大气之美;平和之下展现博大、理性之中彰显机趣。
今人更多的是一种随意,时下流行一个艺术名词:松动,松动背后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松垮和松散,反映的是随便,不喜欢约束。欣赏吴齐派,崇尚近代风貌,其实是追求一种激越,一种跌宕起伏。
这也正是近代艺术的蜕变走向:纯正典雅被跌宕随便所取代,更加注重了艺术的表面形式的极尽变化,内蕴日趋单薄。而他们的末流,更是形成风气,所形成的负面积累,几乎都被当代印人所继承下来。
浙派的开山之祖丁敬早期曾受到皖派篆刻的影响,他不满当时风气,写了一首诗:
古人篆刻思离群,舒卷浑同岭上云。
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
诗的前两句,表面上是赞美古人,但骨子里反映的是他自己对篆刻艺术一种“思离群”的思想和抱负,另辟蹊径,开创一代印风。这首诗写的极有气势,更多的是被人藉以反叛传统,施以胆敢独创的舆论支持。这些理念对后世影响深远,正是今日个性张扬、藐视传统的豪言滥觞。
吴昌硕身跨两个时代,对后世影响也是巨大的。以奇肆的石鼓文刻印作画,大气磅礴,今天与精整的汉印放在一起再看,却感到一种破碎感,不复有早年之韵,粗头垢服这一特色几乎被当代印人接受,并发挥到了极致。用各种方法敲击破损,以求古朴苍劲,虽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人为痕迹依然。
又如邓散木,章法的过度讲究和边栏的刻意雕琢,有失自然之趣,更好像木块的堆积。齐白石亦曾有“不知有汉”之言传世,与其他名家相比,可能是汉印内蕴最少的。
有人说从学科角度上讲,他以绘画的立场审视篆刻,对传统篆刻理念的阐释和理解都是片面和有破坏性的。无论他的书和印,都是以倔强尖锐、锋芒毕露之观,体现雄强纵横之意。
老辣猛利,参差不齐,往往以险造势,锐利至极,旋如铁片一般锐薄。章法疏密欹斜,对比强烈,更注重追求视觉冲击力。在这一点上尚不如吴昌硕的内敛而有笔意。
所谓的朱文并笔,线条重叠,更多的是外在的形式设计,内蕴非深。这种欹斜对比,被今人作为制胜法宝而神话。单刀冲刻,霸悍之极,尤具平面扩张感,确实开一代风气。
这一切都能直接展现在貌似繁荣,极度纷扰的当代篆刻上。看看时下印坛,个性张扬、奇形怪异成为风尚。据估计当代从事篆刻者已有万人之众,获得省级以上书协会员资格的印人约2,000人。
真是空前繁荣,各种展览和名目繁多的大赛让人眼花缭乱,为了急于成名,追求展厅效应,更加注重视觉冲击力和个性面目的形成,这在入印文字的泛滥,刀味外在的恣意狂怪,印面的奇异,形式的美术图案化上尤其明显,这与当代书法如出一辙,更多体现的是标新立异,消减甚至背离了篆刻艺术的传统样式。
在极度个性张扬风潮下,只追求过度火爆的印面效果而藐视传统,以荒率的制作方式,粗俗的文字,狂野的外表形态而风行一时,源于投机心理和极端的功利心。篆刻的审美绝不仅仅是视觉形式,还来自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个人的修养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远离篆刻艺术的本质特征,背离了金石学传统内涵和样式,将是无根之木,反映了人心的没落和变异,在名利的驱使下,艺术标准愈加低下。
篆隶艺术自秦汉之后,沉寂千年,至明清方被解读出来,并被发扬光大,其中篆刻被开拓成与书画相并论的艺术门类,真实的用意自然是为今天作的安排。清代金石考据之风盛行,后人的解释是当时的文人慑于文字之祸,而转向学术研究,其实并非那么回事。
晚明禅悦之风与阳明之学结合,激扬出一股否定经典束缚、追求个性解放的叛逆思潮,宣扬三教合一,赞美人欲为主题的传奇《牡丹亭》,徐渭的大写意,陈洪绶的变形人物画都是这一风潮的回响。
书法尤以明清之交的傅山、王铎狂草而盛极一时。但大清立朝之后并未延续此路,相反却极淡化了这种风潮。以圣祖崇董,乾隆尚赵,仍是二王书风的正统延续。狂放和变形之风亦未成为当时书画之正统,后人以为阻碍了艺术的个性发展,其实仍是进化论的套解。
有清一代,在金石、文字、历史的考证、学术研究方面,成就非凡,超越历代。一方面体现了大清皇朝的时代特色;同时也是神意的安排,对历史上的文化进行整理和梳理,而为今天所用;把历史积淀的文化艺术解读挖掘出来,展现给今天,在正法时期不至于落下。同时也为世人的归正找回上古文化传统时搭建一个平台,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
篆刻(中)
黄士陵印风秀美,反对残损,力求光鲜纯洁的效果,尤服膺赵之谦仿汉印那种光洁妍美、古气穆然的风格。拟汉印劲挺平整而绝无板涩,拟古玺则妙趣横生。线条畅达爽利,酣畅挺拔,简练平实中体现圆腴丰厚,以恬静的基调融入灵动的变化。文字饱满坚实,平正雍穆,饶有金石趣味。独张一帜,后世称之为“黟山派”。
他的篆刻与吴昌硕截然不同,吴昌硕善于对印章雕琢、敲击,他却懧为:“汉印剥蚀,年深使然,西子之颦,即其病也,奈何捧心而效之。”
还有被称为“霹雳一声,震惊艺坛”的齐白石。齐白石学晚清诸家,又从《天发神谶碑》、《三公山碑》得到启示,融秦权、汉急就章气势入印,一变浙派碎刀短切法的慢刀,用单刀直冲法,刻印如快剑斩蛟、气势爽利、纵横弛聘、犀利老辣。将圆转的线条变成方折,其篆法大胆作隶化楷化处理。
他的章法布局强调疏密对比,欹斜倜傥,线条粗细不匀,极尽变化。60岁时进行所谓的“衰年变法”,刻意求变,确立了大刀阔斧痛快淋漓的印风,人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以独特的风格形成了“齐派”篆刻艺术,成为一代宗师,对现代篆刻影响极大。
此外赵古泥、陈衡恪、赵叔儒、王福庵、邓散木、来楚生、陈巨来等各称名一时。
篆刻一道,虽称小技,却意蕴非凡,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早年看到美术课本古画上的印章,很是欣慕,其中一方葫芦印,尤觉有趣;曾捡些风化石戏刻。高考后暑假无事,尝去赶集看摆摊刻塑料章者。大学期间,方有机会见到印石,买了一些刻着玩,当时只是用铅笔工整描上,细致而刻,有文字、图案,自感不错。
因为过于工整,线条太光滑,被人指出,为避此就刻后用刻刀对线条乱敲,以显锯齿状,仍然不美,常常刻了磨去,磨去再刻。以致白文印越改越粗,朱文印越改越细,完全是雕削而出,毫无韵致,渐渐失去兴趣。很长时间不愿动刀,有人送来石头,也一拖再拖,有时拖上一年也不愿动手。
表面上感觉经营麻烦,刻的焦头烂额。真实原因处于一种两难之境。都说印宗秦汉,汉印是篆刻的精华,可最爱看、最能打动的还是清代民国期间的流派印。还是看着吴齐篆刻有劲,这种状况持续了很久,甚至得法修炼之后很长时间里,仍没有改变。
随着修炼提高,清除了很多东西之后,才渐渐突破了这种观念。慢慢体悟到汉印的美妙。
“印宗秦汉”实际更多的是体现在宗法汉印上。汉印整体气息端庄而平和,不激不厉,不温不火,遒劲中含蕴藉,刚健中见醇厚,堂堂正正,既有庄严而雍容的气派,又给人以宁静安详的感觉,于凝重、醇古的风貌中展现一种博大恢弘的气格,这正是汉印风格的精髓所在。
汉印风格所体现的方正、平和、博大、醇雅的审美倾向,也正是传统文化的精要。《论语》云:“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乐”之所以让孔子如此陶醉,就因为它是具有庙堂之气的庄重典雅、醇和古朴的正音;汉印正是古人心目中的韶乐。汉印所蕴含的审美意趣和纯正风范,影响了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印人。
汉印章法以平正为基调,但平正而不平庸,平正而不单调,汉印布局在总体平正的体貌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变化。虚实照应,动静搭配,奇正相生,无论怎样变化,又都能平衡和谐,统一于总体平正格调中。
这种平正体现的是一种规矩和秩序,是汉印的最高品质,它是一种纯粹之美、大气之美,更体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天籁之美。
古人的行为举止有种要求“坐如钟,立如松”,表面看上去是一种行为规范,它的实际意义却存在于精神和道德之中,一个坐如钟、立如松的人,大体上不会是什么鸡鸣狗盗之徒。堂堂正气,锻造博雅高致之韵,荡除逞智弄巧之趣味,是汉印的高贵品质所决定的,这也几乎是所有传统艺术的主旨。
汉印表面上平正,似乎章法很简单,其实平淡之中蕴含深意和变化。汉印章法中最为可贵的品质是平实,而不是机巧,虽然它并不乏机巧。这种平实无华正是汉印的至味。高雅大气,这是一种大智慧。汉印艺术在千百年后能使那些千奇百怪,外形张狂者相形见绌,这是智慧的光芒。
虽然清代篆刻艺术成就卓著,其实都是从上秦汉印艺术蜕化出来的,更确切的说都得益于汉印,无不是学习汉印的结果。晚清争奇斗艳的各类风格,不同的技法,都是在汉印中脱胎出来的。往往是借汉印的某一点或某种特色,进行强化和放大,从而展现鲜明的个性。印章与隶书在汉代创造了后世无法逾越的辉煌和高度,是后世取之不尽的艺术宝库,也是今天归正的参照。
篆刻(上)
“篆刻”二字,最早见于扬雄的文章:“童子雕虫篆刻是也”。泛指一切雕琢技法,后来专指所谓的治印之学。
篆刻又叫印章,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可以简单的理解为篆书加雕刻;以刀代笔,集书法、绘画、雕刻于一体,为“诗书画印”传统四艺之一。
印起源于三代,兴于秦,盛于汉,元明之后文人治印开始,名家辈出,成就辉煌。
在周代,印统称为玺或玺节。秦代唯皇帝用印才可称玺。汉承秦制,天子称玺,一般臣下称印、印章或章。
隋唐以后的官印,尺寸逐渐变大,多为九叠文。武则天执政后,因恶“玺”音同“死”,下令改玺为宝,唐玄宗以后,宝作为皇帝之玺的专用名称,一直沿袭到清代。宋元以后,对印章还有其它称谓,如关防、押字、符、契、记等。印章作为信物的特性,古今基本未变,但唐宋以后不断出现的闲章,可以说明印章有逐步向艺术欣赏转化的趋势。
到元代,大书画家赵孟俯创圆朱文印,自书印稿,交工匠刻制。后王冕发现花乳石质软色丽,很易受刀,开启了文人刻印的先河。明清时代印人群起,追逼秦汉。在几代印人的共同努力下,印章的审美价值越来越突出,从清代起,印章已经上升成为与书画并列的独立艺术。
明代后期,文人刻印已蔚然成风,出现了几种情况:一是文彭、何震为代表的文人篆刻家大量出现;二是石质印材的广泛使用;三是《集古印谱》的流行;四是大批印人仿汉印风的兴盛。这几件事互相影响,篆刻艺术得到空前的发展,印坛流派纷呈,繁星丽天。
以何震为代表创立了前期徽派,并有苏宣、朱简、汪关为继;后期徽派则以清初的程邃为代表,强化了文字的笔意,气象浑厚,线条凝重,用刀沉郁不露锋芒。
随即以丁敬为首的浙派崛起。丁敬力挽时俗矫柔妩媚之失,于文何之外别树一帜,为浙派开山之祖,“西冷八家”之首。丁敬以切刀法,行刀缓缓渐进,刀法轻重有致,钝拙见胜,线条变化丰富,有强烈的节奏美,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孔云白着《篆刻入门》载:“当徽派盛行之际,有西泠丁敬突起,乃夺印坛盟主之席,开千五百年印学之奇秘,世称浙派之初祖也。”
继丁敬而起的蒋仁、黄易、溪冈进一步强化和提炼丁敬的技法,使浙派印风得以完善和定型,称西冷前四家。与陈鸿寿、陈豫钟、赵之琛、钱松合称西冷八家,是浙派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们善用切刀法,刚强端凝,古朴苍劲,影响深远。
浙派对汉印的改造,重在刀法;而徽派在汉印基础上求变,重在文字的笔意。后期徽派代表人物是邓石如和巴慰祖。邓石如较程邃晚半个世纪,他的篆刻更多益于书法,是世所公懧的“印从书出”、“以书入印”。
特别是朱文印,光气剡剡,不可逼视,他在印章布局上强调章法的对比效果,提出了“计白当黑”、“疏处可使走马,密处不使漏风”的独到见解。
邓石如刻印,用刀猛利流畅并辅以披刀,他运刀着力点不在刀尖而在锋脊,迎石冲披,作品爽利洒脱,苍劲浑厚,凝重流畅,刚柔相济,方圆并举。邓石如的篆刻艺术在明清印坛地位显赫,对清代中后期的印坛影响至深,被称为“邓派”、“皖派”或“新徽派”。
邓的传人吴攘之继承了这种风格,并加以完善,灵动活泼、运行流畅、饶有书意。而徐三庚得其妩媚,章法夸张,疏密跌宕,也有一定影响。
篆刻艺术发展到了晚清,从明代文彭至此,约三百年历史,篆刻艺术通过发展和创新,在晚清时期把明清篆刻艺术推向顶峰,从而出现中国篆刻史上第二次兴盛时期。提升了篆刻家的艺术地位,并使得篆刻逐渐脱离依附书画的从属地位,开拓了门类独立的新境界。
一时云间派、莆田派、如皋派、虞山派纷纷登场。随后篆刻艺术愈加兴盛,师承关系越来越复杂,考古学、文字学、碑版学的丰富,篆刻活动再难以地域划分。此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晚清三大家赵之谦、吴昌硕、黄牧甫。
赵之谦博学多采,把篆刻取法范围扩大到钱币、诏版、砖瓦、灯镜铭文、封泥、碑版、北魏造像等,自称:“取法在秦灯汉诏之间,为六百年来摹印家立一门户。”气魄很大。他的仿汉之作,不追求故作斑驳的赝古效果,而是力追汉印古朴浑厚,蕴含一种静穆气息。
吴昌硕也是多才多艺的大师,诗书画印精绝,尤以雄浑的石鼓文笔意入画刻印,大气磅礴,名重一时。篆刻突出笔意,刀法自如,冲切披削兼使,用钝刀硬入,强化了笔画锐钝、方圆、轻重的变化,所表现的是:古朴、豪迈、浑厚、苍劲的风格。
他还一洗前人旧制,用敲击、磨擦、凿、刮、钉等多种手法造成印面残缺破损的古朴之趣,以印章斑驳的形式来表现浑厚的金石味,形成了自己的高浑苍劲的风格,影响巨大,并名播东瀛。
浅说篆书(下)
李阳冰尝叹曰:“天之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李阳冰以篆书为己任,始学李斯《峄山碑》,承玉筋笔法。线条上变平整为婉曲流动,显得婀娜多姿。暮年所篆,笔法愈见淳劲。
自称:“斯翁(李斯)之后,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道也。”大诗人李白有诗云:“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清代孙承泽在《庚子消夏记》中也称,篆自秦汉而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李阳冰不仅重振小篆书体,又因成就突出,后人将他与李斯并称为“二李”。《宣和书谱》称:“自汉魏以及唐室,千载间寥寥相望,而终唐室三百年间,又得一李阳冰,篆迹殊绝,自谓苍颉后身,观其字真不愧古作者”、“方时颜真卿以书名世,真卿书碑,必得阳冰题其额,欲以擅连璧之美,盖其篆法妙天下如此。议者以‘虫蚀鸟兽’语其形,‘风行雨集’语其势,‘太阿龙泉’语其利,‘嵩高华岳’语其峻,实不为过论。”
邓石如,清代中期一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书法大家。隶从篆出,篆从隶出,以长锋羊毫作书,尽洗前人拘谨刻板纤弱之习,创造流走奔放、沉雄朴厚,具有鲜明个性特色和时代风貌的书法艺术。成功之处在于善于蓄势,孕尖于圆,在匀力运笔至画末时略提笔,锋露而收。晚年至画末处,稍加驻毫,即提笔回收,故得浑圆朴厚之劲儿祛怯薄之病。
邓石如以中锋圆笔入纸,杂锋铺毫,戛然而止,猝然提笔,辄成方笔,有斩钉截铁之力,“绝岸秃峰之势”。团结紧密,固若金汤,至空白处,则长脚曳尾,极尽刚健婀娜之姿。章法纵无行、横有列,气势连贯,“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浑厚华滋、极有质感。纵横开阖,雄强豪迈,犹如高山飞瀑。
邓石如书一经面世,立即震动干嘉书坛,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推为神品第一,康有为亦推崇备至,“完白即出之后,三尺之僮仅解操笔,皆能为篆。”被日本书法界奉为圭臬。
小篆一道,成熟于秦,李斯负盛名,此后篆法终绝,至唐李阳冰,复得小篆之妙。此后小篆渐趋式微。十八世纪中叶,王澍、钱坫、洪亮吉、孙星衍率先拉开了清初篆书中兴的序幕。
1783年,这一年邓石如四十岁,正是从南京梅家学书的最后一年,1805年是邓石如去世的一年,二十年间,这位完白先生再一次将篆书推上了一个世人再也无法企及的高度。中间虽然时有名家涌现,尽管坚守古法,只是未谙要义,多呈浇薄之象,难于此三家抗衡。
相传李斯被赵高所谗害,曾诱逼李斯授篆法之诀,未果,李斯仰天大笑曰:“秦篆生自吾手,不意竟亦随吾而灭!”“吾后九百四十年,当有一人代吾书迹。”时秦二世二年冬,岁在癸已,即公元前208年,秦篆遂绝。后九百四十年,唐开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岁在壬申,李阳冰生。而后再九百多年,邓石如生,当非巧合。
小篆体势婉转,人称“婉而通”,其实更体现的是大气肃穆,庙堂气象。那规整圆匀的笔势,感受的是万钧之力,篆书自明末赵宦光重笔情趣变化始,清代中叶以降,以丰富的提按起落笔法打破“玉箸”均匀模式;至邓石如以隶书之方折易二李之圆转。
所谓的提按,即是有了粗细变化,节律变化日趋丰富,而内蕴逾薄。比如徐三庚篆书,实是媚弱花俏。但其中被人忽视的,是邓石如参以隶法,即以隶书的笔法去写篆,写的婀娜多姿,尽管偶遭时人非议,但被大多数人接受,以其深厚的功力和盛名,开启了这扇大门,带来深远的影响。
隶可如篆,行书也可入篆,继而草书入篆,草篆、草隶纷纷出场,不知不觉中已改古法。
晚清民国各体书互相夹杂,更让人眼花缭乱。晚清大家吴昌硕,所写石鼓文,大气磅礴,早年懧为真是天下第一,无人可与匹敌。并引入篆刻、绘画,满纸烟云,酣畅淋漓,让人佩服的五体投地。
其实他也是用草书笔法写的。有一次看到印刷精良图的书,真正的石鼓文并非如此。至于齐家篆,走的更远了,纯以方折,笔势粗壮,犹如木桩而乏韵。
所谓的名声,因为他们这一代的努力,才出现了今日的书坛的乱象。在人类文明走向最后的时候,人的观念,艺术标准,愈加混乱和低劣,如果循着这条线往上看,有时就能看到其中的因缘。
其实篆隶之书,高古超凡,汉代之后,千年沉寂,后世之学,往往未谙妙要,清代篆隶一度中兴,终亦未能达到上古之境,只是为今日书学的归正搭创台阶。历代高士,或有承传,高妙者,也不在少,为什么没有留下呢?
此时已非主流,行草盛行,况多是出世之人,故而未曾留下,因为历史另有安排。我们细心看去,其后名家纷纭,尽管光彩夺目,无论如何耀眼,其实只是历史的安排过程。
上古大篆,留迹极少,笔法未能传下;唯小篆一体,字形存世完备,又有二李书迹,虽然不是墨迹,尽管都是刻石,慧者亦可从中悟道。神为人造了通天的字,也留下了通神的书法,由于后世人心的变异和道德的下滑,就不能再展示给人,这也是笔法渐次失传的一个原因,尽管如此,历史所留,也足以给人以回归的参照。
浅说篆书(上)
篆书,是上古文字的合称,包括甲骨文、钟鼎文、大篆和小篆等。其中甲骨文质朴高妙;钟鼎文也叫金文,字体雄伟、凝炼厚重;大篆,为西周后期太史籀所创,也称籀文,《石鼓文》就是其中的一种,也是今天所见到最早的石刻文字,用笔雄强浑厚、朴茂自然。小篆又称秦篆,由秦相李斯所制。有时又把小篆以前的文字统称为大篆。
小篆线条粗细均匀,藏头护尾,不露锋芒,圆润之中颇见筋力;结构上注重点画的均衡匀称,形成修长、端庄、平正的形体。布白划一,排列方正;风格上,清新秀丽,婉通流畅,有整齐流动之美。
从书法史的角度看,秦代是以小篆光耀史册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带百官巡视各地,刻石记功,今存有《泰山刻石》、《琅玡台刻石》、《峄山刻石》和《会稽刻石》等,皆为李斯所书。观其运笔流畅飞动,转折处柔和圆匀,挺遒流畅,笔笔如铁线;结体端庄严谨;字形稍长,造型健美;分行布白体势工整。
唐李嗣真云:“李斯小篆之精,古今绝妙。秦望诸山及皇帝玉玺,犹夫千均强弩,万石洪钟,岂徒学者之宗匠。亦是传国之贵宝。”笔画如箸,又名玉箸篆,画若铁石,字如飞动,刻诸名山,铭于钟鼎,为不易之法。
汉魏时期曹喜、许慎、蔡邕皆工书,篆隶绝世。汉碑篆额较多,《袁安碑》、《袁敞碑》、《正始三体石经》等皆传世名迹。
唐代李阳冰承《峄山碑》笔法,以瘦劲取胜,结体纵势而修长,线条遒劲,笔画从头至尾粗细一致,婉曲翩然,谓之“铁线描”。清孙承泽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然予曾于陆探微所画《金滕图》后见阳冰手书,遒劲中逸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变化开阖,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雨集,时谓之“笔虎”。
将小篆书写到尽善尽美的地步,博远之外,颇具清丽意象。唐吕总说“李阳冰书若古钗倚物,力有万夫,李斯之后一人而已。”传世刻帖有《三坟记》、《城隍庙碑》、《谦卦铭》、《怡亭铭》、《般若台题名》等。
宋代的徐铉自谓得师于天人之际,精于小学,工篆隶,笃好李斯小篆,曾受诏校《说文解字》,徐铉篆书,深谙古法,点画皆有法度,但骨力总不及李阳冰。一个偶然机会获见《峄山碑》摹本,潜心学习,终愈发纵横致逸,气格多古。现在立于西安碑林的《摹峄山碑》就是由他的学生郑文宝书写的。
元明之间,习篆者不乏其人,吾邱衍、泰不华、李东阳、宋璲、文征明等各有特色。
清代金石考据风盛行,篆隶之书大兴,涌现出许多大家,王澍、洪亮吉、孙星衍、桂馥、钱坫、邓石如、吴大征等皆一时名手。洪孙难分甲乙,唯剪毫作书,同于王澍,并沿用吾邱衍法,收出旋笔使圆。嘉庆时邓石如崛起,震动书坛。
邓石如,号完白山人,布衣终生,工各体书,以篆书造诣最深,可称斯冰后第一人。篆隶书凝重遒劲,质朴浑厚,能于紧密中见疏阔,严整中求变化。既老成持重,又清秀洒脱;行气整饬工稳,体势森严刚毅,韵度豪迈醇厚。其篆舒展宽松,字体修长,有纵横辟阖之妙。影响巨大,晚清吴熙载、赵之谦、吴昌硕等均受其影响。
清末乃有杨沂孙,从猎碣入手,参以钟鼎款识,自谓历劫不磨。吴大征,平整匀净,凝重简炼,中年杂参古籀,别辟蹊径。徐三庚篆书姿媚绰约,或藏或露,起伏顿挫,时人谓之“吴带当风”。近代吴昌硕,专攻石鼓文,变横为纵,用笔遒劲,气息闳深,不拘成法,朴茂雄健,结体以左右上下参差取势,自出新意,前无古人。
小篆具有统一、严整、秩序的形式美,又蕴含着深沉、冷静、清傲的理性美。小篆自初建之时,何不是体现了大秦帝国严整肃穆之风。小篆一如兵马俑中的战士,严整肃穆,高贵而不可侵犯。唐王朝李阳冰的《般若台》、清朝邓石如的《白氏草堂记》,哪一个不具有力可扛鼎的力量。
秦始皇刻石,将其立于名山之巅,则是用以炫耀他统一六国的功业,作为帝王的威严、自信与长治天下的意愿。然而在秦刻石这一精神目地实现的过程中,同时也创立了一种可以使书法更长久留存的形式,开拓了一个新的艺术天地。
中国书法艺术的两大系统,一为碑系,一为帖系。秦刻石则是在此前石鼓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碑系开山之作。李斯秉承天命,创制小篆。从《峄山石刻》可以看出,李斯的书法运笔坚劲畅达,线条圆润,结构匀称,点画粗细均匀,既具图案之美,又有飞动之势。
书艺之高超掩灭先轨,散绝后贤,使一切写小篆之人皆难入其境。观其书法,用笔似锥画沙,劲如屈铁,体态狭长,结构上紧下松,平稳端严,疏密匀停,雍容渊雅,有庙堂之概。唐张怀?则称颂李斯的小篆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书断》论曰:“画如铁石,字若飞动,斯虽草创,遂造其极。”
李斯,为秦王统一六国立下功绩,又因害死韩非、他与赵高合谋,伪造遗诏,迫令始皇长子扶苏自杀,立少子胡亥为二世皇帝而遭非议。最后被胡亥腰斩于咸阳,并夷三族。如此争议人物,竟是小篆的开创者,所写的小篆,千年而下,竟没有超过的,真是不可思议。
李斯之后,小篆千年沉寂,至唐李阳冰出,方为一观。李阳冰在唐代以篆学名世,精工小篆,圆淳瘦劲,被誉为李斯后小篆第一人,对后世颇有影响。自秦李斯创制小篆,历两汉、魏、晋至隋、唐,逾千载,学书者惟真草是攻,而篆学中废。
王羲之巧惩恶霸
相传王羲之(西元321—379年)在担任太守时,曾断过一件案子。一天,有个叫阿兴的猎人,到衙门告状:若干年前,阿兴的父亲,在深山打猎,被一只斑额老虎追赶,跌下山崖,一命呜呼。
阿兴为了安葬父亲,曾向当地大财主鲁宋,借用一块荒地。那天正遇鲁宋为母亲庆贺八十大寿,正在兴头上,听了阿兴的要求,就爽快地说:“这事容易,但你需送一壶酒,为我母亲祝寿。”阿兴为此,特意卖掉了一张狼皮,置了一壶酒,送去为鲁母祝寿。第二天就将父亲安葬在鲁宋指定的荒地上。
以后,阿兴继承父业,以打猎为生。他吃得起苦,熬得起夜,而且臂力惊人,枪法精通,慢慢发达起来。最近,他在深山捕杀一只斑额大虎,不仅为父亲报了仇,而且将这只老虎卖得数百两纹银,于是置办酒菜,与乡邻同享。
正当众人喝得酒酣耳热时,财主鲁宋,带领家丁,前来索债。阿兴慌忙申辩:“我与员外您素无钱财往来,当初员外好意,送给我一块荒地葬父,小的已依照您的要求,孝敬了一壶好酒。此事已经了结两清,不知员外因何还要索债?”
鲁宋说道:“我此来,正是为那块地的事,当初我要的是‘一湖酒’,你只给了‘一壶酒’,如何就算了结?想我那块地,系风水宝地,岂是一壶酒就能买下的?”
两人当场就争执起来,众乡亲也来作证,说当初讲明的是一壶酒。无奈鲁宋财大气粗,众人说他不过,于是众人就劝说阿兴:到府衙告状。王羲之接过状纸,明白:是鲁宋恃强欺人。但他当时也不作判断,命阿兴回家静候消息。
当天,王羲之带着自写的一幅〈乐歌论〉的墨迹,来到鲁宋家中。只见鲁宋家深宅大院,院前小河连通村外大河,河内鹅鸭嬉水,鱼虾浅游,果然富甲一方。鲁宋见太守微服来访,连忙迎进客厅。王羲之说道:“我对阁下的土产颇为喜爱,愿以我的〈乐歌论〉字幅,换你一活鹅。”
王羲之是有名的书法大家,一字能值千金,一篇〈乐歌论〉真可谓价值连城,一只活鹅,又何足道哉。鲁宋当场就慷慨应允。王羲之当即将〈乐歌论〉字幅留下来,让鲁宋第二天拿着活鹅到府衙来。
第二天,鲁宋捉着一只活鹅来见王羲之,王羲之笑道:“我的字幅岂只值一活鹅?我要的是一河鹅!”王羲之又将阿兴传来,站到一旁。然后,王羲之高坐大堂,吟道:鹅不论河,酒岂论湖?假以“河活”辨“湖壶”,为的是严惩刁徒!说着,王羲之便把阿兴的状纸,丢给鲁宋。鲁宋看完阿兴的状纸,这才知道自己成了被告。
这个恶霸鲁宋,虽然一贯欺压乡民,但毕竟不敢在朝廷命官、堂堂太守面前,逞凶卖横。只得连连磕头懧罪说:“小人不敢再刁难阿兴,请上官恕罪!”王羲之当堂将这个仗势欺人的恶霸,杖责四十大板,令其将〈乐歌论〉交还。
这个判处,令阿兴欢天喜地,令鲁宋垂头丧气,给老百姓出了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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